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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9月发表于《纽约客》的散文《亲爱的生活》（Dear Life）里，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31- ）回忆自己的少年生活：她的家是在小镇郊外道路尽头的，她唯一有交往的女同学是家世不好的，她母亲提到的疯癫的“尼德菲尔德夫人”显然是给她留下童年阴影的，自然，还有她父亲的不成功的养狐农场，她母亲的帕金森症。喜欢把门罗视为“家庭主妇”的读者，自会满意地发现，门罗自小就是“家庭主妇”了，她汲水、叉草、洗洗涮涮、为家人做通心粉和蛋饼。喜欢精神分析的评论者也不会失望，门罗因为“回嘴”而遭到父亲的抽打，她经常想到“逃离”，她在睡前喜欢做做白日梦，每一条都可以用来大加发挥。可是，门罗不愿自己的成长际遇被误读，在《巴黎评论》对她的访谈里，她愤慨地指责某位“草率的批评家”和某位“女性主义作家”，因为他们说她父亲“是个邋遢的养狐狸的农夫”，“不负责任”，映射她家里的贫穷，渲染出一个悲惨的成长背景。不，门罗坚定地说，“我相信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散文结尾，门罗以一贯冷静的笔调写到，她既没有参加母亲的临终护理、也没有参加葬礼，因为当时她有两个小孩子，在温哥华无人可以托付；而且，她几乎付不起路费；还有，她的丈夫蔑视一切正统行为。在濒死之际，母亲在夜里逃出医院，在城中游荡，直到有一个陌生人收留了她。门罗说：“如果这是小说，如我所说，它也太‘过’了。但是，这是真的。”
显而易见，门罗对生活实质的看法大有与众不同之处，对待惨淡的方面和冷漠的方面，她安之若素。她不愿被加以布尔乔亚式的解读，含情脉脉、泪水涟涟、伪善的同情、明确的教谕，这都是门罗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只因为，真实远比小说残酷，人性远比虚构复杂。而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成功，美满，功利和梦想，也始终在门罗的视野之外，她笔下的人物遍及从中产阶级到无产阶级、从平常女性到性变态的宽频谱系之中，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他们皆是从日常生活的主流轨道上暂时或永久“逃离”的人物，心怀“秘密”，奋力挣扎，貌似静若止水，实则波澜壮阔。
自从美国作家辛西娅•奥齐克（Cynthia Ozick）称门罗为“当代契诃夫”，常有人在门罗与契诃夫之间寻找关联。应该说，在环境描写方面、在书写小人物境遇方面，二人的确有类似之处，不过，门罗在精神气质上显然更“冷”，她不抒发同情、不表达感慨、也不站在高处批判环境，她只是站定在生活内部，不高也不低，沉着而勇敢。她的好友、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说，“也许，‘解剖’一词能够接近门罗的小说的特质，尽管这个词汇有点冷冰冰的。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门罗的作品呢？那些令人着迷的审视、考古般的挖掘、精密而细致的追忆，那些隐藏在人性阴暗处的丑陋，那些隐秘的情欲，对于痛苦的沉溺，以及为生活的多样性和完整性的喜悦，这些元素都混杂在了一起。”——这是知人之语。
从文学影响上看，门罗特别喜欢美国南方作家群体，但是相比于福克纳，她更喜欢南方作家群里的女作家，比如韦尔蒂（Eudora Welty）、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波特（Katherine Ann Porter）和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她们给了门罗以启示：女作家一样可以描写怪异和边缘。门罗的百多篇短篇小说里，不乏怪人，边缘人更是不胜枚举，正是因此，她亦被贴上“南方哥特”的标签。