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我的过去一片朦胧

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写道："我的过去一片朦胧……"这本书就放在窗台上，是本小册子，黑黄两色的封面，纸很糙，清晨微红色的阳光正照在它身上。病房里住了很多病人，不知它是谁的。我观察了许久，觉得它像是件无主之物，把它拿到手里来看；但心中惕惕，随时准备把它还回去。过了很久也没人来要，我就把它据为己有。过了一会儿，我才骤然领悟到：这本书原来是我的。这世界上原来还有属于我的东西--说起来平淡无奇，但我确实没想到。病房里弥漫着水果味、米饭味、汗臭味，还有煮熟的芹菜味。在这个拥挤、闭塞、气味很坏的地方，我迎来了黎明。我的过去一片朦胧…… 病房里有一面很大的玻璃窗。每天早上，阳光穿过不平整的窗玻璃，在对面墙上留下火红的水平条纹；躺在这样的光线里，有如漂浮在熔岩之中。本来，我躺在这张红彤彤的床上，看那本书，感到心满意足。事情忽然急转而下，大夫找我去，说道，你可以出院了。医院缺少床位，多少病人该住院却进不来--听他的意思，好像我该为此负责似的。我想要告诉他，我是出于无奈（别人用汽车撞了我的头）才住到这里的，但他不像要听我说话的样子，所以只好就这样了。 此后，我来到大街上，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不知该到哪里去。一种巨大的恐慌，就如一团灰雾，笼罩着我--这团雾像个巨大的灰毛老鼠，骑在我头上。早晨城里也有一层雾，空气很坏。我自己也带着医院里的馊味。我总觉得空气应该是清新的，弥漫着苦涩的花香--如此看来，《暗店街》还在我脑中作祟…… 莫迪阿诺的主人公失去了记忆。毫无疑问，我现在就是失去了记忆。和他不同的是，我有张工做证，上面有工作单位的地址。循着这个线索，我来到了"西郊万寿寺"的门前。门洞上方有"敕建万寿寺"的字样，而我又不是和尚……这座寺院已经彻底破旧了。房檐下的檩条百孔千疮，成了雨燕筑巢的地方，燕子屎把房前屋后都变成了白色的地带，只在门前留下了黑色的通道。这个地带对人来说是个禁区。不管谁走到里面，所有的燕巢边上都会出现燕子的屁股，然后他就在缤纷的燕粪里，变成一个面粉工人。燕子粪的样子和挤出的儿童牙膏类似。院子里有几棵白皮松，还有几棵老得不成样子的柏树。这一切似曾相识……我总觉得上班的地点不该这样的老旧。顺便说一句，工作证上并无家庭住址，假如有的话，我会回家去的，我对家更感兴趣……万寿寺门前的泥地里混杂着砖石，掘地三尺也未必能挖干净。我在寺门前逡巡了很久，心里忐忑不安，进退两难。直到有一个胖胖的女人经过。她从我身边走过时抛下了一句：进来呀，愣着干啥。这几天我总在愣着，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既然别人这么说，愣着显然是不对的。于是我就进去了。 出院以前，我把《暗店街》放在厕所的抽水马桶边上。根据我的狭隘经验，人坐在这个地方才有最强的阅读欲望。现在我后悔了，想要回医院去取。但转念一想，又打消了这个主意。把一本读过的书留给别人，本是做了一件善事；但我很怀疑自己真有这么善良。本来我在医院里住得好好的，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才遇到现在的灾难。我对别的丧失记忆的人有种强烈的愿望，想让他们也倒点霉--丧失了记忆又不自知，那才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对于眼前这座灰蒙蒙的城市，我的看法是：我既可以生活在这里，也可以生活在别处；可以生活在眼前这座水泥城里，走在水泥的大道上，呼吸着尘雾；也可以生活在一座石头城市里，走在一条龟背似的石头大街上，呼吸着路边的紫丁香。在我眼前的，既可以是这层白内障似的、磨砂灯泡似的空气，也可以是黑色透明的、像鬼火一样流动着的空气。人可以迈开腿走路，也可以乘风而去。也许你觉得这样想是没有道理的，但你不曾失去过记忆--在我衣服口袋里，有一张工作证，棕色的塑料皮上烙着一层布纹，里面有个男人在黑白相片里往外看着。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既然出现在我口袋里，除我之外，大概也不会是别人了。也许，就是这张证件注定了我必须生活在此时此地。 早上，我从医院出来，进了万寿寺，踏着满地枯黄的松针，走进了配殿。我真想把鞋脱下来，用赤脚亲近这些松针。古老的榆树，矮小的冬青丛，都让我感到似曾相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有股可疑的气味，与茅厕相似，让人不想多闻。配殿里有个隔出来的小房间，房间里有张桌子，桌子上堆着写在旧稿纸上的手稿。这些东西带着熟悉的气息迎面而来--过去的我带着重重叠叠的身影，飘扬在空中。用不着别人告诉，我就知道，这是我的房间、我的桌子、我的手稿。这是因为，除了穿在身上的灰色衣服，这世界上总该有些属于我的东西--除了有些东西，还要有地方吃饭，有地方睡觉，这些在目前都不紧要。目前最要紧的是，有个容身的地方。坐在桌子后面，我心里安定多了。我面前还放了一个故事。除了开始阅读，我别无选择了。 "晚唐时，薛嵩在湘西当节度使。前往驻地时，带去了他的铁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故事用黑墨水写在我面前的稿纸上，笔迹坚挺有力。这种纸是稻草做的，呈棕黄色，稍稍一折就会断裂，散发着轻微的霉味。我面前的桌子上有不少这样的纸，卷成一捆捆的，用橡皮筋扎住。随手打开一卷，恰恰是故事的开始。走进万寿寺之前，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故事。可以写几个字来对照一下，然后就可认定是不是我写了这些故事。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医院里醒来时，我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上，都有黑色的墨迹。