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里,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里占主导地位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如果谁不这样想,谁相信人类行为有其内在性,那就等于是掉进了决定论的陷阱,就等于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就给了他一个无情的宣判:他的命运是写在他的基因里的。其实,社会科学发明了很多比基因决定论更让人心惊的决定论:弗洛伊德的父母决定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列宁的政治决定论、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与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同龄人压力文化决定论、约翰.沃森和B.F.斯金纳(Skinner)的刺激—反应决定论、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沃夫(Benjamin Whorf)的语言决定论。在一个世纪里,社会学家们告诉具有各种不同思想的人:说生物学因素决定行为就是决定论,而说环境决定行为就不违反人有自由意志的说法;动物有本能,人类则没有。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误导行为之一。”(节选自《第七号染色体——本能》)
“从1979年开始,他在世界各地寻找那些被分离开了的孪生子,并利用测试他们的个性与智商的机会让他们团聚。同时,其他的研究则注重于比较被收养的人与他们的养父母、亲生父母、同胞手足之间智力的差异。把所有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把成千上万人的智商测验结果集中起来,就得到了以下这个表。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百分比,代表的是两种人的智力之间的相关性,百分之百的相关性意味着两人智力完全一样,百分之零意味着两个人的智力完全无关。
同一个人接受两次智商测验87
在一起长大的同卵双生子86
从小被分离开的同卵双生子76
在一起长大的异卵双生子55
同胞兄弟姐妹47
父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40
父母与子女(没有在一起生活过)31
亲生父母不同却被同一个家庭收养的孩子0
没有血缘关系又不住在一起的人0”
(节选自《第六号染色体——智慧》)
是否在一起长大的同卵双生子之间的差异,以及是否在一起生活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差异,区别是环境(差距仅仅是10而已)。异卵双生子或者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关联系数(两者差别因素在子宫环境,为8),都大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联系数(本来应该是是父母与子女的基因匹配大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匹配),也许弗林效应是个解释:“每一代年轻人总是比上一代年轻人表现出更优异的IQ平均指数。具体而言,从1932年至1978年,美国年轻人的IQ平均指数提高了14点。”
而即使是那个10的环境因素,也仅仅是同龄人之间的生长环境,不包括家庭环境,原文表述如下:“但是让人目瞪口呆的结果,是那些有不同的亲生父母却被同一个家庭收养、一起成长的孩子,他们的智商分数之间的相关性是零。住在同一个家庭里对于智商一点影响也没有。”
