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的智慧——专一与善疑

在前面两次节目里，我们已经说到，古人读书，高度重视诵、录、校这三项基本功。现在我还想强调，他们读书，又绝不仅止于诵、录、校。宋朝的谢良佐，最初以为学问不过就是强记博闻而已。他在见程颢的时候，“举史书成篇，不遗一字”；自以为表现很出色。想不到程颢并不欣赏，对他说：“贤（对交谈对方的尊称）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良佐听到这样的评价，窘得汗流浃背，满脸通红。可是，等他见到程颢读书，“又却逐行看过，不蹉（错失）一字”。他一开始很不服气，但后来终于省悟过来，并且拿自己的这个认识过程作“话头”，去开导其他“以记闻为学”的后生。 上面的故事说明，读书不可不始于诵、录、校，但光做到“逐行看过，不蹉一字”，却又是远远不够的。读书的种种基本功，有助于引导我们进入良好的境界。但良好的境界本身，也应该成为我们有意识去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专一与善疑、“入味”与“贵自得”。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专一与善疑的读书境界来展开。 读书时，要做到对文本的理解字字到位，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拿朱熹的话来讲，这叫做“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是，一个人若不能定心专一于书中文字，便做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朱熹又把像这般“如止水、如明镜”的心，称为“湛然凝定心”。只有持着这样一颗“湛然凝定心”去读书，才能看得文本的“缝罅处”，才能透彻地寻着文字中的“道理”。朱熹说：“若不见缝罅，无由入得（无从进入文本的内在精神）。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 那么所谓书中“缝罅”又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另一段话说：“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浑然一体，未经剖分的东西）。久久，看作两三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庄子曾记述过一个动作干净利索的宰牛人。他自云最初三年，目中所见，无非全牛。此后见得的，只是牛的骨骼构造，宰牛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即操刀时不再凭目测，而是凭着心里对牛的骨骼构造的熟悉掌握来顺势运刀。所以他说，骨头与骨头之间的缝隙虽然不大，但总还是有一定空间的，而刀刃却很薄，几乎没有厚度。“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与游刃必有余地矣”。因此他宰的牛超过一千头，所用宰牛刀已经接近使用年限，但它还是像刚开刃时的新刀那样毫无缺损。由此可知，朱熹所谓缝罅，指的是构成文本各部分之间的接缝处。这要靠阅读者定心凝神，才看得破。 然而要养成一颗阅读时的“湛然凝定心”，“使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却是不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人们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一边去看文字，一边去思量外事”。结果不但枉费工夫，而且天长日久，养成了走神的习性，就越发没有办法去收束自己的心。被休闲快餐式的浅阅读支配的人，最容易如此。还有一种常见的毛病，把读书当一项带有自我强迫性的任务来完成，看了几页，就忍不住翻到结尾处，看看离读毕全书又少了几页。所以他老是不能把心定于正在阅读的那一页上，“看未到这里，心已在后面（心走到眼睛的前面）；才看到这里，便欲舍去了”。这样的阅读，最多也只能是心不在焉的低效阅读。所以朱熹指出：“读书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后白纸处，了无益。” 这是说的“专一”。下面再说善疑。 “疑”是指一种积极追问的精神。还是朱熹说得好：“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元朝的许衡，曾在当时的国立大学里当校长。他的传记说：“诸生或有疑问，则为之喜见颜面。因语之曰：‘书中无疑，能以为有疑；有疑，能使之无疑。学斯有得矣。’” 所谓“疑”，当然不是在提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怀疑一切，或者蛮不讲理、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别人。清朝有个学者叫毛奇龄，平生不喜欢苏东坡。一次在京师中，有人问他：你说苏轼的诗文不好，那么，“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难道也写得不好吗？想不到这一招没有难倒毛奇龄。他当即愤愤然地问答：“鹅也先知，怎只说鸭？”在场的朋友都被他逗得捧腹大笑。 读书要善疑，并不是指这种毛奇龄式的强辩。恰恰相反，古人读书，力求先放下自己的主观臆想，空虚了心，丢去了种种成见预设，以便使自己能真正逼近文本原有的意思。这叫“放宽心，以他说观他说，以物观物。无以己观物”（在理解文本的时候，要力求逼近书中的原意，按原书作者的见解去看待他讲述的东西，而不要把自己的主观见解强加到作者身上，或者他的讨论中去）；“以书观书，以物观物，不可先立己见”。 