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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3）作为威廉•J•米切尔非正式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虽在探讨深度上比前两部（《比特之城》（1995）和《E托邦》（1999））要略微浅显，但视野和探讨对象却更为广阔。作者基于十年来的实时学术研究，通过对“实时”问题的思考，探索发生在当下这个无线网络及嵌入式智能的时代，以连通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中人的自身和建筑、城市所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因此《我++》区别于前两部将关注点限定于网络时代下城市建筑、规划和基础设施的变化，而是转向探讨一个物质主体——“人”（body）在新的网络连接背景下的变化：人的身体不断延伸、扩展，服装、电子设备、建筑甚至城市都变成了“人”的一部分，此时的“我”成为了“我+”。同时随着比特和原子分离的结束，物质的“我”和电子的“我”也连接成复杂的系统。“我”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不连续的、交互的系统，即“我++”。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系统之中，作者以题目的方式提出两个关键词：电子自我（The Cyborg Self）和互联城市（The Networked City)。因此本文则因循着这两个线索，试图理解作者在互联的物质比特世界中构建的新世界。
电子自我（The Cyborg Self）
对于“人”的关注是本书的立足点：人的生活方式被互联的世界所改变，这一改变在作者看来始于古列尔莫•马可尼在1903年的创举：首次成功传送了穿越大西洋的无线电信息。“忽然之间，各个大陆以一种新的方式连接了起来。”（ⅶ）从此，人们和他构筑的环境之间、个体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都被逐渐变大的无线网络和缩小的发送与接收工具所改变。连接、无线、小型化和比特化成为了电子自我存在的基础。
1、连接
从皮肤、衣物、房间到建筑、城墙、无形的雷达网和导弹防御系统，人被各种边界所围合限定。同时，各种路径、管道、线和渠道穿越其中。由边界和连接组成的网络构建和制约了人们日常行为的领域。人们通过控制围合中的传输和争夺网络资源而交互作用并相互影响。
随着网络的扩展以及我们对其依赖的增长，边界和连接的关系逐渐颠倒。正如作者所说“连通性成为21世纪城市状态的定义性特征”（5）。因此，来自身体的隐喻也逐渐具体化和表面化，快速发展的道路和电能成为了“我”延伸的“肢体”；给水和排水网络、废物管道成为了“我”的“消化道”和“呼吸系统”；基因库和血库成为了“我”的“生殖系统”；电话、数码相机和扫描仪成为了“我”增强的“感觉中枢”；高速通信的网络增强了“我”的“神经系统”；“我”对于环境的反馈圈覆盖了从厘米到数千公里的范围；“我”的心智被机器智能延伸到几乎任何地方；“我”的记忆被芯片进化城全球化的自适应性网络。因此我成为了一个“空间上扩展的电子人”（32）。
2、无线
然而，在空间上扩展的电子自我，却被管道限定了活动范围。如何更加具有流动性的渗透任何边界呢？无线连接提供了“天衣无缝的、全球的、无线的互联技术”（40）使我们可以穿越物质的和虚拟的边界。从数厘米的无线微波到覆盖全球的同步卫星，无线世界构建了错综复杂的看不见的风景，无线世界使得物体可以像人一样的移动，我可以在物质和虚拟世界中电子漫游，“我是一个有两条腿的终端，一个会行走的IP地址，也许甚至是临时移动网络里的一个无线路由器”（48）。这样的机动性让我获得更多的优势，地理的位置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接入的特权”，因此“我不仅仅是一个联网的、空间上延伸的电子人，还是一个后定居时代的电子人”（51）。
3、小型化
小型化对于新的漫游时代的社会生产至关重要。电话、相机、电脑的小型化使得延伸的电子自我成为可能。微细加工、微机电系统和纳米技术提供给设计更多的可能性，甚至重构了设计师的任务。皮肤成为了小型设备争夺的“地产”；多功能性成为产品的关键性能；衣物纤维的多功能和可编程给予了智能化全新的意义；而城市和建筑多具有的功能也逐渐转移到身体上来，我们逐渐成为了“行走的建筑”。
4、比特化
随着虚拟空间和物质空间之间界限的消失，被原子所限制的物质小型化由信息比特化继续着。文字从图书馆到电子图书馆、绘画从墙壁到画布再到摄影和图像处理软件、货币从硬币到纸币再到电子货币、音乐从胶盘到磁带再到MP3，信息逐渐被比特从其物质集体完全剥离出来。这带来了数字信息的压缩储存，也为对于信息产品的重组提供了条件，同时彻底改变的后勤学：“利用计算机智能来自动管理复杂的物流和传送过程”，也增强了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流动性。在比特的世界中，代码自由自在的流动着，这也与物质空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你处理的非物质的东西越多，你就越不会关心地点和距离，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联系。”（89）
因此，“我”被“缩小的物品”和“蛻落的原子”逐渐武装成为“连接的动物”和“无线的两足动物”，“我”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电子自我。
互联城市(The Networked City)
1、互联城市的观察和描述
米切尔通过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告诉我们，在互联时代要用新的方式来看待城市。