这说明我一直用黑墨水来写字。在我桌子上，有一个笔筒，里面放满了蘸水钢笔，笔尖朝上，像一丛龙舌兰的样子；笔筒边上放着一瓶中华牌绘图墨水。坐在这个桌子面前，我想到：假如我不是这个故事的作者，也不会有别人了；虽然我一点不记得这个故事。这些稿子放在这里，就如医院窗台上的《暗店街》。假如我不来认领，就永无人来认领。这世界上之所以会有无主的东西，就是因为有人失去了记忆。 手稿上写道：盛夏时节，在湘西的红土丘陵上，是一片肃杀景象；草木凋零，不是因为秋风的摧残，却是因为酷暑。此时山坡上的野草是一片黄色，就连水边的野芋头的三片叶子，都分向三个方向倒下来；空气好像热水迎面浇来。山坡上还刮着干热的风。把一只杀好去毛的鸡皮上涂上盐，用竹竿挑到风里去吹上半天，晚上再在牛粪火里烤烤，就可以吃了。这种鸡有一种臭烘烘的香气。除了风，吃腐肉的鸟也在天上飞，因为死尸的臭味在酷热中上升，在高空可以闻到。除了鸟，还有吃大粪的蜣螂，它们一改常态，嗡嗡地飞了起来，在山坡上寻找臭味。除了蜣螂，还有薛嵩，他手持铁枪，出来挑柴禾。其他的生灵都躲在树林里纳凉。远远看去，被烤热的空气在翻腾，好像一锅透明的粥，这片山坡就在粥里煮着--这故事开始时就是这样。 在医院里，我那张床就很热，我一天到晚都像在锅里煮着，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也就什么都不抱怨，连个热字都说不出，只觉得很快乐。我不明白，热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篇稿子带有异己的气味。今天早上我遇到了很多东西：北京城、万寿寺、工作证、办公室，我都接受下来了。现在是这篇手稿--我很坚决地想要拒绝它。是我写的才能要，不是我写的--要它干啥？ 手稿上继续写道：薛嵩穿着竹笋壳做的凉鞋，披散着头发，把铁枪扛在肩上，用一把新鲜的竹篾条拴在腰上，把龟头吊起来，除此之外，身上一无所有。现在正是盛夏时节。假如是严冬，景象就有所不同：此时湘西的草坡上一片白色的霜，直到中午时节，霜才开始融化，到下午四点以后，又开始结冻，这样就把整个山坡冻成了一片冰，绿色的草都被冻在冰下，好像被罩在透明的薄膜里--原稿就是这样的，但我总怀疑热带地方会有这样冷--薛嵩穿着棉袍子出来，肩上扛着缠了草绳的铁枪--如果不缠草绳子，就会粘手。他还是出来挑柴禾。春秋两季他也要出来挑柴禾--因为要吃饭就得挑柴禾--并且总是扛着他的大铁枪。 我依稀记得，自己写到过薛嵩，每次总是从红土丘陵的正午写起，因为红土丘陵和正午有一种上古的气氛，这种气氛让我入了迷。此处地形崎岖，空旷无人，独自外出时会感到寂寞：在山坡上走着走着，忽然觉得天低了下来，连蓝天带白云都从天顶扣下来，天地之间因而变得扁平。再过一会，天地就会变成一口大碗，薛嵩独自一人走在碗底。他觉得自己就如一只捣臼里的蚂蚁，马上就会被粉碎，情不自禁地丢掉了柴捆，倒在地上打起滚来。滚完以后，再挑起柴来走路，走进草木茂盛的寨子，钻进空无一人、黑暗的竹楼。此时寂寞不再像一种暧昧的癫狂，而是变成了体内的刺痛。后来，薛嵩难于忍受，就去抢了红线为妻。这样他就不会被寂寞穿透，也不会被寂寞粉碎。如果感到寂寞，就把红线抱在怀里，就如胃疼的人需要一个暖水袋。如果这样解释薛嵩，一切都进行得很快。但这样的写法太过直接，红线在此时出现也为时过早。这就是只写红土丘陵和薛嵩的不利之处。所以这个故事到这里截止，从下一页开始，又换了一种写法。 读到薛嵩走在红土丘陵上，我似乎看到他站在苍穹之下，蓝天、白云在他四周低垂下来，好似一粒凸起的大眼球。这个景象使我感到亲切，仿佛我也见到过。只可惜由此再想不到别的了。因此，薛嵩就担着柴禾很快地走了过去，正如枪尖刺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轻飘飘地滑过了……如你所见，这种模糊的记忆和手稿合拍。看来这稿子是我写的。 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属于我的故事，把《暗店街》送给别人也不可惜。但我不知道谁是薛嵩，也不知道谁是红线；正如我不知道谁是莫迪阿诺，谁是居伊·罗朗。我更不知道自己是谁。 正午时分的山坡上，罩着一层蓝黝黝的烟雾。走在这种烟雾里，就是皮肤白皙的人也会立刻变得黝黑，就是牙色焦黄的人也会立刻牙齿洁白，头发笔直的人也会变得有点卷发--手稿上这样写，仿佛嫌天还不够热--薛嵩在山坡上走，渐渐感到肩上的铁枪变得滚烫，好像是刚从熔炉里取出来。这根铁棍他是准备做扁担用的，除了烫手之外，它还有一种不便之处--那东西有三十多斤重，用来做扁担很不适用。但是他决不肯把任何扁担扛在肩上。在铁枪的顶端，有个不大锋利的枪头，还有一把染红了的麻絮。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枪缨，一定会把这杆枪的性质看错，以为它不是一件兵器，而是一根墩布。在他的肚脐前面，一根竹篾条，好像吊了个大蘑菇。他就这样走下山坡，去找他的柴捆。 薛嵩的身体颀长、健壮，把它裸露出来时，他缺少平常心。当他赤身裸体走在原野上时，那个把把总是有点肿胀，不是平常的模样；所以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低洼的地方。低洼的地方会有水塘，里面满是浓绿色的水。一边被各种各样的脚印搅成黑色的污泥，另一边长满了水芋头、野慈姑，张开了肥厚的绿叶，开着七零八落的白花。只听哗啦一声水响，叶子中间冒出一个女孩的头来。她直截了当地往薛嵩胯下看来，然后哈哈笑着说：瞧你那个模样！要不要帮帮你的忙？成熟男性的这种羞辱，总是薛嵩的噩梦。等他谢绝了帮忙之后，那女孩就沉下水去。在混浊的水面上，只剩下一根掏空的芦苇竖着，还有一缕黑色的头发。在亚热带的旱季，最浑的水里也是凉快的。薛嵩发了一会儿愣，又到山脊上走着，找到了自己的柴禾捆，用长枪把它们串成一串，挑回家来，蜣螂也是这样把粪球滚回家。此时他被夹在一串柴捆中间，像一只蜈蚣在爬。他被柴禾挤得迈不开步子，只能小步走着，好像一个穿筒裙的女人。假如有一阵狂风吹来，他就和柴捆一起在山坡上滚起来。