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称的自传

看完了严歌苓的《波西米亚楼》。

前两天还在看另一位作家写得很别致的书评，非常炫词耀句，好看，但有点精致得吃不消，并且一路引发我的联想，常常走神到别处去，看几页要按一下暂停，没法一气呵成，只有放在卫生间里。阿连德那本搞笑的《感官回忆录》也是放在卫生间里，用了整整一年才看完，连橙色的封面都褪色了。

 喜欢书，但不爱藏书，甚至并不爱惜书。在哪里看就扔到哪里，新皮包上的铁吊牌、衣服的标牌、信用卡签字单、圆珠笔、发夹都是信手拈到的书签，要是连这种书签都没有时，便将正读到的那一页倒扣放着。虽然没恶劣到拿书垫茶杯、汤钵的地步，但湿手捏过，浴室蒸汽熏过，被掩埋在沙发上的衣物堆下而被不小心坐过的书，有些朋友看了是要皱眉头的。

严歌苓的散文写得很松弛，毕竟，和写小说比，小说家写散文差不多只能算是脑筋的休闲操，因为松弛，所以很坦诚。

将一门语言用到纯熟已经不易，她还有勇气和毅力介入另一门语言，并且要熟识到能够进行创作的地步，这还真是她那个年代人常常涌现的佳话，勤奋、坚忍得难以想像。

她写道，面对着书、本、电脑读书或者写作，因此就背对着世界，背对着那些显而易见的通俗的欢乐。她描述的这个姿态很典型，书与本一“页”障目，就足以让人把生命中其它的所谓愉悦抛到背后，很好理解，因为面前的这个世界足够丰富、深邃、瑰丽、炫奇，它的无穷属性足以涵盖、包容背后世界每一项惊奇。

《小团圆》打开了张爱玲小说原型的密码库，她提到，亲戚们因为自觉与她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入座，愤怒到与她断交。与作家们做朋友、当亲戚，实在是危险的事情。严歌苓笔下令人称奇、羡慕的小说素材，居然也都在她的散文中进行了索引。《波西米亚楼》在不经意中透露了严歌苓不少的小说人物来源，看着看着，就遇到一个“熟人”。

小说，多多少少都是作者用第三人称写作的自传而已。

又发现，女作家的婚姻有助于廓开写作领域。不是说她们的情感本身，而是说，嫁一个职业有趣的丈夫将会为她的作品增添许多探险性的章节。

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二任丈夫是考古学家，将她带到了埃及、中东，于是她设计的罪案发生地点便从拘谨乏味的英国乡村拓展到了尼罗河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神秘地域、彼此隔阂的民族性格令案件更加云遮雾绕。考古学者们多少也有殖民者的色彩，满怀另一种发掘（有时是抢掠和盗窃）新大陆的野心（甚至更阴暗），解开了在故乡的束缚，有胆量破坏既定规则，行为还更乖张些。如果不是这段婚姻，“侦探女王”统率的疆域要小很多。

严歌苓随着外交官丈夫来到了尼日利亚的美国大使馆，头戴米色的草帽，穿上白色的亚麻衬衫，这可是西方殖民者的经典打扮。由于美国与伊斯兰民族的对立，她的“殖民地”生活有些风险，因而对当地生活只有隔岸观火，成就了几篇浮光掠影的小说和《波西米亚楼》里的几篇散文。

特殊职业的丈夫为她们打开了新的视界，她们作为游手好闲的随扈来到充满奇幻魅力的地方，当然要忙不迭地拿出笔进行速记、素描、彩绘、雕塑。

物质女孩们会说，嫁人是第二次投胎。从领略华服美食的广阔风景、识得品牌世界的花鸟虫鱼之名的角度来说，没有错。安详平静的成长、门当户对的婚姻肯定是福气，但女作家们这样长大，结这样的婚，要么就一辈子写冰心玉壶般宁静的小美文，要么就向内心无穷地需索，手执思想的柳叶刀，把米粒雕成巨舰，在茶杯里掀起12级的飓风，练成蝙蝠的耳力，藉由书本的药引导向想像的爆炸宇宙……得有这样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