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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21cn.com/today/legend/2009/03/20/6023350.shtml
吴怀尧，1984年生于湖北红安。初中时期迷恋武侠小说，师从《现代汉语词典》，曾耗时数月通读。17岁时因不满应试教育制度而退学，后到北京从事编辑工作。21岁担任《财经时报》封面报道记者，期间因《中国作家富豪榜》闻名。2008年推出文化名家高端访谈《怀尧访谈录》，并兼总策划及制作人。
吴怀尧，一个连续三年推出“作家富豪榜”的80后年轻人。
富豪榜之前，他因不满应试教育制度而从高中退学，靠着一股闯劲儿，一腔文学才情，行走北京媒体圈。2006年，吴怀尧推出“作家富豪榜”。富豪榜把文学、金钱“扭结”一起，将日渐衰落的文学摆在令人尴尬的舞台，让人评头论足。有人说，作家们在富豪榜前面临着双重尴尬：有钱高居榜上，却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没钱暗自神伤，连作品都不够响亮。榜单一亮相就争论不止，毁誉参半……成为媒体的头条看点。
人们知道了吴怀尧。去年4月，他推出“访谈录”，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对话文化名人。近日，“访谈录”结集成书，由中国人大出版社出版。从富豪作家到文化名家，从“作家富豪榜”到“访谈录”，这个25岁的年轻人要干什么？
富豪榜———
这不很有趣吗？
信报记者：人们对你的认同还是从“作家富豪榜”开始。你为何要将“文学”与“金钱”扭结在一起？很多人眼中，这两者并无关系。
吴怀尧：登上富豪榜的作家确实风光无限，但作家富豪榜从来不仅仅是一个为文学富豪高唱赞美诗的榜单。每年作家富豪榜发布时，我都会在导语中写明该文是反映作家的生存状态，并用万字长文去重点推举那些埋头创作的作家，而不是将图书销量作为文学标准。不幸的是，还是有人指鹿为马。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正面回应质疑的原因。我相信，看过文章的读者是不会有这种疑惑的，而没有看文章就跳出来乱骂的人，我就更是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信报记者：你是说，你想通过榜单反映作家群体的生存状态，这是你最初的动机吗？
吴怀尧：是的。2006年作家洪峰乞讨事件震惊文坛，普通读者更是感叹作家的穷困潦倒。有些人表现得很无知，说文章写得好能有什么用呢，还不照样没饭吃。
在做记者前我做过编辑，认识一些作家，在我的印象中，不是每个作家都饥寒交迫，不少作家生活富足，仅凭稿费，就食有肉行有车。至于作家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是否真的出现两极分化，我不清楚，但是感到好奇，就决定去探探底。一个多月后，作家富豪榜出来了。对我来说，做作家富豪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趣，透过这张榜单，你可以窥见文坛百态。
信报记者：什么样的百态？
吴怀尧：穷的穷死，富的富死，似乎又跟才华没有关系。这不有趣吗？
信报记者：有一部分人觉得，富豪榜是用金钱的噱头将文学置放在公众的眼球之下，除了能吸引话题和口水，对文学、作家本身没有多大作用和好处，跟文学也没有关系；甚至有观点认为，一些上榜者根本就不是作家，这样的“作家富豪榜”名不副实。所以，对榜单真实性、权威性的怀疑和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如何回应？
吴怀尧：一个人要说的话，其实都在他做的事情里面。有回应的时间和精力，不如去放放风筝。过早进行价值判断，最后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作为事件核心的观察者，我只是记录客观事实。有评论人说榜单不准呀，原因是有的书经常在报纸上畅销书排行榜露脸，但是在作家富豪榜上无迹可寻，有的青春类小说在新华书店不温不火，但是在作家富豪榜上排名不低。他们哪里知道，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内幕。
有的书商为了打榜，可以自己去书店团购某本书，数量到一定时（比如300本），这本书就可以上书店的畅销书，而报纸的畅销书排行榜，数据多半来源如此；有些青春类图书，主要销售点不是新华书店，而是学校周边。
至于权威性，我想，这是最没有水准和最值得同情的质疑，犯贱惯了，被压惯了，跪拜惯了的人才会唯权威是从。自我破碎是最可怕的，从这类质疑可见，有些人还真有做惯了奴隶的德性。
信报记者：富豪榜做到现在，会坚持做下去么？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吴怀尧：自由且独立的做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我做它的原因。遗憾总是会有的，毕竟不可能面面俱到。在一个真相扑朔迷离的年头，我只能努力去接近真实，在迷雾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作家富豪榜我会一直做下去，以后每年的侧重点都会变化，但归根结底，还是关注作家的命运起落和创作状况。
访谈录———