继续引用《第六号染色体——智慧》原文:“对孪生子和被领养的孩子的研究当然可能会误导,因为毕竟这些研究只局限于某一类家庭。他们主要是白人中产阶层的家庭,极少有黑人或穷人家庭被列入研究之列。在美国的白人中产家庭里,如果读书范围和谈话内容大同小异,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有一项研究的对象是那些被另一种族的家庭收养的孩子,在这项研究里,人们发现孩子的智商与他们的养父母的智商有一点相关(19%)。但是这仍然是很小的效应。所有这些研究得到的一致结论,是你的智商大约有一半是由遗传决定的,不到五分之一是由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共同的环境——家庭——决定的。剩下的是子宫的作用、学校的作用和其他外部影响,比如朋友的影响。即使是这个结论,也有点误导。你的智商不仅随年龄会有变化,遗传因素对它的影响也会变化。现在你长大了,积累了很多经验,遗传对你智力的影响也增加了。你会说:什么?是减小吧?不是的。在儿童时期,遗传对智商的影响占45%,到了青春期后期,就升到75%了。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内在的智力逐渐显露出来,其他因素对你智力的影响渐渐消失。你会选择与你的能力、喜好相符的环境,而不是调整你的能力、喜好去适应环境。这证明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基因的影响并不是从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起就固定不变了,环境的影响并不是一直不断地累积的。智力是遗传的不等于它是不变的。
所以,有证据表明,让孩子接受更好的、高强度的教育确实可以戏剧般地提高孩子的智商,但这只是暂时的。小学毕业的时候,那些曾经在“好的开端”这样的早期教育班里受过教育的孩子,与其他没有上过这些班的孩子已经没有区别了。”
“我们现在知道,几乎所有用来显示父母影响塑造我们性格的证据都有缺陷。在虐待儿童与在童年曾经受过虐待中间,确实有一定联系,但是它可以完全用遗传的性格特点来解释。虐待儿童的人,他们的孩子从遗传得到了虐待他们之人的性格特点。研究发现,在把这个因素考虑到之后,后天因素就没有什么决定作用了。例如,虐待孩子者收养的孩子不会成为虐待孩子的人。惊人的是,同样的现象在你听到过的几乎所有的标准的“社会的阴谋”里都是如此。罪犯生罪犯,离婚的人养出离婚的孩子,问题父母养出问题儿童,肥胖的父母养出肥胖的孩子。朱迪斯•里奇•哈里斯在她写作心理学课本的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经相信了所有这些说法,但是在几年前她突然对此产生了怀疑。她的发现让她感到震惊与不解。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实验考虑了遗传的因素,在所有这些研究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证据。对于这样的忽略甚至都没有人提一句:在这些研究里两件事情之间有联系被经常地说成是有因果关系。但是在每一个现象里,从行为遗传学研究里都得到了新的、有力的证据,反对里奇•哈里斯所称的“后天培养假说”。例如,关于孪生子离婚率的研究显示,遗传能够解释离婚率的一半区别,每一个孪生子遇到的独特的社会因素解释了另一半,而他们共同的家庭环境一点作用都没有。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成长在一个破裂的家庭,你离婚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平均水平——除非你的亲生父母离了婚。在丹麦,对于被领养孩子的犯罪纪录的研究显示,他们是否犯罪与亲生父母的犯罪纪录有很大关系,与养父母则只有很小的关系——这很小的关系,在考虑了同伴效应之后也消失了,这个效应就是,这些被领养的孩子是否犯罪与他们的养父母是居住在犯罪率高的街区还是犯罪率低的街区有关。” (节选自《第二十二号染色体——自由意志》)
和智商的研究结果一样,基因起了大部分作用,生长环境起了小部分作用,而家庭环境的作用几乎为0。
回到基因,我们的遗传单位是细胞?是基因组?是染色体?都不是,就是基因本身,就是基因片段。
《第八号染色体——自身利益》,没有找到原版原文,所以总结如下:
我们的23对染色体,正在工作中的基因占了全部的3%。其他的呢?有1.3%的是逆转录病毒,也就是寄生于人体的病毒的最高阶段——寄生到染色体里面去。还有一种叫做“逆转录转座子”,它可以编码出逆转录酶,然后将自己不停复制,比如LINE-1这个基因(1000-6000字长度)在人体有10万份备份,占了总字母长度的14.6%。而其他更小的基因也可以寄生在LINE-1中间。180-280字母的ALU在人体有100万份备份,占了总量的10%,它可以用别人的逆转录酶来复制自己,因为它的编码里面有一个启动复制的信号。
【有一个废弃的基因,在人体的11条染色体上有14个备份,其中有三份是与猴子分离之后才沉默的,也就意味着,人与猴子的分隔时间,是3500万年。(2号染色体是由猩猩的两条染色体合并而来的,时间大概是500万年前)——这一段仅仅写给某些质疑进化论的人。】
答案如此明显,进化的单位不是种族,不是生物体,不是基因组,不是染色体,而是基因。基因组对个体的死活毫不关心,基因对基因组的死活同样漠不关心。如果基因可以不建立身体就复制自己,那么它会毫不犹豫的这么做,无限制的这么做,人类基因组里面的97%垃圾基因,就是那帮埋头只顾在基因组里面复制自己的基因们的杰作。你能够想象你的电脑里面97%是毫无用处的不断复制自己的病毒吗?这就是已经30亿岁的DNA,就如已经用了30年没有重装系统格式化硬盘的电脑。唯一的区别是,基因是四进制的,而人类发明的电脑,是二进制。(当然,基因组也发明了对应的措施,就是甲基化,用来封印那些不断复制自己的病毒基因。)
基因自私的自我复制,又是如何伤害个体的呢?又是如何决定命运的呢?《第四号染色体——命运》如此写道:
“坐落在四号染色体上的伍尔夫—赫茨霍尔综合症基因。。。这个基因的一个突变种导致亨廷顿舞蹈病;这个基因的整个丢失导致伍尔夫—赫茨霍尔综合症。。。这个基因含有一个词:CAG、CAG、CAG、CAG,……这个词被重复了很多次。有时候这个词被重复6次,有时候30次,有时候100多次。你的命运、你的神智、你的生命,就都悬在这条重复的线上。如果这个词重复35次或以下,你就没事。大多数人体内这个词是重复10~15次。如果这个词重复39次以上,到了中年之后你就会慢慢开始失去平衡能力、生活逐渐变得不能自理,最后过早死亡。。。亨廷顿舞蹈病在什么年龄发作完全是由那一个基因上CAG这个词被重复的次数决定的,一点通融余地都没有。如果一个人带有39次重复,那么,有90%的可能是他在75岁的时候已经成了痴呆,按平均值来看,他会在66岁的时候出现这个疾病的第一个症状;如果带有40次重复,那么平均是在59岁发病;41次重复,54岁发病;42次重复,37岁发病。如此类推下去。那些带有50次重复的人,平均在27岁就会因病失去正常思维。”
除了不断的复制,基因还会产生冲突,还会陷入彼此的战争。《X和Y染色体冲突》整篇写的都是如此:
“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在学校里学不了多少生物学就会接触到X和Y染色体。大多数人也知道色盲、血友病以及其他一些疾病在男性里更为常见,因为这些致病基因在X染色体上。因为男性没有一条“富余”的X染色体,他们比起女性来更易罹患由隐性基因导致的疾病。正如一位生物学家说的,男性体内的X染色体是在没有副驾驶的情况下独自飞行。但是,有些关于X和Y染色体的事情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有些事情非常奇怪,让人不安,它们动摇了整个生物学的基础。。。
一对中等大小的染色体,本来是各种各样“正常”基因的所在地,就被性别决定这个过程给“劫持”了,最终成为了性染色体,各自“吸引”了不同的基因。在Y染色体上积累了对雄性有好处对雌性却常有坏处的基因,在X染色体上则积累了对雌性有好处而对雄性有坏处的基因。例如,有一个新近发现的基因叫做DAX,是在X染色体上的。有极少的一些人生来是有一条X染色体一条Y染色体的,但是X染色体上却有两份DAX基因。结果就是,虽然这些人从基因角度说是男性,他们却发育成为正常的女性。我们对其原因的理解,是DAX和SRY——Y染色体上让男性成为男性的基因——是互相对抗的。一份SRY会打败一份DAX,但是两份DAX就要打败一份SRY了。
