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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燕赵都市报》2015年10月10日）
文/俞耕耘
读书笔记往往稀松平常，它使任何读者将阅读印象、感悟、思考积淀下来。然而，普通读者个人化、私人性的阅读成果通常凌乱琐碎，无法形成明晰的批评观念与美学意识。知名作家就大不一样，原因很简单，他们是创作者、更是精英读者。这看似带着强烈的不平与歧视，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作家的读书笔记很大程度并不限于阅读与接受，更意在总结创作经验、评点作家高下，分析审美风格。
伍尔夫使我们重新“发现”经典，由于她的经验引领，我们改变了阅读惯性、作品的关注比例。当我们心甘情愿被认同吸引，证明她的见地既晓畅又深刻，既看重精神反思，又强调物质基础。她总是从生活经验、社会环境（风俗法律）、心理类型出发，探讨作家创作心态、作品风格与成败得失。可以说，她的评论做到了历史的与审美的统一，社会类型与个体风格的融合。
在书中，我们看到伍尔夫独特的文学品味和“自有高格”的超越姿态。眼光、趣味和思想在犹如倾诉叙说的节奏中婉然呈现。在《摩尔·弗兰德斯》中，她赞赏笛福可贵的女性观：价值独立、头脑有力、精明实用、富有激情。“女人需要的是勇气，还有‘立足脚跟’的能力”。笛福对人性持久冷峻的凝视，使他可以避开偶然细节、瞬息情感的诱惑，忠于一种事件的自然生成、人物的自主充实。尽管这种伟大的平铺直叙努力保持克制，然而故事却充满着道德训诫的力量。幸运的是，笛福没有成为说教者，他将经验渗入在创作观念中，把观念融入到人物形象里。“他似乎已把人物深深纳入自己头脑，不经意间又把自己投入他们的人生”。这种天赋使其精心掩饰议论，女主人公虽然代言了思想信条，却依然是有生气、罪恶、欲望的鲜活形象。他反对人物平庸的善，“结果是我们对摩尔·弗兰德斯的赞赏多于责备。”笛福可贵处是叙述态度的自然求实，其作品题材的单调也许恰好彰显了对人性真相的持久关注。伍尔夫挖掘出作家与读者的博弈游戏。杰作总是作家以创作的透视设计驾驭了读者阅读透视的比例。《鲁滨逊漂流记》处处使读者受到挫折、嘲笑和反驳，因为我们的期待视野（一种自然主义的历险故事）总是被中产阶级缺乏想象，注重切身利益的社会现实所取代。笛福用那只土罐子的隐喻，描摹了人类拜物主义的事实。
伍尔夫对于女作家的趣味判断则既恰切又带着自醒的深刻。奥斯汀在她看来是一位讥诮世情的讽刺家、机智冷峻的观察者。然而，她却懂得以理性趣味（“道德信念”）和乐观主义（“取乐心态”）规避卑琐小气与刻薄恶意。她扬长避短，利用生活经验场景的局限，于小事处见深意，从琐屑处察人情。伍尔夫也看到她的日益厌倦与突破尝试：在后期逐渐以感受情态压倒了日常事态。文末的几重假设又说明了更多提升的无限可能：她题材也许会更深广，“不仅写出人们的本相，而且写出人生的本质”，书写不再局限于单一个体，而是群体形象。与奥斯汀不同，夏洛蒂·勃朗特在作者看来更多是位宣泄型的激情作家，她没有那么多层次侧影、色彩维度，往往以自我情感力量所驱使，来不及观察与解决问题。意图与语言的混沌正如音乐动机与旋律的难分，她只有借助大自然的整体象征寄寓情感的无以名状。在比较中，艾米莉更高一筹，她的视域更开阔，超越了个人的“我”通向了人类的永恒力量。《呼啸山庄》正是艺术性对现实人物表象的冲毁与永恒性的重构。
伍尔夫难得处在于评点名家时，不忘提出自己的创作宣言与反思。在意识流宣言《现代小说》中，她发现了创作“发力”的方向性错误。“物质主义者”提供了一个貌似真实的假象，它远非真实的生活。她强调印象“落下”形成生活、无序混乱汇聚内心真实、意识流动呈现精神图像。《妇女和小说》更像是一篇对女性创作的社会学分析，它从时间、空间、环境、心态、语言等维度综合反思了女性创作的救赎与可能。她们终将拥有“空闲、钱财和属于自己的一间屋”。
作家写读书笔记别有意味，这是一种内行评价同行的行为。作为内行，这眼光总是不同凡响，往往一语中的；作为同行，那姿态总是不甘沦落，常常旨在超越。在20世纪，以读书随笔著称的作家中，劳伦斯、王尔德、毛姆皆是典范。伍尔夫则独树一帜，这不仅在于她是女性，更在于她有着贯通两性的审美观，融汇精英与大众趣味的批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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