故事虽然发生在中古，但因为地方偏僻，有些上古的景象。 我对这个故事有种特殊的感应，仿佛我就是薛嵩，赤身裸体走进湘西的炎热，就如走入一座灼热的砖窑；铁枪太过沉重，嵌进了肩上的肉。至于腰间的篾条，它太过紧迫，带着粗糙勒进了阴茎的两侧--这好像很有趣。更有趣的是有个苗族小姑娘从水里钻出来要帮我的忙。但作者对这故事不是全然满意，他说：这是因为薛嵩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的故事必定殊为无趣，所以这个故事又重新开始道：晚唐时节，薛嵩曾住在长安城里。 长安城是一座大得不得了的城市，周围围着灰色的砖墙。墙上有一些圆顶的城门洞，经常有一群群灰色的驴驮着粮食和柴草走进城里来。一早一晚，城市上空笼罩着灰色的雾，在这个地方买不到漂白布，最白的布买到手里，凑到眼前一看，就会发现它是灰的。这种景象使薛嵩感到郁闷，久而久之，他变得嗓音低沉。在冷天里他呵出一口白气，定睛一看，发现它也是灰的。这样，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灰色的开始，这种色调和中古这个时代一致。在中古时，人们用灶灰来染布，妇女用草灰当粉来用，所以到处都是灰色的。薛嵩总想做点不同凡响的事情。比方说，写些道德文章，以便成为圣人；发表些政治上的宏论，以便成为名臣；为大唐朝开辟疆土，成为一代名将。他总觉得后一件事情比较容易，自己也比较在行。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狂想…… 后来，薛嵩买到了一纸任命，到湘西来做节度使。节度使是晚唐时最大的官职，有些节度使比皇帝还要大。薛嵩觉得自己中了头彩，就变卖了自己的万贯家财，买了仪仗、马匹和兵器，雇佣了一批士兵，离开了那座灰砖砌成的大城，到这红土山坡上建功立业。后来，他在这片红土山坡上栽了树，种了竹子，建立了寨子，为了纪念自己在长安城里那座豪华住宅，他把自己的竹楼盖成了三重檐的式样，这个式样的特点是雨季一来就漏得厉害。他还给自己造了一座后园，在园里挖了一个池塘，就这样住下去；遇到了旱季里的好天气，就把长了绿霉的衣甲拿出来晒。过了一些年，薛嵩和他的兵都老了。薛嵩开始怀念那座灰色的长安城，但他总也不会忘记建功立业的雄心。 与此同时，我坐在万寿寺的配殿里，头顶上还有一块豆腐干大小的伤疤。这块疤正在收缩，使我的头皮紧绷绷。我和薛嵩之间有千年之隔，又有千里之隔。如果硬要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实在难以想象。但我总要把自己往薛嵩身上想--除了他，我不知还有什么可供我来想象：过去我可能到过热带地方，见过三重檐的竹楼，还给自己挖过一个池塘；我在那里怀念眼前这座灰色的北京城，并且总不能忘记自己建功立业的决心--这样想并非无理。但假如我真的这样想过，就是个蠢东西。 过去某个时候，薛嵩的故事是在长安城里开始的，到了湘西的红土山坡上，才和现在的开始会合。这就使现在的薛嵩多了一个灰色的回忆，除此之外，还多了一些雇佣兵。我觉得这样很好，人多一点热闹。 薛嵩部下的雇佣兵在找到雇主之前是一伙无赖，坐在长安城外晒太阳--从早上起来，就坐在城门口，要等很久才能等到太阳。这样看来，太阳好像很宝贵，但现在去晒，肯定要起痱子。长安城门口有一排排的长条凳，上面坐满了这种人，脚下放着一块牌子，写着：愿去南方当兵，愿去北方当兵，或者是愿去任何地方当兵；在这行字下面是索要的安家费。薛嵩既然付得起买官的钱，也就付得起雇佣兵的安家费。当然，这些钱不能白给，当场就要请刺字匠在这些兵脸上刺字，在左颊上刺下"凤凰军"，在右颊上刺下"亲军营"。这些刺下的字就是薛嵩和他们的契约。有了这六个字做保证，薛嵩觉得有了一批自己人，再不是孤零零的。不幸的是这个刺字匠和这些兵认识，所以把字迹刺得很浅，还没等走到湘西，那些字迹就都不见了，于是薛嵩又觉得自己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薛嵩当然觉得自己钱花得不值，想要请人来在士兵脸上补刺，但那些兵都不干，并且以哗变相威胁。此时薛嵩干出了一件不雅的事情：他把裤子脱了下来，请他们看他的屁股。薛嵩为了和士兵同甘共苦，并且表示扎根湘西的决心，也请刺字匠刺了两行字，左边的是"凤凰军"，右边的是"节度使"。但他以为自己是朝廷大员，这些字不能刺在脸上，所以刺在了屁股上。不幸的是，屁股上的字也不能打动那些雇佣兵。而且这两行字刺得非常之深，一辈子都掉不了。所以，这会是薛嵩的终身笑柄。那些兵看了这些字就往上面吐唾沫。我觉得自己能够看到那两行字，是扁扁的隶书，就像写在象棋子上的字。而且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想要脱下裤子，看看自己的屁股。之所以没有这样办，是因为这间房子里没有镜子。另外，这间房子也不够僻静。假如有人撞见我做这个举动，我就不好解释自己的行为…… 有一段时间，薛嵩的屁股甚为白皙，那些黑字嵌在肉里，好像是黑芝麻摆成的。现在薛嵩虽然已经晒黑，但那些字还是很清楚。他只好拿墨把屁股上的字涂掉。在那个赤裸裸的红土山坡上，一切都一览无余，长着一个黑屁股，看上去的确可笑；但总比当个屁股上有字的节度使要好些。薛嵩还给每个兵都出了甲仗钱，足够他们买副铁甲，但是他们买的全是假货，是木片涂墨做成的，穿在身上既轻便，又凉快。可惜的是路上淋了几场雨，就流起了黑汤，还露出了白色木头底。薛嵩说：穿木甲去打仗，你们可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哪！但那些兵脸上露出了蒙娜·丽莎般的微笑。等薛嵩转过头去，那些兵就纵声大笑，拍着肚子说：打仗！谁说我们要去打仗！那些兵一听说打仗，就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这说明，虽然他们是士兵，但不准备打仗。他们给自己盖房子、抢老婆却很在行。 雇佣兵最擅长的不是打仗，也不是盖房子和抢老婆，而是出卖；但薛嵩不知道这一点。统帅手下有了雇佣兵，就如一般人手里有了伪钞，最大的难题是把它打发掉。想要使这些人在战场上死掉，需要最高超的指挥艺术，很显然，这种艺术薛嵩并不具备。