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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入味”，是我从古人的以下这些话中间概括出来的一个说法：“读书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朱熹）；“弃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黄庭坚）；“睡余书味在胸中”（陆游，诸说俱见《潜邱札记》引）。 关于读书读到“见得真味”，在这里略举一两个有趣的例子。13世纪中叶，华北有一个名叫刘德渊的士人，某夜与另一个读书人“对榻学馆”。半夜三更，他突然起床，把同屋者摇醒，说：“我对汉朝诸葛亮的言论忽然产生一种不同看法。可惜未能与他生在同时，否则一定要当面向他指出来。”这大概就是陆游所谓“睡余书味在胸中”。否则他怎么会在三更半夜这么激动地从床上爬起来？ 另一个是司马光的故事。这位老先生罢官退居洛阳的时候，成天用读书打发日子。一天早晨，有一个学生去拜访他。老先生见面后兴奋地向学生宣布曰：“昨夕看《三国志》，识破一事。”于是叫学生搬出《三国志》和《文选》，当场检阅有关曹操《遗令》的记载。 我们知道，人既然要在临死时留下遗嘱，必定会选择最紧要的事情来交代后人。曹操的《遗令》有数百言之多，细及“分香卖履”之事，即怎么样分配家里积存的香料。中国香料多从外国进口，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很贵重的物品。《遗令》还嘱咐众多婢妾都要学习编织绣鞋，好出售补贴家用。对“分香卖履”这一类琐细的事情，曹操说得再详细不过，可对他死后如何处置曹氏与东汉王室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否以魏代汉的问题，却一字不曾提及。这件事使司马光久思而不得其解。那天晚上他对这个问题突然有了答案。所以老先生问他的学生曰：“《遗令》之意为何？”他的学生回答：“曹公一生奸诈，死到临头，总算吐出几句有点人情味的话。”司马光大呼不然，他说：“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后之事，有大于禅代者乎？今操之《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之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无一语语及禅代之事。其意若曰：禅代之事，自是子孙所为，吾未尝教为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 司马光凭着厉害的眼光，久经思考，总算窥破了曹操遗令中的“微意”。他对《遗令》的分析，非常符合曹操一贯的思想动态。曹操对自己作为汉室重臣的身份，是看得很重的。他曾明白表露，自己本来的志向，只望能够封一个侯，死后可以在墓前立一块碑，上书“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想不到时代把他簇拥到成功的顶峰。他自我赞许说：“奉国威灵，仗钺征伐，处小而禽大，推弱以克强。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志得意满的心情跃然纸上。可是笔锋到这里突然一转：“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所以他说，历史上有两个人物最与他的心相通。一个是西周的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另一个是被秦二世冤杀的边疆统帅蒙恬。因为他将兵三十万，势力足以叛秦，却接受秦二世的命令，自杀身亡。他说，他每读这两个人的事迹，“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可见曹操虽然明知在他儿子那一代必有代汉之事发生，但他自己还是想保全臣节。简单地把这样的想法斥为“虚伪”、“奸诈”，并不见得就符合实情。 司马光对自己能窥破曹操心事颇为得意，他说道：“此《遗令》之意，历千百年无人识得。昨夕偶窥破之。”接着，他又郑重其事地告诫学生：“非有识之士，不足以语之。”这位被老师视为“有识之士”的客人真是受宠若惊，连忙反过来恭维老师说：“非温公识高，不能至此。”吹捧归吹捧，司马光的如炬目光，不能不使我们佩服。这种眼光，与他“见得真味”的读书法当然是息息相关的。 提倡读书要存“疑”、要“入味”，不等于说就可以对文本作任情随意的主观发挥。毫无约束的“疑”，会变成“疑心生浪鬼”；毫无规定性的“入味”，会引得人走火入魔。为此，在读书时保持一种“大其心”而“使自得”的精神状态，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大其心”而“使自得”，是说读书“当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实着体验。不须细碎计较一两字异同。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或者如程颐所说：“读书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存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疑与入味，都应当避免过分的、刻意的人为操作成分，尽可能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认识过程。完美实现这一过程，关键在于要保持一种平心、易气（即气度舒坦、平易）的精神境界。平心易气，换一个说法，即“须放心、宽快、公平以求之”，或曰“须是大其心，使开阔”。大其心之所以必要，因为“心大则百物皆通，心滞则百物皆病”（俱见《近思录》引）。心大，百物皆通，对世间万物的理解自然达成，这叫“优游涵善，使自得”。所以宋儒认为“大抵学不言而自得，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这里所谓“安排布置”，指挖空心思的纯主观臆测，指过分地依赖于各种人为技巧或手段，对文本作牵强附会的过度解释，指拿某种绝对的、主观的、一成不变的尺度去衡量人间和自然世界。 如果允许我略微离开一点本题，那么我要强调，平心易气，或者“大其心”，不仅是一种读书态度，在宋儒那里，它也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古人说：“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己。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过甚覆溺之至”。此种心态的人，宋朝就有一个典型在，那就是王安石。可以说，这就是宋朝以及后来诸多中国政治家与王安石的根本对立之处。儒家讲“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那意思不是说人不应该有是非好恶的基本立场或基本态度。儒家追求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想，态度是很执著的。但他们反对通过激烈的、颠覆性的社会动员手段去达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向来对革命所天生带有的偏激性质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当然，革命在有些历史场合很难避免。在这时候，儒家的立场就显得有点保守。但当革命出现“如决江河”、“矫枉过正”的局面时，儒家立场的合理性就较容易被人们认识了。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因为对“不当怀不平之气”一句很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在这里附带说几句。 “贵自得”还有一个意思，即强调通过直接地接触文本去感知和体察它的丰富涵义，而不须经过有些不必要的中介环节隔靴搔痒。在这方面，章学诚有一段话已经讲得极透彻。他说，文章的佳胜，只有靠读者自己去体悟，是他人无法代劳的：“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 学问要靠自己体会得来，否则即使拿了别人的正确结论来高谈阔论，仍未免变成一种落实不下来的空言，难免于己于人都不济什么事情。朱熹举例说：“曾见有人说《诗》。问他《关雎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诗》，只消这八字，更添”思无邪“二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他又举某人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来概括程颐的《易经传》说：此说固然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他？” 关于如何读书，我们已经进行了五次漫谈。主要是从古人的读书法切入对阅读基本功和阅读境界的讨论。有一个人的议论，反复被我在这个漫谈中引用。这个人就是朱熹。他是中国文化传统完成从唐到宋的转型过程的终结者和集大成者。这次转型的历史成果，也就是所谓程朱理学，曾长期被我们看作是扼杀人性和压制思想自由的封建反动学说。但这样的看法其实是极端片面的！ 朱熹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说过的许多话，后来被他的学生们回忆、收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叫《朱子语类》。其中有两卷是专门谈读书法的。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兴趣的听众，我建议你们去把这两卷找来，自己读一读。 读书是我们一生中学习的重要途径。读书本身也需要学习。现在让我把我们在这个漫谈节目中讲到过的看法，编在一首打油诗里，作为这次节目的一个小结：熟读精思手勤动，句句钻探不放松。看出罅缝须善疑，心自宽快气优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