这种基因之间互相对抗的升级是很危险的事。如果打个比方,我们可以觉察到,这两条染色体不再把对方的利益放在眼里了,就更不要提整个机体的利益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基因在X染色体上的传播对X染色体可以是好事,但同时对Y染色体又是坏事;反过来也有可能。举一个例子吧。假设有一个基因在X染色体上出现了,它携带的配方是一种致死的毒药,只杀死带有Y染色体的精子。一个带有这个基因的男性不会比其他男性有更少的子嗣,但是他只可能有女儿,不可能有儿子。他的所有女儿都携带有这个基因,而如果他有儿子,他们是不会携带有这个基因的。于是,在他的下一代里这个基因就多了一倍。这样一个基因会传播得很迅速。如果这样一个基因停止传播,惟一的原因就是它已“杀死”了太多的男性,使物种本身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胁——男性变得很稀罕。这是异想天开吗?根本不是。在一种学名叫做Acreaencedon的蝴蝶里,这种情况就发生了。结果就是这种蝴蝶的97%都是雌性。这只是我们所知的这种形式的进化冲突中的一例,我们称为“性染色体的推动力”。
在研究性别对抗方面,领头的学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克鲁斯(SantaCruz)分校的威廉•赖斯(WilliamRice),他做了一系列了不起的实验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让我们回到一个假设中的我们远古的祖先那里,他刚刚得到了一条新的Y染色体,正在关掉那上面的许多基因,以躲避有推动力的X染色体基因。用赖斯的话说,这条新的Y染色体是对男性有利的基因的温床。因为一条Y染色体永远不可能到一个女性体内,它就可以随意地获得那些对女性非常不利的基因,只要这些基因对男性有一点点好处(如果你还认为进化是为了让整个物种得益,你就别再这样想了)。在果蝇里,(在这一点上人类也一样,)雄性射出来的液体是含有精子的内容丰富的“汤”,称做精液。精液里有蛋白质,基因的产物。它们的作用还属于未知,但是赖斯有一个很厉害的想法。在果蝇交配的过程中,这些蛋白质进入雌蝇的血液里,并且转移到其他地方,包括“她”的脑。在那里,它们的功能是降低“她”对交配的兴趣,并提高“她”的排卵率。。。公蝇是在试图操纵母蝇不要再去与其他公蝇交配,让“她”为了自己多产些卵,“他”这样做是受了那些性别对抗基因的指使。。。赖斯用了一个匠心独运的实验来验证他的想法。他在29代果蝇中,制止了母蝇抵抗力的发展,这样,他就保留了一支与其他分支不同的母蝇。同时他又通过让公蝇与另一些抵抗力越来越强的母蝇交配,使公蝇制造出越来越有效的精液蛋白质。29代之后,他把公蝇与没有抵抗力的母蝇交配。结果一目了然。公蝇的精液在操纵母蝇的行为方面是如此高效,它已经变成有毒的了,它可以把母蝇杀死。。。
像这样的基因群之间的冲突(Y染色体上的所有基因就是一个基因群),并不只是在“性”方面才有。假设有一个基因的某种形式能够让人更易说谎,这个基因也许会靠着把它的“主人”变成一个成功的诈骗犯而更好地繁殖自己。但是,再假设也许在另一条染色体上有另一个(或一群)基因有一种形式能够提高人辨别谎言的能力,这个基因要想更好地繁殖自己,就得使得它的拥有者避免上那些骗子的当。这两个基因会互相对抗着进化,每一个基因的进化都刺激着另一个的进化,即使这两个基因是被同一个人拥有。它们之间是赖斯和霍兰所说的“位点之间的竞争进化”(ICE)。在过去的300万年间推动人类智力进步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竞争过程。以前有一种说法,即人脑的增长会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平原上制造工具和点火,这种说法早就没人感兴趣了。取代它的是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都相信的马基亚维里理论——在操纵别人和抵御操纵这两者的“军备竞赛”中,体积大的脑子是很必要的。”
关于对抗,还有一些小例子,《第十五号染色体——性别》写道:
“十五号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域在普拉德•威利综合症和安吉尔曼综合症患者体内都丢失了。区别则在于,在普拉德•威利综合症患者里,丢失的部分来自父亲的染色体,而在安吉尔曼综合症患者里,丢失的部分来自母亲的染色体。同一种疾病,如果是通过一个男性传到下一代,就是普拉德•威利综合症;如果通过女性传到下一代,就是安吉尔曼综合症。。。这些事实对于我们从格雷戈尔•孟德尔以来了解到的有关基因的一切真是迎头一击。它们与基因组的数码特点似乎不太相符,这就意味着一个基因不仅仅是一个基因,它还带有一些它的出身的隐秘历史。一个基因“记着”它是从父母哪一方来的。。。
