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恐怖分子——九

“之前从没见过，之后也没再见面。” 她弯腰拿起杯子，啜了一口苹果酒，但因为强烈的味道而做了个鬼脸。 “我应该相信你的话？” “嗯……” “我是说，帮帮忙。”她说着，声音又大了起来。她朝着雷纳点了点头。“这里有个人，他可没办法证明你说的话，这暂且不管，我又为什么要相信你呢？就因为你长着一副好人像？”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知道，我应该忍住，但实在是忍不住。 “为什么不行？”我说，尽量显得迷人，“你说什么我可都会信的。” 致命的失误。绝对致命。在我胡话连篇的漫长人生中，这也算得上是至今为止最为粗鲁、奇怪的话语了。 她转向我，突然发怒了。 “现在别说这种废话。” “我只是想说……”我说，但很感谢她打断了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让你别说了。这里有个人快死了。” 我愧疚地点点头，之后我们两个一起弯下腰看他，仿佛默哀一般。然后她好像牧师哀悼完毕后合上圣经，开始考虑其他事。她的肩膀放松下来，把杯子递给了我。 “我叫萨拉，”她说，“能否帮我倒杯可乐。” 她最终还是报了警，正当急救人员把雷纳抬上担架时，警察就出现了；很显然，那个倒霉的家伙还没断气。他们忙碌了一阵子，在门口拉上警戒线，从壁炉上采集了一些指纹，还仔细检查了壁炉下面，但基本上准备走人了。 作为惯例，警察不喜欢听到新的案件。并不是因为他们懒，而是因为他们同其他人一样，想在自己并不愉快的混乱工作中发现某种意义、某种关联。比如，当他们正在追捕偷窃轮毂盖的小伙子时，突然被叫到了一起大屠杀的现场，他们肯定忍不住会认真搜查沙发底下，看是否有轮毂盖。他们想找到与自己已见之事有所联系的东西，这样才能在混乱中理出头绪来。这样他们才能对自己说，这件事是由那件事引起的。当他们找不到关联的时候——当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大堆没有线索的证据，记录、存档、丢失、从某人的箱底找出、再丢失，最终也不会归到任何人名下——他们就会失望。 这次我们的案子就令他们特别失望。萨拉和我复述着我们编造的合理剧情，给三名级别依次升高的警官各讲了一遍，最后是一位年轻得吓人的巡官，他自称布罗克。 布罗克坐在沙发上，偶尔扫一眼自己的指甲，听故事的过程中一直在点头：勇敢的詹姆斯•芬彻姆是这家人的朋友，住在楼上的客房里。他听到声音便下楼查看，发现一名穿黑色皮夹克和黑色套头衫的可疑男子，以前从没见过他，于是发生争斗，摔倒，上帝啊，打到了脑袋。萨拉•沃尔夫，生于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听到打斗声，走下来，看到整个经过。喝点什么吗，巡官？茶？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