我的光荣与梦想
信报记者：为什么推出访谈录？
吴怀尧：英国人曾经说，“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要失去莎士比亚”，文化精英对国民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就我观察，当下文化界既能坚持独立性又不被边缘化的文化人极为罕见。更多的人要么欺世盗名，要么躲在笼子里面做学问。少数在阳光下有尊严地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又面临被误读或忽略的可能。如何才能使得文化界智者尽其谋，仁者播其惠，并且这些声音在大众中起到昭聋发聩的作用？于是我想到了用访谈录的方式推举文化界贡献者，这算是我的一种光荣与梦想吧。
信报记者：该书有一句“对话中国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你如何保证你的采访对象“最具代表性”？你的标准是什么？
吴怀尧：每个人的判断标准都不一样，也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世界才显得生机勃勃。在我眼里，他们就是最具代表性。选择采访对象时，主要是综合考量，其中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他在自身所处的领域是否作出开拓性的贡献。
信报记者：是你选择采访对象，还是采访对象选择你？如何打动对方，接受一个年轻人的访谈？
吴怀尧：一个巴掌拍不响，选择肯定是双向认可。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我面对是有血有肉的人，我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追问、倾听他们的想法。他们对访谈录的任何评价，我都当成一种鼓励。
信报记者：有人说，中国文化已无大家，连真正有价值的贡献者都不算太多，他们要么离公众太远，要么公众离他们太远。
吴怀尧：不是有一句话吗，世界上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我相信贡献者同样如是。至于他们和公众的关系，这和媒体分不开。真正的大家醉心学问，不太会折腾。他们中的很多人缺乏所谓的新闻由头和世俗名气。如果媒体在采访文化人士的时候，不重名气看学问，我想公众和大家之间，应该会形成非常好的关系，如同冬天阳光普照。
信报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学者群体？
吴怀尧：中国文坛堪比黑社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少人拉帮结派形成利益团体，口水战此起彼伏，语言暴力随处可见。批评家可以不看作品就发表高论，伪大师更是掀起网络上的狂欢。但我相信，最终留下来的，一定不是那些浪得虚名的人，而是作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家。
信报记者：怀尧访谈录的影响力与作家富豪榜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看来，吸引公众的还是文化人的口袋，而不是他们的脑袋，这是不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对访谈录有何预期？
吴怀尧：未来太遥远，没想那么远，我同意毛泽东的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今年希望可以推出更多的贡献者，同时尝试做一个视频版，时机成熟时，再把它变成月刊。作家富豪榜是把作家群体推到公众面前，访谈录是把文化群体中的贡献者推到公众面前。
名气———
猪狗都可以成名
信报记者：年轻人都是有抱负的，你的抱负是什么？
吴怀尧：民国初年，王国维因忧国而自沉，学生刘节延请陈寅恪先生撰写碑铭，碑铭中有“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等语，历来受人传颂，他所强调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就是我所希冀的。我想访谈录做到一定的时候，将扩大采访领域和地域。
信报记者：你如何评价过去几年？
吴怀尧：当大部分同龄人在大学里学习一些排不上用场的知识，我可以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文凭对我来说，形同一张废纸。过去的几年充满了激情和希望，更重要的是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者，他们的批评和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之一。
信报记者：你快成名人了，这可能不是件好事。
吴怀尧：在一个猪狗都可以成名的年代，名气当不得真。只要不伤天害理不择手段，追名求利不是坏事情。就我自己而言，不让家人担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到我所认可的人的认可，就算功德圆满。（来源：时代信报 记者：王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