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谁要做人,决不能做一个顺民。谁要获取不朽的荣耀,决不可被善的空名义牵累,而必须弄清它是否就是善。归根结底,除了你自己心灵的完善,没有什么神圣之物。来一番自我解放,回到原原本本的你那儿去,你一定会赢得全世界的赞同。我小的时候,有一位良师益友总是用教会古老的教条纠缠我,我还记得我是怎样不假思索,予以回答的。我说,如果我是完完全全按内心生活,那我跟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朋友启发说:“这些冲动也许从下而来,而不是从上而来。”我回答说:“我看未必。不过如果我是魔鬼的孩子,那我就按魔鬼生活好了。”在我看来,除了我天性的法则,再没有什么神圣的法则。好与坏只不过是一些名头,这儿那儿随便可以挪用。凡符合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凡违背我的性格的东西都是错误的。一个人在所有的反对势力面前立身行事,仿佛一切都虚有其名,昙花一现,只有他是例外。想到我们轻易地向标记和虚名,向大社会和死体制投降,我真感到无地自容。每一个举止得体、谈吐优雅的个人对我的影响和震动并不是恰到好处的。我应当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路,千方百计说出粗犷的真理。假如恶意和虚荣穿着慈善的外衣,会行得通吗?如果一个愤怒的、一意孤行的人僭取了恢弘的废奴事业,带着来自巴巴多斯的最新消息来找我,为什么我不应该对他说:“疼你孩子去吧,疼你的伐木者去吧:要和善、谦虚,要有那种风度,千万不要用这种对千英里之外的黑人表现出的难以置信的软心肠粉饰你那咄咄逼人的野心。你对远处的爱就是对家里的恨。”这样向人致意尽管显得粗暴无礼,可是真话比假仁假义更得体。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不然就等于零。仇恨论在呜咽哀鸣之时一定要被宣扬成为仁爱论的对策。当我的天才召唤我的时候,我就避开父母妻子和兄弟。我要在门楣上写上“想入非非”。我希望它最终要比想入非非好一点,可是我们不能把一天的光阴耗费在解释上面。别指望我会说明我为什么想群居或为什么想独处的原因。也不要像当今的善人所做的那样,给我讲什么有义务改变所有穷人的处境。他们是我的穷人吗?我告诉你,你这愚蠢的慈善家,我舍不得把分文送给那些不属于我,又不包括我的人。有一个阶层的人,由于有种种精神上的共鸣我可以由他们随意调遣;为了他们,如果必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可就是不干你那名目繁多的廉价的慈善活动;不搞那愚人学校的教育;不建造那徒劳无益的教堂,况且现在已经造起了不少,都没有什么用场;不给酒鬼们施舍;不搞那千重万叠的救济团体——虽然我不无羞愧地承认;我有时候也不得不破费一块钱,可那是一块缺德的钱,不久以后,我就会有勇气不给的。
——摘自《自立》
捐钱和献爱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你显得和别人一样有爱心?我并不反对捐款和献爱心,问题是要知道你献给的谁,将用来做什么,我可以为了朋友倾家荡产,可以为了和我有共同理想的人献出血液。问题是,现在捐款时,你考虑什么了呢?
捐款甚至成为政府的一种统治方式。它让你知道,在某个地方,有一些你不认识的人,你不知道状况的人比你惨很多,需要你的爱心。于是,你便发现,你对自己的位置满意了,幸福感来自对比,于是通过捐款你幸福了。你不会去究问这些钱去了那里。
至于社会保险体系,我告诉你那是一个庞氏骗局。这个骗局每时每刻都在亏钱,然后国家作为这一“庞氏”不得不每时每刻都要制造通货膨胀。于是,你发现其实你不是更保险,而是更危险了。社会保障体系当然能解决一些问题,否则它会是人人都能看清的一个可笑的东西。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号召大家不要依赖于保险体系,而是要自己努力。不是一边用医疗保险治病,一边抽烟;不是一边交出住房公积金,一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子。
不排除捐钱献爱心有其他目的,但也不能走极端说是虚伪吧,那我也可以说你的这套哲学不过是你吝啬和一毛不拔的借口咯。
至于社会保险体系,当然有他的存在必要性,怎么就是对于无能的安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