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为地球标刻度的人

【读品】罗豫/文

现代人每天精打细算分割着的时间和空间，实在是文化历史的产物。倘使生活在数千年前的中国，世界地图将是方形而非现在的球形投影，我们所处的位置也将在正中间而非右上角。正是近代欧洲的大变革，尤其是英国在海上的扩张，将整个地球纳入了以格林尼治为原点的时空坐标中。这一度量衡上的革命，也为英国海上霸权的确立添加了一块关键的砝码。

今天，我们很难厘清从格林尼治到鸦片战争之间的因果链环，然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向格林尼治，只为亲脚跨过分割东西两个半球的本初（零度）子午线。这个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裆下”景点，俨然已确乎是地球时间天经地义的起点。但在科学史上，经度问题好比竖起来切西瓜，第一刀下在哪儿成了政治问题。

地球是圆的，自西向东旋转；从赤道上看，大多数星体都差不多处在正上方——自然界自己给出了纬度的定义，却把经度问题留给了人类。美国科学专栏作家达娃·索贝尔在《经度》一书中带我们走进十八世纪的英国，讲述本初子午线背后的故事。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远洋船只只能靠纬度导航。无法判断自己的确切位置不仅给航行带来很多困难，还使得大多数船只只能局限在几条确定的航线上。海盗、各国的商船、军舰在这些航线上相互抢劫，船长们也因为需长时间观察太阳猜测自己的位置而落下眼疾，成为我们在电影中所见的独眼龙模样。

为此，英国政府专门设立了一笔奖金，任何能将经度测量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人，将基于测量精度获得相应级别的奖金。大科学家牛顿、伽利略都尝试过解决这一问题，最激烈的角逐却落在了两派人身上：一边是众多学识渊博、有权有势的天文学家；另一边是从未受过教育的木匠约翰·哈里森和他的儿子威廉。

天文学家们相信，宇宙是上帝制造的精密钟表，只要用月亮位置的数据进行复杂转换，就可以计算出经度。约翰·哈里森则坚信更简单的思路，只要航海家带着足够准时的钟表，再通过太阳或星辰的位置确定海上的当地时间，就可以用时差来确定经度差。两方几乎同时展开自己的工作。哈里森每次刚制造出一个计时器就有了更高的目标，陆续制造四代航海钟表几乎耗尽了他的一辈子。而死对头皇家天文官内维尔·马斯基林，一面忙于简化“月距法”的计算方法，一面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影响给哈里森父子制造障碍。这在身份上，是御用和草根的较量；态度上，是狭隘妒忌和精益求精的较量。这都使得那段历史在索贝尔笔下表现出极强的故事性，如小说般引人入胜。

然而这场较量中还有一个更具启示性的因素。哈里森花费数十年时间终于制造出体积小、走时精确的H-4计时器，但专门对谁该获得奖金进行评估的经度局却百般刁难，一会儿要求对计时器进行反复测量，一会儿让哈里森交出设计图，一会儿又让他不参考图纸和成品再制造两台。其后固然有马斯基林的推波助澜，但仍无法掩盖这项发明引发的利益问题：哈里森年事已高，而制造过程中的“秘密”只有他一人知晓。制造这样一个比怀表大不了多少的玩意儿又耗去哈里森数十年。若真将奖金授予哈里森，英国的航海状况未必会在短期内改善。即便会，也要以大笔金钱流入这个乡下木匠的口袋为代价。相形之下，马斯基林的方法虽然粗糙麻烦，却能编成表格印刷出版，任何一个水手都能买到并学会。

科学和手艺在此短兵相接。彼时并无知识产权的概念，马斯基林是皇家天文官，为国家航船编写表格当是义不容辞。靠手艺吃饭的哈里森却不得不在经度局的压力下交出图纸，而这些图纸很快落到马斯基林手中，被他印刷出版。哈里森一辈子制造钟表以外的时间都陷在和经度局的纠缠中，后来真正将他的作品简化、批量生产并大发其财的，也另有他人。

如果不是这本《经度》，我们这些离了手表就无法生存的现代人，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听到“哈里森”这样一个名字。好在两百多年后，不善言辞的哈里森留下的四个作品依然在博物馆里熠熠生辉，马斯基林却留下恶名。相信读过《经度》的读者，将来有机会去格林尼治，不会再热衷于拍“凌辱”本初子午线的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