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政治没有完结

《最后的熊猫 》是几年前买的一本书，因为前段时间到四川卧龙探望了熊猫 ，最近又把书翻出来再读。

这本书是作者乔治・夏勒对他在1980年代初期，参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中国政府首次合作的大熊猫保护项目的记录。其中描述了他和其他考察人员在野外风餐露宿，追踪、观察大熊猫的历程，介绍了大熊猫在野外环境中的生活习性，也记述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很多趣事。

看了书之后才知道，在当年那场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营救大熊猫活动中，真正因竹子开花而饿死的大熊猫并没有宣称的那么多，实际上很多死因不明的熊猫也算到了竹子的帐上。

作者在书的序言中提到：“保育计划永远逃不掉政治与科学的分歧，所有谈这类计划的书都应该反映两者之间的互动。”因此，这本书用相当篇幅描写了熊猫背后的政治。WWF和中国政府虽然在合作，但是双方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沟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所幸整个保护计划还是在磕磕绊绊中不断有所进展。书中描写的双方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一些互相猜忌，20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不免可笑，但是考虑到当时是改革开放后不久，文革所造成的“历史的伤痕”还历历在目，这些事情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一个科学家，作者直言不讳地对将熊猫不受限制地进行商业租借和作为政治使者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其中提到：

    同时，中国继续它的熊猫政治，提议在一九八八年十月，送两头熊猫给台北动物园。台湾先表示反对，但是因为选择在即，若干台湾的立法委员对这份熊猫赠礼大力鼓吹，希望藉熊猫魅力长自己的声势。一九八九年四月，一份报纸含蓄的报道说，台湾很愿意接受熊猫，但因为“唯恐没有合适的饲养条件，所以不能立刻接收这么珍贵的动物”。政坛上迂回曲拆的熊猫舞步还没有结束，这份礼物后来由中国奥委会保管，该会提议把礼送给台湾奥委会。最后在一九九○年，台湾终于决定回绝这份礼，受到保育人士一致的称赞。

历史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今天热衷于接受熊猫的那些人，会不会有很多是当年的反对者？

附：夏勒博士的简历（来源：http://www.sciencetimes.com.cn/col34/col63/article.htm1?id=61894 ）

    乔治·夏勒，1933年生于德国柏林，动物学家。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并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物及其现状告知世人。他先后撰写了十几本有关动物的著作，其中《最后的熊猫》和《青藏高原上的生灵》都是介绍中国的特有物种。他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世界上 3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家之一，荣获1980年世界自然基金会金质勋章、1996年国际宇宙奖（日本）和1997年美国泰勒环境成就奖。

    1980 年，乔治·夏勒成为第一个得到我国政府批准进入羌塘无人区开展研究的外国人，25年来，他深入研究了藏羚羊、西藏盘羊、岩羊等有蹄类动物，最早揭示藏羚羊被大量盗猎的真相——“沙图什贸易”是导致藏羚羊日益减少的关键原因，并协助中国地方政府建立了西藏羌塘、新疆和田等自然保护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