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之殇

      我无意向你冗述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是怎么在《删除》这书里不厌其烦的讲述他对大数据时代信息取舍的应对之法，这本来就是只够撑起来一篇论文的内容，却被作者硬生生的写成了一本书。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Rust-ichini.A.和Glimcher.P.两人曾在《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一书中指出，就人类的人脑进化情况而言，我们看不出现代人的大脑与古罗马时期人的大脑会有什么显著的不同。这揭示了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我们的大脑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进化的是如此缓慢，以至于它面对着飞速发展的科技竟有些无法适从。这似乎又有些讽刺的味道，因为毕竟这些科技也是从人类的大脑里产生的。

      我们的大脑决定了我们必须活在当下，纵使这一千四百克的灰白色有机物拥有超过一千亿个神经元，耗氧量占到我们总耗氧量的四分之一，但也无法将我们生活中接触过的每个事件都记忆下来。因此，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们都变成了善忘的人，遗忘成为了保护我们的一种本能，过去的痛苦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慢慢模糊，新的生活可以轻易的抹去我们过去遭遇的巨大不幸，这被视作上天的恩赐，使我们每个人都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但也正因为我们有了遗忘的本能，信息变成了一种稀缺的昂贵资源。一个能在脑子里面装下更多信息的人是值得尊敬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他们，人类的历史便无法传承——指望着短短的DNA序列来实现工具使用、文字书写这些关乎人类发展的信息传承无疑是天方夜谭。因此信息，以及能够掌握这些信息的人，开始成为了人们敬畏的对象。

      对信息的渴望使得人们羡慕并嫉妒那些记忆力出众的人，同时人们也汲汲于寻找信息的外部储体，文字的出现使得这种“外挂”成为可能，但对于那些渴求更多信息的人来说，还有一个问题。

      在中世纪以前，因为昂贵的成本与信息的稀缺，书籍并非是普通人可以轻易得见的。作为一种奢侈品，一种“外界信息存储”的载体，知识，或者说信息，被书记员们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工工整整的刻在石板上，印在泥板上，写在莎草纸上，然后用繁复庄重的器物承载于高堂广厦中，只有学者、贵族或是专门的书记员才拥有翻阅它们的特权。于是教会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解释《圣经》的权力，教士们成为了神的代言人。而在东方，“学而优则仕”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公认准则，人们对信息的膜拜在这个时候几乎达到了巅峰。

      印刷术的出现使得普通人也有了接触书籍的机会，在英国，一本书从最初的相当于一个工人数月工资的昂贵水平逐渐下降到了18世纪时一两个便士的水平，普通人开始可以负担得起获取信息的代价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然后，信息化的怪兽出笼了。

      这头怪兽的出现直接撕掉了笼于信息之上的面纱，从此信息开始以比特位单位被存放在人人都消费得起的硬盘里，存储空间再也不是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了；然后四通八道的光纤打通了“The Last Mile”，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触手可及(显然，这里我们没考虑过The Great Fire Wall)；最后诸如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巨头横空出世，为我们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平台。此后信息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了水与空气一样的生活必需品。这时，我们后知后觉的大脑终于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它说，我操，快停下来，我忘不掉了。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过这样的窘境，外出的时候用数码相机照下来的照片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从中挑出几张中意之作变成了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删除一张照片所能节省的单位储存成本与时间之比要远远小于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得到的报酬时，还有谁会在意我们于不经意之间照了如此多的照片呢？于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开始被信息淹没。在信息变得唾手可得之后，我们也开始热衷于通过各种渠道与别人分享这些信息。却恍然不觉那些运转于光纤与电缆之后的机械野兽们正如饥似渴的褫夺着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过往、我们被自己遗忘的一切都被几千公里以外的某个不知名的服务器保存了下来，忽然间，我们千百万年来一直活在当下的大脑发现，自己这一套失灵了。

      因为从未有一个时代，可以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外挂”比我们的大脑存储了更详细、更清晰、更难以抹去的信息，所以我们在享受这种外挂式存储带来的好处之余，自然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08年末的艳照门事件第一次用令人震撼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泛滥可能造成的后果——当年如日中天的twins解散后，钟欣桐至今只能挣扎在人们的记忆边缘。而你我这样的普通人，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大数据时代，面对着我们曾经留在网上的痕迹，又要作何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