我听说有些节度使用骑兵押雇佣兵去打仗，但是不管用，那些人在战场上跑得比骑兵还快。还有些节度使用雇佣兵守寨子，把他们锁在栅栏上，但也不管用。敌方来打寨时，一个雇佣兵也见不到。因为他们像土拨鼠一样在脚下打了洞，一有危险就钻进洞里藏起来。所以最好把地面也夯实，灌上水泥，让他们打不成洞，但这样做太费工了。我还听说有些最精明的节度使手下有"长杆队"这样的兵种，由可靠的基干士兵组成，手持坚硬的木杆，杆端有铁索，锁住雇佣兵的脖子，用这种方式把雇佣兵推向阵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兵才会进入交战。长杆队的士兵还必须非常机警，因为稍不小心，就会变成自己被锁上长杆，被雇佣兵推向敌阵。除了不肯打仗，雇佣兵还很喜欢闹事：闹军饷、闹伙食、闹女人，等等。薛嵩率领着这支队伍刚刚到了湘西，就被人闹了一次，打出了满头的青紫块。具体地说，是一些圆圆的大包，全是中指的指节打出来的。被人敲了这么多的包，薛嵩会不会很疼，我不知道。因为我已把自己视为薛嵩，我很不喜欢这个情节。我还觉得让那些兵这样猖狂很不好。 薛嵩手下这伙雇佣兵从长安城跟薛嵩跋山涉水，到凤凰寨来。当时薛嵩骑在马上，手里拿着一张上面发下来的地图，注明了他管辖的疆域。结果他发现这片疆域是一片荒凉的红土山坡，至于凤凰寨的所在，竟是一个红土山包。总而言之，这是一片一文不值的荒地，犯不上倾家荡产去买。那些雇佣兵见了这片山坡，鼓噪一声，就把薛嵩从马上拉了下来，拔掉他的头盔，在他头上大打凿栗。打完以后却都发起愣来，因为四方都是旷野--如前所述，这些人擅长出卖，但现在竟不知把薛嵩出卖给谁。因为没有买主，他们又给薛嵩戴上了头盔，把他扶上马去，听他的命令。薛嵩命令说：住下来。他们就住了下来，当然心里不是很开心，因为要开河挖渠，栽种树木，还要在山坳里种田。那些二流子从来没做过如此辛苦的工做，加之水土不服，到现在已经死了一半，还剩一半。我已经说过，让手下的雇佣兵死掉，是让所有节度使头疼的难题，所以薛嵩的这种成绩让大家都羡慕。正因为有了这种成绩，薛嵩不大受手下将士的尊重。假如没有这些成绩，也不可能受他们的尊重。这样，这个故事从灰色开始，现在又变成红色的了。 我在万寿寺里努力回忆，有关自己，所能想起的只是如下这些：我头上裹着绷带，在病房里乐呵呵地躺着时，有个护士告诉我说，我骑了一辆自行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了，这辆面包车在我头盖骨上撞了一个坑，使我昏迷不醒；我就乐呵呵地相信了。现在我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事，我自己并不记得；而且我不能人家说什么就听什么，最起码得问问那开车的为什么要撞我--所以，必须要自己有主见。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是薛嵩，但眼前无疑是二十世纪。此时我在万寿寺里，火红的阳光正把对面的屋影压低，投在我面前的窗户纸上。我不该无缘无故来到这里，总得有个前因才对。 有关万寿寺，我的看法是：这地方不坏。院子古朴、宽敞，长满了我所喜欢的古树，院子打扫得很干净，但有一股令人疑惑的臭味，刺鼻子、刺眼睛。房子上装着古老的窗棂，上面糊着窗户纸。像这样的窗子，冬天恐怕要冷的，但那是冬天的事情。眼下的问题是：这是个什么地方，我到这里来干什么。虽然这是一座寺院，但没有僧人出现，我自己也不是和尚。这一切都漫无头绪，唯一的头绪是我被一辆面包车撞了。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开面包车的人和我到底有何仇恨，要这样来害我…… 据说，对方出了我的医药费，赔了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还赔了一套新衣服，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出院之前，我对大夫说，我好像还失掉了记忆。他笑了一笑，说道：适可而止吧。然后毅然决然地给我开了半个月的病假条。这个大夫又白又胖，长着很长的鼻毛……我对他说的话、做的事一点都不懂。但我还是觉得，他不信任我。可能他受了开车的什么好处--想到了此处，我露出了微笑，觉得自己已经很奸诈了。 现在我猛然领悟，医生怀疑我之所以假称丧失记忆，是想让对方赔偿更多的东西。其实我没有这样想。我不想对方赔偿什么，不过是想打听一下我该做什么，到哪里去。为了证明我的诚意，我把病假条拿了出来，撕得粉碎。我想给自己倒点水喝，却发现暖瓶盛了一些污浊的冷水。然后，我坐了下来，疑虑重重地看着那个暖瓶，终于想到，这里既有暖瓶，肯定有地方能打到开水，于是起身拿了暖瓶出去，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小锅炉--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感到很快乐。假如我不曾失掉记忆，就不能取得这个胜利，也不能得到这个快乐--所以，失掉记忆也不全然是坏事。总想着自己丧失了记忆，才全然是坏事。 现在，在万寿寺里，我读到这样的故事："过去有一天，薛嵩到山坡上去担柴，回寨的道路却不止一条。他的寨子是一片亚热带的林薮，盘踞在红土山坡上，如果从高空看去，这地方像个大漩涡，一圈圈长着大青树、木菠萝、山梨树，这些树呈现出成熟的绿色；在树之间长满了龙竹、苦竹、凤尾竹，这些竹子呈现出新嫩的绿色；在竹丛之间长满了仙人掌、霸王鞭、龙舌兰，这些林阴中的植物呈现出蓝色。在仙人掌之间长满了茅草，在茅草下面是绿色的苔藓，在苔藓下面是霉菌生长的所在。至于还有什么在霉菌下面生长，它们是什么颜色，我就看不到了。在林带里，盘旋着可供大队人马通行的红土大路，上面铺着米黄色的砂石。在大路两边，岔出无数单人行走的小路，这些小路跨沟越坎，穿进了林阴。小路两面有猪崽子走的路，有时是一道印满了蹄印的泥沟，有时是灌木丛上的缺口。在猪崽子走的路边，有蛇行的小道--在压弯的茅草上面蜿蜒的痕迹。在蛇行的小道边上，有蚂蚁的小道--蚁道绕开了绵密的草根。