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之外的梁羽生

提起梁羽生和其武侠小说，大家都很熟悉了，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我们虽爱读梁羽生的小说，也熟悉他笔下的人物——凌未风、霍天都、南霁云、柳清瑶、李逸、武玄霜、耿玉京、牟一羽，但对他本人的生平和身世却知之甚少，对他的旧雨新知、性情志趣更是难得一窥。梁羽生的盛名和开山鼻祖的地位，是靠其武侠小说挣来的，这个自然不会有人存疑，但是仅仅用武侠小说去概括和代表梁羽生，却似乎太单薄了一些，也不足以全面地看待他。
武侠小说作为梁羽生最大的一个光环，对他来说，只是太突出了，把其另外的方面都遮得暗淡了，所以才会让我们觉得他只有这一技之长，给我们造成这种“狭隘”的错觉。

诗史棋旅皆逍遥

梁羽生酷爱古典诗词，他虽不是科班出身，但年少时即拜一代大家饶宗颐学制诗填词，所以谈起诗话来，倒也头头是道。读《笔花六照》中辑录的“诗话书话”可知，他的谈诗谈词，并不限于旧体，也不限于国内，而是古体诗、现代诗、打油诗、外国人的诗都有，从杨振宁、奥本海默、黄苗子、野村篁园、柳北岸、尤今到舒巷城、罗孚、徐訏、章士钊、张恨水，他都能说上话。值得一提的是，梁氏还说到以广东话入诗的廖凤舒，令人大开眼界。
诗词之余，梁羽生还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的钟情与沉醉一直未曾改变——其武侠小说与他人的相异之处，其中一点也就在于对历史背景的把握和拿捏。除此之外，应报纸副刊和杂志之邀，梁氏还写了大量的文史小品，谈历史中的各种掌故，譬如“‘万岁’从来多短命”；评历代帝王得失，譬如“末代皇帝的命运”；考证史实的真伪和出入，譬如“武则天是否淫妇”；以及揭密时令节日背后的趣事，譬如“元宵杂谈”。难得的一点是，在梁羽生笔下，他的所谈虽不乏历史的严肃和唏嘘，然而却也始终不失人间的温情与好玩。
梁羽生自称，他一生所爱有三，一是武侠小说，二是古典诗词，三是棋。据说，在十年“文革”期间梁羽生很少写作，但武侠小说和棋评却始终没有中断过，由此可见他的爱棋。在《笔花六照》中，梁氏更是另辟一“花”，专谈棋人棋事，其一是谈围棋，从中国的围棋传统，遍数棋坛上的诸豪杰——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常昊、曹薰铉、李昌镐等，中间还谈及围棋老票友、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的一段棋事，别有意趣；其二是谈象棋，大讲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棋坛健将、对弈往事以及象棋战术，无论老将还是新秀，抑或赛事，他都评论得恰切到位，对于喜欢象棋的人来说，不读梁氏谈棋的这“一照”着实可惜。
1987年，梁羽生63岁，老来从子（其长子陈心宇在澳大利亚），遂移居澳大利亚悉尼至今。20多年来，虽然只回过一次老家，但身在异国的他念兹在兹的却始终是桂林山水，笔下还常拿悉尼与桂林作比，探讨一番两地的山水观；而梁氏的另一所爱，则还是早年在桂林读中学时养成的，即春来到桂林雁山之麓赏相思红豆。这些在《笔花六照》“旅游记趣”一辑中都有记载。此外，梁羽生还远游过亚洲和欧陆各国以及“袖珍小国”列支敦士登，列支敦士登仅3万国民，7名警察，1只警犬，梁氏称之为“小国寡民之乐”，可谓妙哉。