所以提倡“有疑”、善疑，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应该包括勇于并善于质疑自己的立场观点。因此朱熹又讲：“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说可疑，而不知己说之可疑。试以诘难他人者以自诘难，庶几自见得失。” 但是人对于自己主体意识的有限性，往往难以在骤然间就认识得一清二楚。所以看书若看到无法理会的疙瘩处，就应当小心提防自己的陈旧见解，看它是否阻碍了见识的长进。正像朱熹所说：“到理会不得处，便当涤去旧见，以来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也就是说，“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 所以，毛奇龄式的善疑，不值得推崇。中国学术传统的最高境界是“平实”，即所谓“极高远，底于平实”。追问应当一直追到平实之处，而不是靠危言耸听、巧言令色，使人蒙蔽于一时。 我们都知道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唐明皇迷恋杨贵妃，而那个野心勃勃的边防统帅安禄山又拜杨贵妃为干娘，借杨贵妃的保护来掩盖图谋举兵叛乱的野心。结果满朝都知道安禄山必反，只有唐明皇和杨贵妃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等到安史乱军杀入唐朝统治的心腹之地，这对倒霉的皇帝夫妻只得匆匆离京出逃。半路上护卫皇帝的军队哗变，要求处死杨贵妃。明皇迫不得已，逼迫杨贵妃自杀。 反映这段故事的白居易的诗篇《长恨歌》，其中有两句写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有人说，长生殿是祭神的宫殿，绝非“私语”之处，当改作飞霜殿才符合情理。清代的考据家阎若璩指出，这种见解的根据出于《长安志》。据该书，天宝六载改温泉宫为华清宫，重新命名其中洗浴的宫殿为九龙殿，寝宫为飞霜殿，祭神的宫殿则名为长生殿（据《唐会要》，该祭神殿此前名为集灵台）。这样说来，唐明皇和杨贵妃夜半私语的地方，果然应在飞霜寝殿。 那么，白居易错了吗？阎氏接着又征引《资治通鉴》卷九○七中胡三省的一条注文指出，唐代皇帝寝殿亦可通称长生殿。洛阳、长安、骊山都有长生殿。故而长生殿一词实有两义。一为专名，华清宫祭神宫殿是也；二为通名，唐宫中的寝殿是也。白诗所谓长生殿，即以该名的后一义言之，所以不必改动。经过这一番反复，对白诗的理解，就可能比过去又推进了那么一小步。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由约而博、又反博归约的思考过程。有疑故而要发问，有问然后才有学。“疑”的态度，就这样推动着我们读书的深入和学问的长进。 所以“不动笔墨不翻书”的功底，应该与读书时专一与善疑的境界像水乳交融一样地结合起来。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严耕望等人，自述为学之道，都提到自己用的二十四史，只是最普通的版本。虽然版本普通，但是他们却在上面下足了功夫。不但边读边校，而且多用几种颜色的笔对人名、地名、重要字句进行圈点。书一翻开，都是五彩斑斓。 谈到读书需有疑，就使人想起古史研究方面一个影响巨大的现代疑古派，又叫古史辨学派。其实疑古派的老祖宗，可以说是孟子。他指出，《尚书》讲述周武王灭商的故事时说，商王的军队离心离德，部署在前面的步兵掉转头来，反戈相向，结果商军大败，战场上“血流漂杵”（地上流淌的鲜血使被丢弃的盾牌都漂了起来）。孟子说，牧野之战中周人投入的兵力，不过“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战争的规模怎么也不至于惨烈到“血流漂杵”的地步。他的结论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古史辨学派揭示出，时代越后，关于上古的传说却越被追溯到更靠前的时期。西周时的人们所了解的最古的人是大禹。而生活时代比西周晚了几百年的孔子却在谈大禹之前的尧、舜。战国时候的人更把上古史追溯到尧、舜、禹之前的黄帝和神农。到秦朝有了三皇，再加一个伏羲。晚至汉朝，又把苗人神话里的盘古借用过来，追为开天辟地的人祖。就像这样，古史辨学派把有关上古的各种神话按照它们最早出现的年代排列起来，向我们证明，古史传说中的故事或者它们的主角，怎样随传说产生年代的由远及近，而从简单变得复杂，从粗陋变得雅致，从地域性事件或人物变成全国性的事件或人物，从非人非神的怪物变成神，然后再从神变成人。例如，禹的原始形象被雕刻在商周青铜器上，那是一条有足的大虫。西周时它已演变成上帝派到人间社会来帮助人们治水的神，再后来变成开辟夏王朝的圣王。 疑古派的立场、方法和许多研究结论，在当时引起全国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对于澄清遮盖在中国上古史的真实面目之外的重重迷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后来，这一立场被毫无节制地加以放大，也造成了对古史、古书的粗暴否定，比如《周礼》、《左传》，就曾统统被他们认为是汉代刘歆所伪造。不仅如此，近年来通过出土简帛的研究，我们发现，还有不少被疑古派划入伪书之列的古籍，其实也是被冤枉的。 大家都知道有一则伊索寓言，说农夫老死的时候，想把自己的耕作经验传给儿子们。于是他说：“我要离开人世了，你们帮我把藏在葡萄园地里的东西挖出来吧。”儿子们挖遍了葡萄园的每一寸土地，却什么金银宝藏也没有找到。但是到了秋天，由于葡萄园被深耕了一遍，却结出了比往年多得多的葡萄。 所以“善疑”须要在熟读的基础上才做得。拿朱熹的话说，叫作“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所以他把善疑看作是继“熟读”、“精思”之后才应当下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