在蚁道的两侧，理当还有更细微的小道，但不是人眼可以看到的。薛嵩像一串活动的柴捆一样从大路上走过，越走近漩涡的中心，道路就越窄，两边的林阴也越逼近。最后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道真正的壕沟，沟壁有卵石砌的护坡。在壕沟对面，有一道真正的营栅，是一排无头树组成的，树干上长出了密密层层的嫩枝条。壕沟正面是一道吊桥。这道吊桥是十六根梨树扎成的木排做成，由碗口粗的青藤吊着。不幸的是它是吊不起来的，因为梨树在壕沟两端都生了根。这些树还结了一些梨，但都结在了桥下面，不下到沟里就摘不到。" 我也不记得这片热带的林薮。但这不是别人告诉我的事情。这是我自己告诉我的事情。比之别样的事情，这件事更可相信。所以，我宁可相信以前有一个薛嵩担着柴捆从两面生根的吊桥上走过，也不相信我骑在自行车上被汽车撞倒了--虽然我头上有个很大的伤疤，但它也可以是被人打出来的--假如大夫收了打人凶手的好处，就会这样来骗我，帮他开脱罪责。这样一想，我又觉得自己还不够奸诈。奸诈这件事，只要开了头，就不会有够。 薛嵩挑着柴捆从吊桥上走了过去，在大青树的环抱之下，眼前是个小小的圆形广场。在阴暗的光线下，有座草棚，草棚下面，有个黑色大漆的案子，两端木架上放着薛嵩的铠甲、弓箭、仪仗等等破烂发霉的东西。这里是薛嵩心中的圣地。广场的侧面有夯土而成的台子，台上有木板房，这是薛嵩心目中的另一个圣地。这两个地方都是军队凝聚力的源泉，是凤凰寨的中枢。 他把柴捆卸在木板房的屋檐下，拉开纸糊的拉门，走了进去，坐在木头地板上，解开拴住龟头的竹篾。等了一会儿，不见有人来，就用手掌拍击起地板来了。假如我的故事如此开始，那天下午薛嵩没有回到自己家里，而是走到寨心去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座木板房里住了一个营妓。看到此处，我也恍然大悟：原来，薛嵩手下是一帮无赖。没有女人的地方，无赖们怎么肯来呢。 薛嵩坐在寨中心的木板房子里，用手叩着地板，从屏风后面跑出一个女人来。她描眉画目，头上有一个歪歪倒倒的发髻，身上穿着紫花的麻纱褂子，匆匆忙忙束着腰带，脚下踏着木屐，跑到薛嵩面前匍匐在地，细声叫道："大人。"她愿意给薛嵩用黄泥的小炉子烧一点茶，但他拒绝了。她还愿意为薛嵩打扇，陪他坐一会儿，他也拒绝了。如前所述，薛嵩赤身裸体，像个野蛮人--虽然他已经把龟头从竹篾条上解下来了。这种装束使他决定使事情简单一些，所以他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左掌举平，掌心向下，朝前平伸着。这个女人平躺下来，岔开两腿，两手平摊，躺成一个大字形。于是薛嵩膝行前进，进到那女人的两腿之间，帮她除去脚上的木屐和袜子--她的脚因为总穿木屐，所以足趾变成了蟹爪形--并且解开她的腰带，让她身体的前半面袒露出来，她的身体当然像粉雕玉琢一样的白。至于模样，可能是这样：大腿有点过粗，腹部的皮有点松懈，乳头上尖尖的，整个胸部是个放大W形，但也可能不是这样。薛嵩憋住一口气，插了进去，这仿佛是打开了语言的禁忌。那个女人开始和他聊起来：你怎么老不来呀？这么热的天，怎么还出来？等等。但薛嵩憋着气，一声都不吭。 这位妓女十分白皙：不但脸色白，连嘴唇都白。眉毛几近透明，只带有一点点淡黄色，浑身上下到处可以见到蓝色的血管，只是这些血管全都很粗，全都曲张着，好像打着滚。她好像笼罩在一团白雾里，显得比较年轻，实际上是个老太太。在凤凰寨的中心，一切都是绿色的：首先，一切都笼罩在一片绿阴之下；其次，到处长满了绿色的青苔；就是待在白色的纸门后面，浓绿的光线还是透过了窗子纸，沁到房子里来。在这间房子里，薛嵩黝黑的身体变成了青铜色，而妓女苍白的身体上好像布满了细碎的绿点，好像某一种瓷砖--当然，这只是一种错觉，假如凑近了去看，却看不到任何的绿点。除此之外，空气也潮湿得像油一样，这使薛嵩感觉自己悬浮在绿油当中，一切都变得缓慢，甚至就要停止了。在这绿色的一团里，有一股浓郁的水草气。一切都归于沉寂，但真正沉寂下来时，又听到远处水牛在"哞哞"地叫，那种声音很沉重，很拖沓；近处的青蛙在"呱呱"地叫，这种声音很明亮，很紧凑。而那女人却一声不吭了。她还闭上了眼睛，好像一个死人。 整个凤凰寨泡在一片绿阴里，此地又是绿阴的中心。就是待在屋里，也感到了绿色的逼迫。薛嵩鹰钩鼻子斗鸡眼，披着一头长发，正在奋发有为的年纪。在做爱时他也想要有所做为--他在努力做着，想给对方一点好的感觉。所谓努力，就是忘掉了自己在干什么，只顾去做；与此同时，听着青蛙叫和水牛叫；但对方感觉如何，他一点都不知道。这就使他感觉自己像个奸尸犯。那女人长了一张刀一样的长脸，闭上眼以后，连一根睫毛都不动，我想，这应该可以叫做冷漠了。后来，她在铺板上挪动了一下头，整个发髻就一下滚落下来。原来这是个假头套。在假发下面她把头发剃光，留下了一头乌青的发茬。她急忙睁开眼睛，等到她从薛嵩的眼色里看出发髻掉了，这件事已经不可挽救。她伸出手去，把头套抓在手里，对薛嵩负疚地说道：没办法，天气热嘛。这话大有道理，在旱季里，气温总在三十七八度以上，总顶着个大发髻是要长痱子的。头套的好处是有人时戴上，没人的时候可以摘下来。薛嵩看到了一个又青又亮的和尚头，这种头有凉爽的好处。除此之外，他又发现她的小腿和身上的肤色不同，是古铜色的，而且有光泽。这说明她经常跑出去，光着腿在草丛里走过。这两件事使薛嵩感到沮丧，这样一个女人叫他感觉不习惯。他很快地疲软下来。那个老娼妓用粗哑的嗓子讲起话来：弄完了吗？快点起来吧，热死了！于是薛嵩说道：我就不热吗？然后就爬到一边去，傻愣愣地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与此同时，他感到心底在刺痛。 如果用灰色的眼光来看凤凰寨，它应该是座死气沉沉的兵营。在寨栅后面，是死气沉沉的寨墙，在寨墙后面，是棋盘似的道路和四四方方的帐篷，里面住着雇佣兵。在营盘的正中，住着那个老妓女，她像一个纸糊没胎的人形，既白，又干瘪。在她脸上，有两道牦牛尾巴做的假眉毛，尾梢从两鬓垂了下来。一开始，凤凰寨就是这样的，像一张灰色的棋盘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白色棋子。