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

《自然辨证法》 恩格斯 著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 1971年8月1版 1971年9月1印
《科学革命的结构》 [美国] 托马斯•库恩 著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1版 2006年10月5印
以下引文中A表示前书，B表示后书

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比较，两位作者应该都不会同意。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虽然未最终完成，但是已经表达了他的野心。在恩格斯看来，这个野心在黑格尔那里已经表现了出来，具体表现在《辩证法》一文中恩格斯从黑格尔著作中抽取出来的那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A 第46页），这三个规律在该书的第一篇《计划草案》中的《总计划草案》中是这样说的：“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A 第3页）不过是恩格斯指出了黑格尔的错误“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接下来他又说“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可怕的虚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符合于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自身又知识人类思维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末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也立刻就会变成简单而明了的了。”（A 第46页）马克思在1873年1月24日写于伦敦的《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说过“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即黑格尔）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来黑格尔特有的表述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资本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1975年6月1版 2002年10月北京14印 第24页）这段话的后边三句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辨证法》一文中也有引述（A 第32页）。也就是说，这个整理工作在马克思那里早就完成了，恩格斯不过是一再重申而已。在该文中恩格斯评价说“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辨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既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德国的现代经济学派只有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他一点东西（常常抄错了），才可以超过庸俗的自由贸易派。”（A 第32页）在恩格斯看来“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现喊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去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A 第28页）
回到《辨证法》一文，恩格斯说“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表明辨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因为，我们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这里说“不能”，因为是因为这个工作量太大，他这篇文章没法全部提及吧。他在该文中论证了第一条规律，即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在这个论证过程中，他论证的是黑格尔的观点的正确——也即马克思和他都是从黑格尔那学来的观点。在最后的总结中，他这样说“无论在生物学，或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被证实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只从精密科学中举出一些例子，因为这里的量是可以精确地测量和探寻的。”（A 第52页）不只如此，“但是，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普遍适用的形式表述出来，这始终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A 第52页）这个功劳属于黑格尔。我们想一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演中的这一段：“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有了马克思的这个发现，加上从黑格尔那学来的辩证法，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从此就可以逐步认识清楚了。似乎从此在人类要认识的各个领域，再没有了认识前进的障碍。 世界在我们面前被全部展示出来，似乎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作者显然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要知道马克思•韦伯之后西方学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再没有了，如果我们想给《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和其作者托马斯•库恩过高的评价，显然不是对他的赞扬，只能是有意无意的“捧杀”了。
这本书最初发表的时候是他读理论物理学博士期间写的一篇论文。他这篇论文的基石就是他提出的“范式”（Paradigm）。“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B 序言 第4页）。具体的说，“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牛顿的《原理》和《光学》、富兰克林的《电学》、拉瓦锡的《化学》以及赖尔的《地质学》——这些著作和许多其他的著作，都在一段时期内为以后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这些著作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B 第一章 《通向常规科学之路》 第9页）。要是还不好理解什么是“范式”，我们接着看“‘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既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B 第十四章《后记》第156页）
我们可以把“范式”看作是我们过河的时候脚要踏着的送我们到对岸的石头。前“范式”时期可以看作是望河兴叹，徒有辩论却没有确定的办法；“范式”第一次确立可以看作是放在河里的第一块石块；“不可通约”可以看成是石块跟石块之间的不连接，并且是非此即彼，我们只能站在其中的一块之上；“危机”可以看作是前进到没石块可踏；“革命”可以看作是抛弃之前的石块选择新的石块。
通过对他对“范式”的描述，可以看出他研究的问题限定在科学哲学方面。虽然他自己说过，他的研究跟其它领域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确实把科学发展描绘成一个由一连串相续的为传统限定的时期并间以非累积性的间断点的过程，因此其论点无疑有广泛的可应用性。但事情本应如此，因为这些论点原本借自其他领域。文学史家、音乐史家、艺术史家、政治发展史家以及许多其他人类活动的历史学家，早就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学科。以风格、口味、建制结构等方面的革命性间断来分期，是他们的标准之一。如果说我对像这样的概念有什么创见的话，那主要是我把它们应用到科学这一过去广泛被认为是以不同方式发展的领域。可以设想，我的第二个贡献是范式作为一个具体成就，一个范例这个概念。”（B 第十四章 《后记》 第187页）。在这里，首先指出在别的领域已经有这种划分，不过是他首先用了范式这样一个专有名词来描述而已。谈到这里，必须回到对专门史在内的历史的看法。该书的第一章《绪论：历史的作用》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赘述。他提到的另外一种论点即科学史（科学的发展）跟其它领域的不同，在这里也不做探讨。
所以，如果一定要把《自然辩证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放在一起比较，也只能限定在这个方面。即使一定要谈到其它领域，也首先要确定他提出的范式及其它概念有相当的价值，虽然看起来已经是广为人们熟知也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