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山海，只念情怀

我早已不再乐于讨论极致这个词是否可以随意使用，作为一个普通摄影者我更加懒得去争辩“顶级摄影师”的评价到底由谁定论标准几何。但我认为那些琐碎的字眼之辩都不是“极致之美”这个概念的提出应该带来的思考内容。

毕竟简单的“漂亮“是有章有法，能够刻意谋划的产品，而所谓美，则必须是超出视觉维度的震撼，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情感体验，因而当我们开始谈论美的时候，都已不知不觉地触及了自己的生活史。它是非常个人化的触发性事件。

拍出大美的影像的人都是顶级摄影师么？并不。其实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不能称得上摄影爱好者。翻阅中第一张让我流连的图像是姜根迪如冰川上极目远眺的壮美大地。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我上一次看到的时候，这照片的作者杨勇老师站在冰川的侧面，忧心忡忡地指着那壮美大地延伸的方向，皱着眉说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冰川末梢还到那儿呢。他一皱眉，额头上晒脱几层的死皮又往下掉了几片渣。

我不记得那是他作为一个民间科学家的一趟“正常”考察的第几天了。回到营地，他站在帐篷外面，身上是月来未洗的灰扑扑的军大衣，怀里抱只不知谁抓的野兔，给大家安排第二天并无“路”的考察行程。

他拎起那台80年代的古董相机，按下快门并非出于面对壮丽山河的陶醉，而是为记录冰川延伸的形态和位置。那才是牵系他心神的最深沉的情感。

我知道没有几人能像杨老师那样为了冰川河流出生入死，而那个出生入死的科学家是我身边的一个平易而对繁华文明又有些木讷的长辈，这张照片让我清晰记得他皱眉说冰川又退缩了300米的严峻神情。因而它记录的内容与我的生活史中精彩的那部分息息相关。

于是我翻过几页，又看到了那只养殖在中科院水箱中的江豚。我的朋友大多听我讲过那个“为何要追随杨勇老师去保护河流”的故事：在我还是个梳羊角辫儿的小丫头的时候，每至岁末便随父母回乡过年，那是长江中的一个沙洲。父亲会带我从岛的中心走很远的路到江边散步，那沙滩莹白细腻，荡着清澈的水波的形状，往往走不一会儿就能看到岸边不很远处，大群江豚的黑褐色脊背有节奏的地纵出水面又下潜（我小学三年级第一篇被贴在学校板报上的作文里这样写道：江豚you黑的脊背在阳光下跳跃着油亮亮的光，像成群金色的蝴蝶轻柔地晃着我的眼。）那是多么充满生命力的画面！如今再走过那段已经显得不很远的路去江滩散步，看江水上，只剩了一片白茫茫的空寂。冬天的江南天空总是雾蒙蒙的，我没有从水下的角度，在图片中这样明媚的光线中，看过如此清晰的江豚。但我儿时记忆中的这种动物是自由的，而且总是充满着孩童般快乐的活力，从不如此孤独沉痛。

然后我看到三峡，那争议无数的大坝建起而三峡浸没时，我与好友痛诉中国文学史上近三分之一的创作灵感就这样长眠水下，而我们即便声嘶力竭，却依然如此微弱无力，迄今想起仍痛心疾首乃至泪湿衫襟。

或许大多数读者的目光会在这几张照片上停留几秒后翻过去，就像我对待大多数其它的图片一样。因为每个独立的个人被触动的内容必然不同。

以我对“书”的评价标准，此卷文字体量着实太小，而我依然以书而非画册称之。认真读过贯穿全书的八篇导读，山川河流大漠边城为我搭建了有筋骨有血肉有历史有生力的中国大地，它如此丰满，会承载多少人的生活史？这种承载是生长的，虽然这种生长未必不沉重。大多与我遥远的画面我就手翻过去了，也并不会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或许就像上文所提及，或许若干年后，又有些什么成为了我的生活史中仅存的印记。书页翻过便是过了，时光的册页被漫不经心的浏览过去却再也无法翻回。这便是极致了：极致的杳远，极致的脆弱。而它本身的美，因为有了承载便已进入文学的范畴。

正如那条江豚的影像映入我眼时，我突然念起罗塞蒂的诗：“My name is Might-have-been/ I am also called No-more, Too-late, Farewell.” 我喜欢的中国诗人徐钺把它翻译为：我名叫恨不得；又名奈何天，空悲切，生离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