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字典图书网
查字典图书网
杜拉拉比方鸿渐活得更爽：读《杜拉拉升职记》
偶然买了《杜拉拉升职记》，全书看完。此书名至实归，无需多说。
看到有一篇评论:《杜拉拉：七十年代人矛盾的工作与生活》，里面写到：
【如果要我为杜拉拉下个职业前景的预测，我并不乐观。她的今天仅维系于一份工作，而且处境似乎也并非最佳。从既往处看，她显然已经完全否定了她那些民企、港台企业的职业出身，从未来看，她也似乎已经碰到了职业的天花板，很难再有上升空间，尽管她对升职加薪一直是孜孜以求。从婚姻来看，30多岁，也未为自己定下终生——书的最后，她和王伟只是再遇，而并没有交待一定就是结婚。即便是结婚，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这意味着她的Base要从她喜欢的广州移到王伟的家乡北京，那并是她真正喜欢和熟悉的地方。】
我觉得这篇评论的作者，不及原书作者李可的立场鲜明。
《杜》对于拉拉在国企和港台企经历，一句话带过，可以解读为对中国旧经济制度（国企）和传统文化（港台）的否定。而李可在自序中也说，拉拉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字里行间是赞美和自豪。该书的推荐者也称赞该书“喊出了‘财务自由’的中产阶级口号”，立场非常鲜明。
当然，有人读了《杜》会说，自己不想去外企了：“文中那个李文华下面的杰生，30多岁了还只是一个主管，就算再能干也没用，其实现实这个样子很普遍” ；“看看公司里的人那么辛苦加班工作，在金字塔等级下苦苦煎熬，熬出头了当个经理也就20多万，得意成什么样”。这种评论是很典型的80后的评论。
杜拉拉的经历是典型的70后一代的代表，从国企，到民企，到外企。在外企工作的人，经常（自愿或者不得不）加班，工作不稳，竞争激烈，升迁缓慢，为什么还是继续在外企做？仅仅是为了钱或者虚荣么？我觉得不是。
这一代人大多有过在国企和外企工作的经历，最终选择了外企，其实是接受并且喜欢上了外企的企业文化，而外企的企业文化，又很大程度上是欧美文化的子集。
旧经济制度的企业里，工作是稳定的，收入是不高不低的，但是人却是不自由的；企业是很大的，人是很聪明的，效率却是低下的。这个命题今天的80后读者未必能理解，因为他们看到的有的国企也很不稳定，他们看到的有的国企收入还很高--这是中国社会缓慢变迁显现的不清晰的图景。
70后的一代人目睹了旧制度对人的束缚，于是寻找自由的出路，最终在外企落脚。他们愿意承受工作不稳定的压力，因为这是为了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命题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模型进行类比：如果你想自由换老板，你一定会主张，雇员可以自由换工作；OK，如果你主张你可以自由炒掉老板，那么，你不能采取双重标准，说老板不可以自由地炒掉我。
这个模型可以简单归结为，“主张即接受”，你主张一项道德标准，那么你也需要接受别人对你也使用这个道德约束。否则你就是在对人和对己上采取双重标准，那么你就是一个不那么纯粹的人，不那么高尚的人，不那么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从这个角度说，在外企上班的70后一代，有一点“为信仰而战”的意味--我喜欢这里的文化，我赞同这里的价值观，我愿意为此承受压力。这种感觉，是80后一代很难理解，更无法体验的。
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将《杜拉拉升职记》和《围城》比较，有些奇怪，因为《围城》的视野更大，更象小说；而《杜拉拉升职记》视野小，并且其写作目的主要是给职场新人一些指导，象一本专业书籍。
我觉得，这种差异反倒值得比较一下。
从前中国的作家和作品，无论是大视野还是小视野，作品以悲观的居多；所谓“江郎才尽”，人到混的好时，就懒得写小说了，只有忧郁时才写得出来。当代中国的作品似乎不再是这样，抛开靠赚钱的写手不说，一个作家（虽然李可不认为自己是作家）以写指导手册为目的写小说，本身就表现出了作家的乐观情绪。
而比较两部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方鸿渐和杜拉拉，同样是30多岁，同样是大学毕业，同样是从小地方到大上海，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显然，方鸿渐无论是婚姻还是事业，都不如杜拉拉。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都远未结束，但是拉拉的前景更光明，拉拉本人也更自信。
在内外交困的1940年代，钱钟书的《围城》以无奈的感伤，洞穿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1990年，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同样是描写寻求自身蜕变的中国社会，给理想主义划上了一个句号，但主人公小林的生活前景，却比方鸿渐要好。或者说，刘震云比钱钟书要乐观。
18年后我看不到新的描写转型期的小说，而是一个以自信的姿态，以讲故事的手段给“年轻的女孩子”传授对职场现实的操作。从前的男作家，男主人公，无奈的嘲讽，全局的视野；今天的女作者，女主人公，轻松的文笔，细致的操作，这些差异，显示了中国民族的进步。
这本小说的文字水平还是很高的，比如说写女人，杰生太太的出场不过是一次对话，对约兰达的概述只有一段，却足可以看到两种典型的女人。
象许多“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民族的许多女人一样，女人拉拉没有逃出“30岁未能定终身”的宿命。这本小说轻轻写出了这个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