首先通过“电影眼”和“广播耳”的电子手段，托比的矛盾（无法让所记录的故事与它们所描述的事件同步）得以解决，利用摄影机、广播等方式，对于城市的描述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你可以以历史悠久的那种方式漫步于混凝土城市之中，或者你可以直接切换到它的电子双胞胎。”（100）
另一方面，地理信息和比特之间以一种重要的、全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通过电子定位追踪技术、GPS系统和雷达、异频雷达收发机以及射频标签等技术，信息和物体之间建立了联系。同时GIS等地理编码的比特也代表这信息和居住空间之间重要的新关系的开端。这种数字领域和物理领域的交互使得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中建设的记忆的宫殿，为巡回其间的居民传递信息”（115）。而无线的电子人在城市中的本质则是可以追踪的位置和轨道。比特在物质空间变得无处不在。
2、互联城市的私人和公共空间
正如查尔斯•摩尔所意识到的，这种延伸的、不连续的电子互联的同步状态对于我们的日常空间场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物质空间上的零碎和分散，以及电子空间增强的凝聚力成为了我们的后定居时代的主题。通过有线网络对于地点和地点之间邻近状态的选择性放松，建筑类型和城市模式发生了第一次分段和重组，接下来通过无线网络和便携式接入装置所创造的连续的存在域，人和地点之间的邻近状态也被选择性的放松了，这次创造的是另外一种程度的空间的不确定性，它从根本上改变的资源的可利用度和空间的使用。
无线教育网络为思维提供服务，无线医疗网络则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关注身体健康。工作场所可以变得松散、家庭和工作空间的关系也可以重组。这带来了工作空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随意性。同时连续的网络存在域也迅速改变了公共行为模式以及空间的使用。如“传统的公共行为所统治的空间中插入了电话交谈的私人行为”，“可以在未知的地点安排专门的会面场所”（142），“原本束缚在固定地点的活动也变得更为流动，同时城市的公共空间也以新的方式获得了活力：在这里，随身听取代了家庭娱乐中心，移动电话取代了家庭电话，笔记本取代了家庭桌上电脑。”（143）
基于连绵不断的存在域与建筑、城市空间的叠加，作者认为新的时代对建筑和城市规划也突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建筑师来说“存在域以及人与场所的不稳定，要求他们从根本上反思建筑的基本原则”（148）：活动的时间分割比空间分割更有效；相比僵化的功能计划，应该致力于创造灵活多样的人性化居所，为电子设备支持的游牧化居住服务；灵活性和适应性成为首要原则。对于规划人员来说，列斐伏尔所强调的“空间多元化”为灵活和自由选择提供了可能性，适合网络时代的规划“最多只应该建立决议框架”，“为动态决议提供的信息基础结构比庞大的物理建筑物更有影响力”，因此网络时代推动了一种需求，即“反应敏捷和灵敏的、装备电子设备的空间管理策略代替预定的空间计划和僵化的规划”（152）。
反思
通过这两条线索的梳理，可以看出米切尔在《我++》为我们开出了一张由无线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现象的清单。当然他并没有完全乐观的认为一切都是好的。他对于其负面的反思正如Samuel Kinsley（2013）所说来自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文化和经济背景。米切尔位于MIT的研究机构与兰德智库（the Rand Corporation）和硅谷未来学家咨询机构之间的联系为理解书中所体现的冷战思维和充足的高新技术资料提供了背景。在书中多处可以看到911事件后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环境。在“电子人类的竞争”这一章中，对于网络时代的安全和防御技术重要性的强调正是一大例证。同时，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米切尔也认识到了在电子互联时代，关于接入的身份认同、监视、恐怖主义、主观性和访问特权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在结语中，他强调在电子漫游的后定居时代，重塑互惠互利原则的重要性。他将网络社区视为规模化了的“Gemeinschaft”（社区）。“它不是一个虚拟城市和扩大的民族国家。在物理上、空间上、道德上，它是一个新事物。”（189）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个由互惠原则建立的社会集合体，“由应用于新的空间模式的，古老的互惠原则来维系的”新的公民社会。
显然，在《我++》中米切尔的很多立论较为激进，对于网络时代的社会变革具有乐观派的表征。而且美国社会所具有的连绵不断的网络存在域和物种空间充分的流动性这一基础设施条件，与我国现实仍有较大差距。但是，笔者认为米切尔所分析和预想的电子自我和互联城市是人类自身和城市发展不可逆的趋势。其对于建筑和城市规划提出的新要求是从业者所必将面对的。现阶段的个人、城市以及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全面互联的时代，个人的微小的选择也是受到这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系统影响而形成的。而我们对于建筑以及城市的计划也会对这个系统产生影响和受到反作用，因此米切尔为我们所描述和设想的电子时代将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