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恐怖分子——十

当然了，案发地点帮了一点忙。如果我们在德特福德的政府公屋里讲述同样的故事，用不了多久就得趴在面包车里，恳求留短发的小伙子松开我们的头，让我们去方便一会儿。但在错综复杂的贝尔格拉维亚，一切都经过细心粉饰，警察更愿意相信你说的话，而不是质疑。我觉得这种特权已经包括在昂贵的地价中了。 当我们为证言签字时，他们警告我们不要在不通知警方的情况下做任何傻事，比如离开这个国家，并且劝告我们要安分守己。 在雷纳几乎扭断我胳膊的两小时之后，这位名字未知的老兄所留下的就只有难闻的气味了。 我走出房子，疼痛又慢慢加剧。我点燃一根烟，抽着它来到街道拐角，紧接着左转进入一间修补过的马厩。这儿曾经养过马，但换到现在，能养在这间屋子里的马一定贵得不行，但毕竟这里还算是马厩，所以我把自己的坐骑拴在这儿也没什么不对。我只在后轮下面垫了些稻草，并放了一桶燕麦。 摩托车还在原地没动，这听起来像是废话，但并非如此。对于摩托车手来说，把车停在某个昏暗的地点超过一个小时，即便是装了挂锁和警报器，回来时发现它安然无恙也可以作为今后的谈资，尤其当它是一辆川崎ZZR 1100时。 现在我不能否认，日本人在珍珠港做得确实有点过分，他们为宴席准备鱼肉料理的点子也确实够烂，但毫无疑问，他们在制造摩托车方面确实有两把刷子。无论挂在哪一挡上，用力转动油门都能把你的眼珠子从脑袋后面甩出来。好吧，也许大多数人并不想选择这样一辆车作为私人交通工具，但它是我玩西洋双陆棋赢来的，非常幸运地投出一次四和一，后面连续三次双六，直接到家，太痛快了。这辆车又黑又大，即便平庸的车手骑上去也能到其他星系去转一圈。 我发动了车子，故意把油门拧得很响，足以吵醒不少住在贝尔格拉维亚的肥胖金融家，然后骑着车向诺丁山奔去。由于下雨我只好开慢一点，所以有不少时间回想晚上发生的事。 当我沿反射着黄色灯光的街道转弯时，脑子里一直忘不了萨拉当时的反应——她让我别说“废话”。而我不能说的原因是屋子里有个快死的人。 牛顿谈话定律，我心里想着。这意味着，如果屋子里没有快死的人，我就可以接着说那些废话了。 这让我很高兴。我开始幻想自己不干这种差事的那一天，她和我能在一间完全没有死人的屋子里相处，那时我的名字也就不是詹姆斯•芬彻姆了。 那当然不是我的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