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抑或偏执

       和Otto去嘉定的路上，谈起正在看的《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他立刻想起诺贝尔获得者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的故事，他们认为胃溃疡是由细菌引起的观点一开始不容于世，“我很诧异，为什么很多的科学工作者对于新观点总是深恶痛绝，百般诋毁，必欲除之而后快？”我不知道Steve Mirsky是不是科学工作者，抑或专栏作家，如果是后者，我倒还不用急着把不宽容的帽子盖到本应以创新为目标的科学家身上—你看他在Scientific American上的文章是如何讥讽Alexander Chernev的：“他不是麦当劳店长，却在汉堡上花了大把时间……他还有个邪恶的发现……当之无愧的成为齐尔姆村（犹太文学中的愚人村）的荣誉村民……”还有Eugene Mallove，“他拥有着在高科技工程领域的广泛经历”，却在文章中像泼妇一样的辱骂Robert Park：“Park以简直不能忍受的放肆在每个专栏的后面都加上了一个假的无责声明……将他无与伦比的智慧融进了他最近写的一本小书里……他用来攻击其他人的偏见和谎言正好暴露了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类似的例子即使在《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里也是俯仰即是。孰是孰非我没有发言权，我只是和Otto一样不明白科学家表现出的不宽容，可是往往也因为与这种不宽容相关的偏执，才有了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献身科学的故事，以及真正的发现，并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不能从感情上接受，难道科学不应以开放和实事求是为基础的么？可是我怎么想的无关紧要，否则，我不是也和我不能认同的那些偏执狂一样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了么？这个问题无法深究。比如郭工和Olav的区别，前者太过自信，以至于直接否定了相反的检测数据，而后者“始终认为没有完全相同的情况，变量太多，除了尊重事实、个案处理之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