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记者与倔强的书生

听说《后望书》出了全新修订版，何止是听说，新书已经在手。居然比老版的42元定价还便宜了4元。但还是更爱老版的装帧，书面长一点，宽一点，好像这类的书就应该宽宽大大。

翻出08年在报上的职务写作，晒一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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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波为《后望书》作序，开头就是 :“朱幼棣是现代都市硕果仅存的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当年，吴和朱都为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便常常是“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报道”。

    光阴似箭，如今老朱的身份已是政府官员（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以高级官员之姿写的这本《后望书》，被老友吴晓波评价为:行将绝唱的浩叹，并且“其意彷徨，一言难尽”。

    我不知道若干年后再来看此书，是否会唏嘘不已。或许那就是“后望书”三字的真正含义。


三门峡的无水淹没

    像我这样不懂水利的人都知道，三门峡大坝一直是新中国现代水利的标志性工程。但朱幼棣在首篇《三门峡——无水的淹没》一文中却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当初三门峡水库的正常水位被定于360米，附近的潼关老城、陕州古城都要沉没。可后来，三门峡的实际蓄水还未到达这个数字，就已经威胁到关中平原的安全，因而被迫降低。但虚高的水位造成的后果是:大量良田并未被淹没，上述古城也没有沉到水底，但居民已迁，历史上繁华显赫的古城在20世纪不得不成为一座“不淹而淹”的荒城、弃城。

    潼关、陕州、蒲州，因同样的原因尽失本色。王之涣咏叹过的鹳雀楼，上演张生、红娘爱情好戏的普救寺，杜甫写下不朽诗篇《潼关吏》的关中屏障，都消失在荒草中，或者现代楼阁的“雄姿”中。

    修水库是为了治理黄河，但当初请来的苏联水利专家并不擅长治理河道。而水利二字，自古对中华民族便有千钧之重。苏联专家拍板的工程，成了彼时中国人万丈豪情拥护的对象。

    历史是多么无可奈何，我们只能仰天长叹。时间又是多么公正，对与错，它都不会因人力而转移，亦不会放过。写到此处，朱幼棣笔端沉痛:“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紧迫与窘迫。因此，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的流程。”


忽必烈的绕弯政策

    领导人大笔一挥拆古城墙时，梁思成大概是那时最痛苦的北京市民，所谓“美的痛苦”。朱幼棣笔端一宕，继而写起了忽必烈修建元大都的旧事。

    元大都并非在辽金旧城（今北京城西南方）上改建，而是以北海为中心点重新规划。规划中的元大都方方正正，建于金代的庆寿寺（又名双塔寺）正在南城墙一线上，那么是拆还是不拆？忽必烈得知后，下令修改自己“钦定”的方案，将城墙绕了个弯。侥幸“脱逃 ”的庆寿寺，历经岁月洗礼，一直“活”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长安街拓展时被彻底拆除，消失人间。

    朱幼棣写道:而今每个地方都在破旧，“绕弯”一说却鲜在当政者的字典中。但历史是不可修复的面容，请在世者谨记。读到此，感到的是作者那份捶胸顿足和仰天长叹。


倔强的“书生之见”

    有人指责这本书不够客观，朱幼棣回应:“我没有意气用事。”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在矿里当过技术工人，在学校里当过民办教师。他调查过淮河、东北的高句丽遗址，暗访过私人金矿，“那里很乱，保镖们都是24小时带枪站岗”。即使后来任山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他也是一个有点“另类”的官，除了工作，余下时间都用来研究、考古、写作，周末无事便向朋友借车，寻访古迹遗址，天黑了就在路边小店吃饭投宿。

    吴晓波对这位老友的评价是“好古敏思，谦谦君子，有名士风”。以书见人，朱幼棣身上确实有儒家的风骨传统。孔夫子创立的“儒家”，并不是歌功颂德的拍马，而是一种倔强的情怀，只是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

    朱幼棣曾自谓，“我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不是一个‘门面’记者。”这本《后望书》在今年的新书中并不冒尖，甚至是很容易忽略掉的一本，光看书名，简直让人不知所以然，而读起来文风极厚重，文笔又极散，不让人轻松。所幸，在悄然不觉中，此书已经第二版，看来真正的好书并不缺少好的读者。


2008年，都市快报，独立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