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门罗是“短篇小说大师”，窥斑见豹，不妨以门罗的小说《好女人的爱情》（The Love of a Good Woman）来略加分析。这部作品发表于1998年，是同名文集的第一篇，代表着门罗成熟期的风格。这篇小说译成中文有70余页，是中篇的规模，若以时间顺序描述，小说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故事”：高中时代，少女伊内德对同窗鲁佩特•奎因产生情愫。后来鲁佩特娶了贫穷的外乡女，而伊内德成了看护穷人的“圣女”。多年以后，伊内德看护奎因夫人期间，对鲁佩特的情感渐渐不能自已。奎因夫人濒死之前，说出一个惊人的故事：奎因夫人与验光师魏伦斯有染，鲁佩特冲动杀人，夫妻二人伪造现场，奎因夫人是病由心生。奎因夫人死后，伊内德做好了“计划”，希望在有罪的鲁佩特面前继续扮演“圣女”，或者被他杀死，或者陪他自首。但是一念之间，她愿意相信奎因夫人是完全地扯谎，如果这样，她与鲁佩特将有另一种可能性。
《好女人的爱情》是一部精心结撰之作，门罗的匠心体现在，通过杰出的叙事技巧，使小说跌宕起伏，有悬念、有空白、有不同的阐释、有开放的结尾。全文如四折屏一般，分成相对独立又具有联系的四个部分。从叙述角度说，小说的四个部分皆为第三人称，但在叙述时又相当节制，避免成为全知全能的叙事，且每部分贴近不同的视角。
引子部分十分简短，交代在小镇瓦利的博物馆里，有一件红色工具箱，它原本属于眼科验光师魏伦斯，不幸的是，魏伦斯在1951年溺水而亡，“佚名捐赠者，或即发现者本人，惠予我馆收藏。”这一部分以“物本主义”为特征，可以视为对“新小说”的遥远呼应。
第一部分题为《板儿角》，这是当地地名，1951年春天的一个早上，三个孩子在郊外远足时发现了魏伦斯医生的尸体，对于他们而言，这桩事件十分重大。作者详尽描写了郊外的景色、小镇的环境、三个男孩的家境。三个孩子由于各种原因，虽然在镇内漫游了一整天，甚至去魏伦斯先生家查看过，却没有把他们的重大“发现”公布出去，直到晚上，某个孩子向母亲说了此事，于是警察呼啸而至，医生之死得到“合理解释”——下雨涨水，汽车失事，不幸溺亡。而三个孩子从此被冠以绰号“傻棍儿”，因为他们对尸体表现木然，还吃了甘草甜食呢。小说的这一部分跟随三个孩子的视角，在“板儿角”一带游荡，乏善可陈的郊外滩地，平淡无奇的小镇生活，9-12岁男孩的独特心理，有条不紊地一一铺叙，特别是在发现魏伦斯的尸体之后，这种慢悠悠的陈述故意造成一种延宕，有意吊人胃口。从功能上说，第一部分如电影镜头一般扫描了小镇生活的各个侧面，是与魏伦斯之死形成鲜明对照：正是在貌似平静的小镇生活之下，有着另一种险恶。
第二部分题为《心脏病》，写二十七岁的奎因夫人因罹患肾小球性肾炎，卧病在床，护理她的是“好女人”伊内德。伊内德是奎因先生——鲁佩特的中学同学。当年，遵守父亲的临终嘱托，伊内德未能成为有执照的护士，因为在父亲看来，护士要与异性的裸体打交道，不成体统。伊内德家境殷实，她本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但是她志在行善，成了一名住家护士，“到可怜、贫困的人家里，揽下能把腰都累断的苦活，挣的钱聊胜于无”。伊内德一干十六年，是众人心目中的“圣女”、“一个仁慈的天使”。虽然她也有性欲的困扰，但是她用辛苦的劳作来“悔过”。病重的奎因夫人阴鸷而恶毒，在回光返照中，她告诉伊内德一个秘密：“魏伦斯先生那会儿就在这间屋子里。”这一部分贴近伊内德的视角，在她护理奎因夫人、照料孩子起居的过程中，闪回她的中学时代、她对“圣女”生涯的选择、她十六年来的生活。很巧妙地，在伊内德与鲁佩特姐姐格林夫人的谈话中，交代出奎因夫人的来历——他乡的女仆、可能是孤儿；在伊内德与鲁佩特的谈话中，交代她对他的温情；而在伊内德与奎因夫人的谈话中，交代奎因夫人的怨毒。伊内德的内心独白以半客观半意识流的形式穿插其间，比如特别重要的、她的性梦那一部分。