只可惜那些雇佣兵不满意，一切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故事除了红色，又带上了灰色以外的色彩。手稿的作者就这样横生起枝节来…… 那个老营妓当初和这些雇佣兵一起来到凤凰寨，在前往湘西的行列里，她横骑在一匹瘦驴身上，头上束了一条三角巾，戴了一顶斗笠，脚下穿着束着裤脚的裤子，脸上敷了很厚的粉，一声不吭，也毫无表情。这女人长了一个尖下巴，眉心还有一颗痣。在行军的道路上，那些士兵轮流出列，跑到队尾去看她，然后就哈哈大笑，对她出言不逊，但她始终一声也不吭，保持了尊严。据说，薛嵩买下了湘西节度使的差事之后，也动了一番脑子，还向内行请教过。所有当过节度使的人一致认为，在边远地方统率雇佣军，必须有个好的营妓，她会是最重要的助手。为此薛嵩花重金礼聘了最有经验的营妓，就是这个老婆子。当然，走到路上听到那些雇佣兵起哄，薛嵩又怀疑自己被人骗了，钱花得不值。但那个女人什么都没说，她对自己很有信心。任凭尘土在她周围飞扬--假如有只苍蝇飞过来要落在她脸上，她才抬起一只手去撵它；一直来到红土山坡底下，她才从驴背上下来，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看男人工作，自己一把手都不帮。顺便说一句，她做生意，也就是和男人干事时，也是这样：不该帮忙时绝不帮忙，需要帮忙时才帮忙。 后来，薛嵩率领着手下的士兵修好了寨子，也给她修好了房子，这女人就开始工作：按照营规，她要和节度使做爱，并且要接待全寨每一个出得起十文铜钱的人，不管他是官佐还是士兵，是癞痢还是秃子，都不能拒绝。一开始那帮无赖都不肯到她那里去，还都说自己不愿冒犯老太太。但后来发现再无别处可去，也就去了。这个女人埋头苦干，恪守营规，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开头她每五天就要和全寨所有的人性交一次，这是十分繁重的工作，但她也赚了不少铜钱。顺便说一句，这种工作的繁重是文化意义上的，从身体意义上说就蛮不是这样，因为干那事时，她只是用头枕着双手躺着。虽然她也要用这些铜钱向士兵们买柴买米，但总是赚得多，花得少。后来事情就到了这种地步，全寨子里的铜钱全被她赚了来，堆在自己的厢房里，这寨子里的铜钱又没有新的来源，所以她就过得十足舒服：白天她躺在家里睡大觉，到了傍晚，她数出十文铜钱，找出寨里最强壮、最英俊的士兵，朝他买些柴或米；当夜就可以和他同床共枕，像神仙一样快活，并且把那十文钱又赚了回来。就如丘吉尔所说，这是她最美好的时刻①，而且整个凤凰寨也因此变得井然有序。这位营妓从来不剪头发，也不到外面去。不管天气是多么炎热，屋里是多么乏味。由于她的努力，整个凤凰寨变成了长安城一样的灰色。 薛嵩和他的人在凤凰寨里住了好几年了，所以这里什么都有，有树木和荒草、竹林、水渠，等等，有男人和女人，到处游逛的猪崽子、老水牛，还有一座座彼此远离的竹楼，这一点和一座苗寨没有什么区别；还有节度使、士兵、营妓，这一点又像座大军的营寨，或者说保留了一点营寨的残余。这就是说，老妓女营造的灰色已经散去，秩序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这个时刻，凤凰寨是一个树木、竹林、茅草组成的大漩涡，在它的中心，有座唐式的木板房子，里面住了一个妓女--这是合乎道理的：大军常驻的地方就该有妓女。在木板房子的周围，有营栅、吊桥，等等。所以，只有在这个妓女身上时，薛嵩才觉得自己是大唐的节度使，这种感觉在别的地方是体会不到的。而这个妓女，如我所说，是个奶子尖尖的半老徐娘，假如真是这样的话，等到薛嵩坐起来时，她也坐了起来，戴好了假头套，拉拢了衣襟，就走到薛嵩身边坐下，帮他揉肩膀、擦汗，然后取过那根竹篾条，拴在他腰上，并且把他的龟头吊了起来；然后把纸拉门拉开，跪在门边，低下头去。薛嵩从屋子里走出去，默不作声地担起了柴担走开了。此时他的柴担已经轻了不少--有半数柴捆放在妓女的屋檐下了。 我写过，这个女人很可能不是半老徐娘。她是一个双腿修长、腰身纤细、乳房高耸的年轻姑娘。在这种情况下，她不会戴上假发、穿上衣服，更不会给薛嵩揉肩膀。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这么年轻漂亮，何必要拍男人的马屁？她站起身来，溜溜达达地走到门口，从桑皮纸破了的地方往外看，与此同时，她还光着身子、秃着头；这颗头虽然剃出了青色，但在耳畔和脑后的发际，还留了好几绺长长的头发。这就使她看起来像个孩子……后来她猛地转过身来，用双手捧住自己的乳房，对薛嵩没头没脑地说，还能风流好几年，不是吗？然后就自顾自地走到屏风后面去了。与此同时，那件麻纱的褂子、假发、袜子和木屐，等等，都委顿在地上，像是蛇蜕下的皮。薛嵩自己拴好了竹篾条，心中充满了愤懑，恶狠狠地走出门去，把那担柴全部挑走了。这个妓女的年龄不同，故事后来的发展也不同。在后一种情况下，薛嵩深恨这个妓女，老想找机会整她一顿；在前一个故事里就不是这样。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前一个故事就像一张或是一叠白纸，像纸一样单调、肃穆，了无生气；而后一个故事就像一个半生不熟的桃子。在世间各种水果中，我只对桃子有兴趣。而桃子的样子我还记得，那是一种颜色鲜艳的心形水果…… 必须说明，"丘吉尔的战时演说"是原稿上的注。我现在不记得谁是丘吉尔，而且并不感到羞愧，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为此感到羞愧--凤凰寨里原来只有一个奶袋尖尖的老妓女。现在多出一个年轻姑娘，这说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凤凰寨里不但有一个老营妓，又来了一个新营妓。理由很简单，那些二流子兵对薛嵩说：老和一个老太太做爱没什么味道。薛嵩觉得这些兵说得对，就掏出最后的积蓄，又去请了一个妓女。这样一来，就背叛了原来的营妓，也背叛了自己。因为这个新来的女孩一下就摧毁了老妓女建立的经济学秩序。