良朋仍可作良师

很多人大概和我一样，先前只知道梁羽生是个武侠小说家，但看了他这部《笔花六照》，才知道他的交谊满天下，文坛、棋坛、数学界、历史学界等都有他的师友。
1943年，抗战正艰，一批学者避难来到广西蒙山，这其中就有简又文和饶宗颐。简当时即是饮誉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和陈寅恪同辈，是梁羽生父亲的好友，他避难时借居在梁家，梁羽生在父亲的主持下，还向他行拜师礼求过教；饶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敦煌学尤为一绝，更精于诗词书画，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饶宗颐也借居于梁家，梁羽生乃有机会从其学制诗填词。此外，对梁羽生有颇大影响的人物，还有一位金应熙，金是陈寅恪的三大弟子之一，向以博学著称，梁羽生上个世纪40年代在广州岭南大学求学时曾师从于他，因两人都是棋迷，都喜欢读武侠小说，都爱古典诗词，因此一度过往甚密。
梁羽生与简又文、饶宗颐和金应熙交往的始末，在《笔花六照》中都有专文介绍。
《笔花六照》里还有一节写到聂卫平，说他“不馁不骄求上进，良朋仍可作良师”。“良朋仍可作良师”这话端的不错，然而反过来说，良师亦可作良朋，也不乏道理。在旧时代，为师为友是不那么分明的，师友师友，是师也是友，是友也是师，譬如早些年的胡适与周汝昌、鲁迅与孙伏园，又譬如后来西南联大的那些先生和学生，再譬如渡海赴台后的胡适与他栽培的那些弟子，大家虽然有师生的辈分在，但是大家都不拘礼，平等地探讨学问和互相学习，很多后来还成了朋友。简又文、饶宗颐、金应熙与梁羽生，也是这种关系。
岭南大学毕业后，梁羽生赴港任《大公报》副刊编辑，据其自己称，他一生和香港《大公报》关系最深。在《笔花六照》中，梁氏还有多篇文章回忆到《大公报》的故人与旧事，特别追述了胡政之、蔡锦荣、金庸、陈凡等上司和同事。此外，梁氏还娓娓道来他与陈寅恪、华罗庚、罗孚、徐訏、舒巷城、聂绀弩、黄苗子等诸名士大家的往还，或求教，或拜访，或同事，或诗词唱和，其中他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的伯明翰一晤，更是被传为佳话。
大抵来说，为学者有两种人最值得敬重，一种是学有师承，但又不囿于师承，而是有苏格拉底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敢于犯颜师情；另一种是学无师承，但他自己即是师承，一点一滴全凭自己搜罗得来，骨子里潜藏着那种纵横开阖的野气。梁羽生即属于后者，他虽拜过师求过教，但他的学问和功底却是没有师承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师友间、从生活里、从书本里搜罗得来，他的东西杂，走的是野路子，所以能开一派潮流和成为一代大家。

烟云吹散尚留痕
    
《笔花六照》中有几处还提到钟文典老先生，钟老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史学家，曾任广西历史学会会长、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何林夏社长是翁婿。
钟老今年已84岁高龄了，与梁羽生同年，两人不仅是广西蒙山老乡，还是初中、高中的同班同学。梁氏在《还乡小记》中提到钟文典时自称，梁羽生、钟文典这些名士学人，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不过所谓“年轻”，是和老一辈的名教授相对而言的。说这番话时，还是20年前，其时两人都才63岁，对于搞历史的人来说，正是一个成熟而年轻的年岁。
说起来也真是的，五四时期的那些名教授们，钱穆、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陈垣等，五四时代正当年，饮风接露，而舒叶展枝，而英姿勃发；往后靠一点，即使是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们，无论是身处幼时还是少年，也都还经历过五四，多少承过一点新文化的恩泽。不逢时的只有梁羽生、钟文典他们，说句不敬的话，五四时代他们还没有降生，出生后即军阀混战，即抗日救国，烽烟和离乱是那一代人成长的底色。
他们又都生长、求学在边陲之地，彼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气久久未能吹进乡塾，旋即又被炮声遮蔽，梁羽生、钟文典他们所能听到的，只不过是一两声“五四”的久远回音。但就是这一两声回音，却是那个时代和传统的接续。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话》中说，诗文有一代的新风，如唐有唐诗，宋有宋词，今亦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时代的文学新风是在胡适之、周氏兄弟、张爱玲。诗文有一代的新风，这话说得好，诗文如此，一代人的学问和传统也如此，所以对梁羽生、钟文典他们那一代人来说，新文化吹散了不要紧，烟云吹散尚留痕，他们接续的，就是烟云散去后的那一朵朵余痕。
在书中，梁羽生还提到广西同乡马君武，马氏曾在七星岩上题联曰：
城东佳境，常绕梦魂，叹半世飘零，遂与名山成久别；
岭表旧都，屡经离乱，望故乡英俊，共筹长策致升平。
这题联很有名，现在还刻在七星岩上，马君武写的虽是一己之感，但对彼时少小离家求知报国的一代人来说，也极为贴切。梁羽生极为熟捻此联，对他来说，由蒙山，而桂林，而广州，而香港，而悉尼，一生35部小说名满天下，每每读及此联想必亦会动魄惊心。

眼下这本《笔花六照》，虽是新出版的，但却不是新书了，早在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出版过，如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版，是重新修订过的，增加了12篇新的篇幅，其中是一些近作，以及梁氏在香港浸会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的两篇谈武侠小说的演讲稿。
在我看来，梁氏这本书既记武侠因缘、师友轶事、史论典籍，又有谈诗品联、云游记趣、棋人棋事，广则广矣，博也博矣，略微不足的一点是在表达上稍显陈旧，全然没有梁氏小说的那种意味和笔法，但这并不是说此书不值一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传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意趣和表达，梁羽生这本书，正可以带我们近距离地观看他以及他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