断代的商业精神

     2008年，汇源老总意图将公司资产易手跨国巨子，遂一石激起千重浪，各种言论甚嚣尘上，究竟是品牌无国界，还是企业家缺乏民族精神，但终究因法律上的原因而未能成事。此后，金融危机伊始，民族资本开始走出国境，涉足海外兼并。时至今年，山西省政府的十号文一声令下，国有的煤炭企业开始收编煤老板，国进民退一时间争吵得不可开交，时至岁末，此格局稍有松动。此外，中石油团购门、中石化天价吊顶事件也引发了持续的关注。
    上述事件，基本上包含了中国企业一百多年来的始终不解的问题：一是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二是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三是企业资本和公民责任。历史已经过去，话题却不能被遗忘。根据唐德刚先生的看法，中国从清末开始进入历史上的第二个三峡，从1840年开始至少需要200年的时间，这个可怕的三峡阶段会在2040年结束。现在看来，唐先生的看法也是非常乐观，到如今我们甚至连变革的方向都尚未明确，更罔论成败。在这里对中国发展变革的检讨，仅集中于中国的现代企业发展历程。
    如果希望更好的理解中国企业精神的话，那么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历程不得不察。去年冬天，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读出了三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冷暖，今年，藉由作者的宏大叙事，由《跌荡一百年》中一窥中国企业百年兴衰罔替，为上述问题提供更加系统的思考和理解。近代中国积弱积贫，从洋务运动到实业救国，从抵制日货到民族资本壮大，从官督商办到官僚压榨，从自由生长到被国家征收，中间战争、变法、革命、复辟之事，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倒更像船过三峡一般起伏跌宕。
    近代以来，我国屡遭列强欺辱，商业更是遭受挤压，因此，民族企业伊始，便带有和外国企业竞相争夺的题中之意。李鸿章创办的招商局等一系列洋务，都是在和外国公司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洋人的公司当时十分强势，甚至于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即所谓的买办都能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由此可见一斑。那些投身于实业的先人，如郑观应，舍弃洋人之厚禄强挽，终为国家效力，如卢作孚者，尽其全力保护工业资产，夥矣夥矣，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始终不应当被历史忘记。正是他们形成的群体，开启了国民经济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列强如日本者，几度将中华民族置之死地，战争战之则败，几度让整个国家沮丧，但凡如商战者，其作用不可埋没。时至今日，欧美各国仍然以战争和金融作为前导，在世界上维持既有的经济秩序，保持所谓的“无发展增长”，由其继续保有财富增加的利好，而让其他国家承担相应的成本，即所谓的“结构增熵”。近百年来的历史向我们昭示，缺乏现代民族意识的国家是可悲的，缺乏独立国家意识的民族是可叹的，缺乏实力的国家是要挨打的。近代的中外商战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纵然以天下为担当，却也是以民族的强大势力为基础的，如二十世纪初之美国。从长期的历史看来，所谓品牌无国界，或为数典忘祖，或为目光短浅。
    关于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更是夹杂着国有和官僚资本的倾轧，民营企业从其创办的第一天起就多灾多难，军阀混战政府更迭，不改变的永远是对民营企业的压榨。从晚清的官办压制民办，到民国搜罗财政支持几乎使出无奈手段，再至日本残酷吸血，以至后来的国有化，民营企业除了能够在难得的喘息时顺势而上，在多数时候是在夹缝中生存，到了最后更是“不知下落”。民营资本作为极有优势的资本形式，应当在国民经济中的非战略性行业中占有主导地位，换言之，官办资本不应当在这些领域与民争利，也不应当适用垄断性资源挤兑民营资本。但是这一陋习至未改。收购煤老板虽非著例，但是现有的垄断体制不打破，难以发挥出最积极的经济驱动力，也难以实现新的进步，更难以防止腐败丛生，不能剪除衰落的祸根。
    除了上述制度，内在的商业文化精神更加让人难以释怀。当代的商业，中国传统的晋商、徽商所坚持的注重信用、国民责任也渐次失却，殊不知中国近代的商业巨子，有多少是怀抱家国天下之心从商的，在商业成功之后又有多少人投身社会改造和公益，在国家有难的时候等高一呼，奔走呼告。此次煤老板被收编，稀有帮掇之声，其极其负面的社会形象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悍马撞人、包养二奶、黑煤窑等等之下焉能有崇高的人格？当年陈嘉庚虽然典卖企业也要建立厦门大学，荣德生纵然企业败落也要捐造一百座桥梁，张骞宁可自己坐三等仓吃素食也要支援教育和公益，等等，他们尽到了一个企业家的责任，也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责任，而改革开放之后的个别企业家们与先贤们相比，道义精神何在？
    等到掩上书卷，不觉天已拂晓，推开窗户，远方晨灯依稀，一阵寒风迎面扑来，瞬间让人异常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