第三部分题为《错误》，那一天，鲁佩特撞见魏伦斯在给奎因夫人做检查，“他紧紧攥住她的大腿，她裙子堆到上方，腿裸露着”，鲁佩特激动中打死了魏伦斯，夫妻二人制造了魏伦斯驾车溺水的假象。在家中洗刷血污的过程中，奎因夫人腰痛、恶心，落下今日的病根。魏伦斯的红色工具箱，忘记抛在伪造的现场中了，是奎因夫人把它藏了起来。这一部分堪称全篇最为神奇的部分，它很简短，又十分复杂，贴近的是奎因夫人，充分展示“不可靠的叙述者”给文本留下的多重可能性。比如，奎因夫人与魏伦斯医生的关系到底如何，在前半部分，奎因夫人好似无辜，“其实她从没允许他做什么，但他一有机会总要揩把油。比如给她检查眼睛时抓住她裙子下的大腿，她没办法阻止他，鲁佩特偏偏一声不响溜进来，会错了意。”但是到了后半部分，在奎因夫人发现医生的工具箱还在自己家中忘了处理之际，联想起魏伦斯使用检查仪器的情形，有很意识流的一段：“每次都像是同样的游戏”，魏伦斯借检查眼睛猥亵她，最后“他把她放倒，像一只老公山羊一样撞击她。就在光秃秃的地板上，一下一下撞击她，试图把她碾成碎片。”紧接着是不知发问者是谁的、没头没脑的一句：“这个你会喜欢吗？”简而言之，哪一部分是真相、哪一部分是妄想？还是都是真相、抑或皆为妄想？那就要看读者自己的判断了。
第四部分题为《谎言》，伊内德听了奎因夫人的坦白后彻夜无眠，第二天她悉心照料奎因夫妇的两个女儿，奎因夫人在下午去世了。葬礼结束之后，伊内德决定实施自己的计划：她邀请鲁佩特去河上划船。在计划中，她将向对方坦白自己不会游泳，然后她会逼问魏伦斯的事情，如果鲁佩特决定杀人灭口，伊内德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如果鲁佩特认罪并同意自首，伊内德愿意陪伴始终。可是，在二人即将出门之际，伊内德意识到，奎因夫人也可能是在扯谎，垂死之人的无稽之谈。而不追究这件事的话，伊内德不是没有和鲁佩特共同生活的可能性。最后，两人走到河岸边，鲁佩特去找船桨，伊内德周遭万籁俱静。这一部分回到伊内德的视角，在知道了奎因夫人的“秘密”后，她连着四个晚上严重失眠，出于“好女人”的牺牲精神或曰心理习惯，她体贴地为鲁佩特设计了两种方案，因为“你不可能扛着这样一个负担苟活于世。你的生命将令你无法忍受。”计划启动后，在奎因夫人住过的病室内，伊内德幡然醒悟。小说的结尾戛然而止，同样十分耐人寻味，伊内德与鲁佩特是否有结果，读者无从知道。
门罗的作品虽然是从日常生活层面切入，却往往并不平淡。以《好女人的爱情》而言，“发现”和“突转”这构成戏剧化冲突的两大元素，在小说里贯穿始终。对于魏伦斯医生尸体的“发现”、伊内德对于奎因夫妇关系的“发现”、对于魏伦斯死亡之谜的“发现”，抽丝剥茧，层层进展。最关键的“发现”是在临近小说结尾时，伊内德突然“发现”奎因夫人有可能说谎，从而放弃自己的“计划”，实现情节的“突转”。而敏锐的读者当能“发现”，伊内德的最后这个“发现”有可能是自欺，是她本人长期抑制的对鲁佩特的爱情，终于冲决了“好女人”的正义堤防。回过来判断，奎因夫人与魏伦斯在地板上通奸那有声有色的一段，有可能不是奎因夫人的自我交代，有可能是长期性压抑的伊内德的添油加醋。如果回到小说开头博物馆中陈列的魏伦斯医生的工具箱，读者将“发现”，谁是那个“佚名捐赠者、或即发现者本人”，还真是一个悬念。
《好女人的爱情》所塑造的伊内德形象，十分立体而复杂。她相貌出众，情绪饱满，衣着得体，家境富裕，父亲是个保险和房地产代理商。从中学时代开始，她一直是备受推崇的活动组织者，不乏男朋友，却没有男朋友，“这似乎本非她所愿，不过她并不在意，因为她的勃勃野心是“做好人，做好事”，所以“未必要走循规蹈矩的传统妻子的道路。”伊内德二十岁那年，即将完成护士培训，但是她的病危的父亲要求她发誓不当注册护士，伊内德做了保证，心理动机很微妙：“对垂死之人做保证，这种自我否定，这种完全的牺牲。越荒谬就越吸引人。”与此类似，她后来之所以去当住家护士，因为这是她的生活目标，越艰难则对她越有吸引力。在发现奎因夫妇犯罪的秘密后，她构思了种种“献身的画面”。然而，这种正义的激情突然消退，一瞬间，“好女人”恍然大悟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她因宽慰而抽泣，心上人的体味，“她喜欢”。所以，这是一个圣女向爱情投降的故事，其心理的曲折幽微处，难以言传。
门罗自己在罗伦多郊外的约克大学教授过“创造性写作”，她说她憎恨这份工作，尽管自己根本就没钱，还是毅然辞了。她很幽默地讲到，有一个女学生，拿了一篇非常好的作品来，询问如何才能进入她教的班级。而她回答，不要，不要靠近我的班，只需把你的作品带给我看就好。的确，写作是很难传授的，写这种高难心理故事的技巧，则更难传授。门罗的功力在此，门罗的特色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