除此之外，她还常在日暮时分坐在走廊下面，左边乳房在一个士兵手里，右边乳房在另一个士兵手里，自己左右开弓吻着两个不同的男人，完全不守营规。这样一来，寨子里就变得乱糟糟。那些二流子常为了她争风吃醋打架，纪律荡然无存。就连薛嵩自己，也按捺不住要去找这个年轻的姑娘。因为在做爱时，她总是津津有味地吃着野李子，有时会猛然抱住他，用舌头把一粒李子送到他嘴里，然后又躺下来，小声说道："吃吧，甜的！"当然，这粒李子她已吃掉一半了。总之，这女孩很可爱。但薛嵩觉得找她对自己的道德修养有害。每次去过那里，他都有一种内疚、自责的心情。这就是他要揍她的原因。 在后一个故事里，那天晚上薛嵩击鼓召集他的士兵，在寨子中心升起一堆火来，把一个烧黑了的锅子吊到火焰上。这些兵披散着头发，是一些高高矮矮的汉子，有的腿短、有的头大、有的脸上有刀疤、有的上腹部高高地凸起来，聚在一起喝了一点淡淡的米酒，就借酒撒疯，把木板房里的姑娘拖出来，绑在大树上，轮流抽她的背，据说是惩罚她未经许可就剃去了头发。揍完以后又把她解下来，让她在火堆边上坐下，用新鲜的芭蕉树芯敷她的背，还骗她说：揍她是为她好。这个姑娘在火边坐得笔直--这是因为如果躬着身子，背上的伤口就会更疼--小声啜泣着，用手里攥着的麻纱手绢，轮流揩去左眼或右眼的泪。这块手绢她早就攥在手心里，这说明她早就知道用得着它。这个女孩跪在一捆干茅草上，雪白的脚掌朝外，足趾向前伸着，触到了地面，背上一条红、一条绿。红就无须解释，绿是因为他们用嫩树条来抽她的脊梁，有些树条上的叶子没有摘去。如前所述，她身子挺得笔直，头顶一片乌青，但是发际的软发很难剃掉，所以就一缕缕地留在那里，好像一种特别的发式。从身后看去，除了臀部稍过丰满之外，她像个男孩子，当然，从身前看来，就大不一样。最主要的区别有两个，其一是她胯下没有用竹篾条拧起来的一束茅草、嫩树条，如薛嵩所说，用"就便器材"吊起来的龟头，其二就是她胸前长了两个饱满的乳房，在心情紧张时，它们在胸前并紧，好像并排的两个拳头，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在疲惫或者精神涣散时，就向两侧散开；就如别人的眉头会在紧张时紧皱，在涣散时松开。这个女孩除了擦眼泪，还不时瞪薛嵩一眼，这说明她知道挨揍是因为薛嵩，更说明她一点也不相信挨揍是为了自己好。而薛嵩回避着她的目光，就像小孩子做错了事情后回避父母。后来，小妓女从别人手里接过那个小漆碗，喝了碗里的茶--茶水里有火味，碗底还有茶叶，连叶带梗，像个表示和平的橄榄枝。喝下了这碗水，她的心情平静一点了。 到目前为止，我的故事里有一个长安来的纨绔子弟，有一伙雇佣兵，有一个老妓女，有一个小妓女，还有一个叫做红线的女孩，但她还没有出现。我隐约感到这个故事开头拖沓、线索纷乱，很难说出它隐喻着些什么。这个故事就这样放在这里吧。 我终于走出房子，站在院子中央，和进来的人打招呼。有很多人进来，我谁都不认识--我总得认识一些别人才对。在医院里，常从电视上看到有人这样做：站在大厅的门口，微笑着和进来的人握手--但病友们说这个样子是傻冒，所以我控制了自己，没把手伸出去，而是把它夹在腋下，就这样和别人打招呼；有点像在电视上见过的希特勒。不用别人说，我自己也觉得这样子有点怪。 现在似乎是上班的时节，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个人进来。我没有手表，不知道是几点。但从太阳的高度来看，大概是十点钟。看来我是来得太早了。我对他们说：你早。他们也说：你早。多数人显得很冷淡，但不是对我有什么恶意，是因为这院子里的臭气。假如你正用手绢捂住口鼻，或者正屏住呼吸，大概也难以对别人表示好意。最后进来一个穿黄色连衣裙的女孩。她一见到我，就把白纱手绢从嘴上拿了下来，瞪大了眼睛说：你怎么出来了，你？这使我觉得自己是个诈尸的死人。这个姑娘圆脸，眼睛不瞪就很大。瞪了以后，连眼眶都快没有了。我觉得她很漂亮，又这样关心我，所以全部内脏都蠢蠢欲动。但她马上又转身朝门口看去，然后又回过头来说：她到医院去看你了，一会儿就来。我不禁问道：谁？她娇嗔地看了我一眼说：小黄嘛，还有谁。我谨慎地答道：是吗……但是，小黄是谁？她马上答道：讨厌，又来这一套了；然后用手绢罩住鼻子，从我身边走开。 我也转过身去，背对着恶臭，带着很多不解之谜走回自己屋里。有一位小黄就要来看我，这使我深为感动。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她是谁。那位黄衣姑娘说我"讨厌，又来这一套"，不知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我经常失去记忆？假如真是这样，那就是说，有辆面包车老来撞我的脑袋--不知它和我有何仇恨。这只能说那辆车讨厌，怎么能说是我讨厌呢？ 坐在凳子上，我又开始读旧日的手稿，同时把我的处境往好处想。在《暗店街》里，主人公费尽一生的精力来找自己的故事，这是多么不幸的遭遇。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这是多么幸运的遭遇。从已经读过的部分判断，我是个不坏的作者，我很能读得进去。但我也希望小黄早点到来……虽然我还不知他是谁，是男还是女。 在凤凰寨里，这个小妓女经常挨揍，因为此地是一所军营，驻了一些雇佣兵。为此应该经常惩办一些人，来建立节度使的权威。他对别人进行过一些尝试，但总是不成功。比方说：薛嵩在红土山坡上扎寨，虽然开了一些小片荒，但还是难以保障大家的口粮。好在大唐朝实行盐铁专卖，这样他就有了一些办法。每个月初，他都要开箱取出官印，写一纸公文，然后打发一个军吏、一个士兵，到山下的盐铁专卖点领军用盐，然后再用盐来和苗人换粮食。等到这两个人回来，薛嵩马上就击鼓升帐，亲自给食盐过磅，检查他们带回来的收据，然后就会发现军吏贪污。顺便说一句，军吏就是现在的司务长，由有威信的年长士兵担任。在理论上，他该是薛嵩的助手，实际上远不是这样。 等到查实了军吏贪污有据，薛嵩感到很兴奋：因为他总算有了机会去处置一个人。他跳了起来，大叫道：来人啊！给我把这贪污犯推出去，斩首示众！然后帐上帐下的士兵就哄堂大笑起来。薛嵩面红耳赤地说：你们笑什么？难道贪污犯不该杀头吗？那些人还接着笑。那个军吏本人说：节度使大人，我来告诉你吧。