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美国人举国上下反对生物学家滥用重组DNA技术,怕他们使DNA与大肠杆菌之类相结合而造出什么危险的杂种。 人们用最坏的字眼儿, 骂那些科学家“强暴”、“渎神”和“狂妄自大”。甚至有人已建议诉诸行政和司法的干预。于是,托马斯当仁不让,发出了毫不含糊的声音:
“……是否有某些信息,导致人们不管怎么知道了一些人类还是不知为妙的东西?科学的探索有没有一个禁区,设置这个禁区的根据,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该不该知?对有些事情,我们该不该半途而废,停止探讨,宁可不去获取某种知识,免得我们或任何人会利用那种知识来作些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不’。”
“要预言科学将会生出什么结果,那是很难的。假如是一门真有前途的学科,那就不可能对之作出预言。这是科学这一行当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要发现的东西真是新的,按定义讲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无法预言真正新的研究线索会引向何处。在这件事上你没有选择,没法选择你认为你将喜欢的,而关闭那些可能会引起不快的线索。你要么有科学,要么没有科学。可一旦你有科学,你就必须在接受那些规矩的、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时,接受那一片片令人惊讶、令人不安的信息,甚至是那些让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