80年代晚期,在费城和剑桥的两组科学家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他们试图制造出只有父亲或只有母亲的老鼠。。。当一个卵细胞受精的时候,带有染色体的精子细胞核进入卵细胞,却并不马上就与卵细胞核融合在一起:这两个细胞核被称为“前核”。一个灵巧的科学家可以用他的移液管“潜入”受精卵,把精子的细胞核吸出来,把另外一个卵细胞的细胞核放进去;他也可以把卵细胞核取出来,放进另外一个精子细胞核。结果是他得到了两个受精卵,从遗传角度说,一个受精卵有两个父亲,没有母亲,另一个则有两个母亲,没有父亲。剑桥的那一组用了略为不同的技术,但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但是,这两组得到的胚胎都没有能够正常发育,很快就死在子宫里了。在有两个母亲的那种情况里,胚胎本身有正常的结构,但它却无法制造一个胎盘来给自己获取营养。在有两个父亲的那种情况里,胚胎制造出了一个又大又正常的胎盘,也基本上有围绕着胎儿的膜。但是,在膜里面胚胎应该在的位置上,只有一小团没有结构的细胞,看不出头在哪里。这些实验结果引向了一个不寻常的结论。遗传自父方的基因负责制造胎盘;遗传自母方的基因负责胚胎大部分的发育,特别是头部和大脑。。。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五年之后,当时在牛津的大卫•黑格认为他得到了答案。他开始重新诠释哺乳动物的胎盘,不把它当成是一个用来维持胎儿生命的母体器官,却更把它看做是胎儿的一个器官,目的是寄生于母体的血液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服从于任何阻挡。他注意到,胎盘实实在在地是钻进母体的血管里去,迫使血管扩张,进而又产生一些激素提高母体的血压和血糖浓度。母体的反应是通过提高胰岛素的浓度来抵御这种“入侵”。但是,如果因为什么原因,胎儿的激素没有分泌出来,母体就不需要提高胰岛素的浓度,仍然有一个正常的怀孕期。换句话说,尽管母体和胎儿有共同的目标,两者却在细节上激烈地争吵,关于胎儿可以使用母体资源的多大一部分——同以后在婴儿断奶时的冲突一模一样。但是,胎儿的一部分是由来自母体的基因造成的,所以它们如果发现自己有些相互冲突的利益,也不足为奇。胎儿体内来自父体的基因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它们心里没有母亲的利益,她只是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家。暂时用个拟人的说法,父亲的基因不太信任母亲的基因能够造就一个侵入性足够强的胎盘,所以它们要自己来完成这项工作。。。
在老鼠里,大部分的前脑看起来都是由带有母方标记的基因造出来的,而大部分的下丘脑(位于脑子的基座处),则是由带有父方标记的基因造出来的。这种不平衡是通过一件构想巧妙的科学工作而发现的:老鼠“镶嵌体”的创造。。只带有母亲的基因,没有一点来自父亲的贡献。结果,生出了一只脑子奇大的老鼠。当这些科学家把一个正常胚胎与一个只来自父方的胚胎融合起来之后,结果刚好相反:一只身子大脑袋小的老鼠。通过给母方细胞加上一个类似于无线电信号的生化“信号”,用来报告它们所在的位置,科学家们得以做出了这样一个重大发现:老鼠大脑里大部分的纹状体、脑皮质、海马区都是由这些母方细胞组成的,但是这些细胞被排斥在下丘脑之外。脑皮质是加工来自感官的信息、产生行为的地方。相比之下,父方的细胞在脑子里比较少,在肌肉里则比较多。当它们出现在脑子里的时候,它们为下丘脑、杏仁体、视前区的发育出了些力。这些区域组成了“皮质下感情系统”的一部分,负责控制感情。一位科学家罗伯特•特利沃斯(RobertTrivers)的意见是:这样的区别所反映的是脑皮质需要完成与母方的亲友好好相处这样一项任务,而下丘脑是个自大的器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相信父方的基因不放心让母方基因去造一个胎盘,那么,大脑就是母方基因不放心让父方基因去造的。如果我们像老鼠一样,我们可能就会带着母亲的思想和父亲的感情在这世界上生活(如果思想和感情可以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