军吏不贪污，还叫做军吏吗？那些士兵随声附和道：是啊，是啊。薛嵩没有办法，只好说：不杀头，打五十军棍吧。那个军吏问：打谁？薛嵩答道：打你。军吏斩钉截铁地说：放屁！说完自顾自地走开了。薛嵩只好不打那个军吏，转过头去要打那个同去的士兵。那个兵也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放屁！说完也转身走了。这使薛嵩很是痛苦，他只好问手下的士兵：现在打谁？那些兵一齐指向小妓女的房子，说道：打她！那个小妓女坐在自己家里，隔着纸拉门听外面升帐，听到这里，就连忙抓住麻纱手绢，嘴里嘟囔道：又要打我，真他妈的倒霉！后来她就被拖出去，扔在寨心的地下，然后又坐起来，从嘴里吐出个野李子的核来，问道：打几下？别人说，要打她五十军棍。她就高叫了起来：太多了！士兵们安慰她道：没关系，反正不真打。说完就把她拖翻在满是青苔的地面上，用藤棍打起来了。虽然薛嵩很重视礼仪，但他总是中途退场，因为他看不下去。这已经不是惩罚人的仪式，成了某种嬉戏。总而言之，自从到了凤凰寨，薛嵩没有杀过一个手下人，他只杀了一个刺客。他也没打过一个手下的人，除了那个小妓女。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被从草房里拖出去打一顿，虽然不是真打。这使薛嵩感到自己的军务活动成了一种有组织的虐待狂，而且每次都是针对同一个对象。这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后来，有一些人在我门前探头探脑，问我怎么出院了；说完这些话，就一个个地走了。最后，有一个穿蓝布制服、戴蓝布制帽的人走到我房子里来，回避着我的注视，把一份白纸表格放在我桌子上，说道：小王，有空时把这表格再填一填。然后他就溜走了。这个人有点娘娘腔，长了一脸白胡子茬，有点面熟……稍一回忆，就想到今天早上在院子里见过他三四次。他总是溜着墙根走路。但根据我的经验，墙脚比院子中间臭得更厉害。所以这个人大概嗅觉不灵敏。虽然刚刚认识，但我觉得他是我们的领导。我的记忆没有了，直觉却很强烈。由这次直觉的爆发，我还知道了有领导这种角色。你看，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就知道了领导；不管多么苛刻的领导，对此也该满意了…… 这份表格已经填过了，是用黑墨水填的，是我的笔迹。但不知为什么还要再填。经过仔细判读，我发现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这表格给我送回来。在某一栏里，我写下了今年计划完成的三部书稿。其一是《中华冷兵器考》，有人在书名背后用红墨水打了一个问号。其二是《中华男子性器考》，后面有两个红墨水打上的问号。其三是《红线盗盒》(小说)，下面被红墨水打了双线，后面还有四个字的评语："岂有此理！"这说明这样写报告是很不像话的，所以需要重写。但到底为什么这是很不像话的，我还有点不明白。这当然要加重我的焦虑…… 有关我的办公室，需要仔细说明一下：这间房子用方砖漫地，但这些砖磨损得很厉害，露出了砖芯里粗糙的土块。我的办公桌是个古老的香案，由四叠方砖支撑着。案面上漆皮剥落之处露出了麻絮--在案子正中有一块裁得四四方方的黑胶垫。案上还有一瓶中华牌的绘图墨水，是黑色的。旁边的笔筒里插了一大把蘸水笔；还有个四四方方、笨头笨脑的木凳子放在案前，凳子上放了一个草编的垫子。桌上堆了很多旧稿纸，有些写满了字，有些还是空白。虽然有这些零乱之处，但这间房子尚称整洁，因为每件家具都放得甚正，地面也清扫得甚为干净。可以看出使用这间房子的人有点古板，有点过于勤俭，又有点怪癖。此人填了一份很不像话的报告，这份报告又回到了我手里。我该怎么办，是个大问题。我急切地需要有个人来商量一下，所以就盼着小黄快来。我不知小黄是谁，所以又不知能和他(或她)商量些什么。 我忽然发现，我对自己所修的专业不是一无所知，这就是说，记忆没有完全失去--我所在的地方，是在长河边上。这条河是联系颐和园和北京内城的水道，老佛爷常常乘着画舫到颐和园去消夏。所谓老佛爷，不过是个黄脸老婆子。她之所以尊贵，是因为过去有一天有个男人，也就是皇帝本人，拖着一条射过精、疲软的鸡巴从她身上爬开。我们所说的就是历史，这根疲软的鸡巴，就是历史的脐带。皇帝在操老佛爷时和老佛爷在挨操时，肯定都没有平常心：这不是男女做爱，而是在创造历史。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有机会要好好论它一论……因为那个老婆子需要有条河载她到颐和园游玩，在中途又要有个寺院歇脚，因此就有了这条河、这个寺院；在一百年后，这座寺院作为古建筑，归文物部门管理；而我们作为文史单位，凭了一点老关系，借了这个院子，赖在里面。这一切都和那根疲软了的鸡巴有某种关系。老佛爷对那根鸡巴，有过一种使之疲软的贡献，故而名垂青史。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这条处处壅塞的黑水河，河上漂着的垃圾，寺院门上那暗淡、釉面剥落的黄琉璃瓦，那屋檐上垂落的荒草，都叫我想起了老佛爷，想到了历史那条疲软了的脐带。诚然，这条河有过刚刚疏浚完毕的时刻，这座寺院有过焕然一新的时刻，老佛爷也有过青春年少的时刻，那根脐带有过直愣愣、紧绷绷的时刻。但这些时刻都不是历史。历史疲惫、瘫软，而且面色焦黄，黄得就像那些陈旧的纸张一样。很显然，我现在说到的这些，绝不是今天才有的想法，但现在想起来依旧感到新奇。 现在总算说到了凤凰寨的男人为什么要把龟头吊起来：这是一种礼节，就如十七世纪那些帆缆战舰鸣礼炮。一条船向另一条船表示友好，把装好的炮都放掉，含义是：我不会用这些炮来打你。红土山坡上的男人把自己的龟头吊了起来，意在向对方表示，我不会用这东西来侵犯你。当然，放掉的炮可以再装上，吊起的龟头也可以放下来，但总是在表示了礼节之后。因为此地有一种上古的气氛，所以男人们对自己的龟头也是潦草行事，随便地一吊；它也就死气沉沉地待在那里，像一条死掉多年、泡在福尔马林里的老鲇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