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小姐

《中国报道》2010年第6期

“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林语堂先生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北京清华大学，这样感叹自身国文底子的薄弱带来的窘迫。林语堂从小接触的就是西学教育，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尤其沿海地区的民众很早就大量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杂志、报刊和态度谦和的传教士，而传统的国家政治以及整个的儒家文化体系正迅速的土崩瓦解。

文化冲突最早出现于上海这些沿海城市，在《南京条约》中，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成为中国最早被迫开埠的五个城市，而香港就直接被割裂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体系之外，但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甚至都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最让文人们痛心的并不是割让土地，而是“被迫”这件事，他们担心开埠之后，世风日下，国将不国。和香港一样，被人们忽视的还有上海，在5个被迫开埠的口岸城市中，福州最为中英双方所重视，而上海是中英最不重视的一个口岸。

“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充满诗意的林语堂描画他的中国老师，这是我们阅读林语堂描述中国人的感性文字时，常常能获得的幽默和会心一笑，当然背后是对整个民族迟钝和愚昧的无奈。喜欢阅读林语堂著作的刘香成先生，1951年出生于香港，从小接触的也是西式的教育，后来偶然的机会却让他带着相机行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收集时代走过的痕迹。与林语堂的文字类似，刘香成的摄影也充满了众多幽默的智慧瞬间，比如，没有钱只能穿上半身婚纱拍照留念的夫妇；故宫前穿着棉袄喝可口可乐的小伙子；云南思茅，带着墨镜的中国朋克等等。我不知道这种幽默的源泉来自哪里：也许来自摄影本身的静态和无限想象的冲突；或者来自岁月走过之后自然而然留下的哑然一笑；又或者来自文化的时空变幻带来的审美观念的改变。但无论如何，刘香成的摄影和林语堂的文字一样，总能准确地扑捉时代走过的痕迹，发现流行于当前而未来必然滑稽的发型和时尚。

《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是刘香成先生联合著名的当代中国艺术史学家凯伦•史密斯编著的最新作品。这部著作中，收录了包括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刘香成、乔治•西尔克，以及沙飞和周海婴等著名的中外近百位摄影师的作品，是刘香成和凯伦•史密斯从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提供的成千上万张摄影作品中精选汇编而成，这本摄影画册的野心在于，试图通过一张张摄影图片的排列讲述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史。从1842年《南京条约》的铜版画，一直到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召开，这本画册的叙述和呈现不可谓不成功，其生动性和形象性也恐怕非一般的历史书籍所能比拟。近百位著名摄影师的照片和众多无名的私人摄影图片集体讲述了上海跨越三个世纪的城市史，这或许是这本画册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瞬，而说到底，它也给我们阐释了这样一个常识，即任何历史都是人们的集体杰作。

就像任何一个大的历史节点一样，面对上海世博会，人们总是情难自禁地从中寻找出历史的意义和目的，本书的编著者同样也不能免俗。这点或许也恰恰契合那个因为拍下苏联解体的历史瞬间而获得普利策奖的刘香成。但是，上海以及这本画册真正吸引我的，却并不是这些带着历史重负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他人为地选择1842年的《南京条约》铜版画作为本书的起点，也不是本书落脚于代表上海未来的跑车照，而恰恰是那些脱离固有的历史架构的日常生活表情：是中山公园里的羞涩恋人；是上海弄堂里的家长里短；是上海石库门的狭窄和破落；是贵夫人的小狗和睡衣。

文化上，上海比不了与它比邻的六朝古都南京；政治里，上海同样无法与环绕着高大古城墙的北京相比；即使上海在近代兴起的海洋文化中略胜一筹，但改革开放冒险的试验地却是深圳，而不是上海。上海开埠之后，它更像含在嘴里的糖，握在手心里的宝，而不用操心文化和政治中的纷纷攘攘，我们要它成为的是：凤凰牌自行车、大白兔奶糖和上海牌缝纫机。于是，殖民时期，它是新派运动和激进文人的避难所；革命时期，它是政治党人秘密的集会地；现在上海,年轻人喜欢学着安妮宝贝的口吻说话，“让我忧郁的只有贫穷和寂寞”，上海是人们习惯性幻想的欲望都市。但无论何时，上海都是家庭中被娇宠的大小姐。

于是，我们能看到钱钟书笔下，作为“暴发户上海”的冷漠和卑俗本色，张爱玲眼里，上海人趋炎附势，混水里摸鱼，但也可爱的真切人性。无论战争的阴霾和历史的创伤，人们看不见大历史的滚滚尘烟，永不退色的只有王安忆口中上海弄堂里的流言：“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

《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编著者：（美）刘香成，（英）凯伦•史密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