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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沃伦·霍格，”当我接起电话时，有个自鸣得意的声音传来，“《纽约时报》执行副总编辑。”他自豪地道出来头，就像背景中隐约响起了喇叭吹奏声。 “请问有什么事吗？”我一面问，一面希望语气中流露的感兴趣程度比实际上要多些。 这是那趟重大的纽约之旅前两个月的事，当时我正远眺洛杉矶市中心那片戚然、低矮的地貌，心想不知该怎么让复活节变得令人兴奋些。假期向来是餐厅评论人的恶梦，而这个节日的主要食物是终年皆有、以火腿或小羊肉为主的早午餐，因此更是恶梦中的恶梦，我刚写完的那篇稿子实在枯燥得要死。 “我想你大概也听说，我们报社的餐厅评论员布赖恩·米勒已经决定离职了吧？”那个声音继续说。这种理所当然以为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纽约时报广场的态度实在太恼人了，这激起了我撒谎的愿望，“没有，还没听说。” 他没理会我的回应，声音平稳地接着说：“我想，待在经济正在衰退的地方做餐厅评论员，对你来说不会有太大的乐趣……” 我把复活节甩到一旁，他已经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20世纪80年代曾像初春般降临洛杉矶，来时声势浩大，等到财源停止滚滚而来时，就窘迫地悄悄溜走，于是大好时光结束了。一切发生得如此快速：先是飞机制造业关门大吉，城市陷入萧条；接着，警察殴打黑人司机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事件上了晚间新闻，揭露了隐藏在繁荣表象下的种族主义，在表面下逐渐沸腾的怒火，终于爆发成沸滚的暴动；接踵而来的水灾和火灾，以近乎圣经描写的方式爆发，蔓延全城。等到这一波波的灾难终于退去，留下的是单薄、脆弱、危险而又贫困的城市。 有钱人撤退到自己的黄金社区里，关上大门；逃到远处山谷的人数也大增。我们这些留在洛杉矶的人窝在自己家里，而洛杉矶原本蓬勃兴旺的餐饮业也戛然而止。 “纽约才是美国餐饮业的中心。”这人拐弯抹角的话钻进了我的耳朵，我可以想像他正拿着一个巨大的红苹果诱惑着我。 我差点就要去咬那个苹果。“谢谢你，不过我已经有工作了，”我很干脆地说，“我很喜欢在《洛杉矶时报》上班，也没打算要搬到别的地方。” “可是，他不肯接受‘不’这个答复，”下班回家后，我告诉老公，“当我告诉他我要去纽约两个星期，去领詹姆斯·比尔德基金奖时詹姆斯·比尔德基金奖（James Beard Foundation Awards）：为纪念已故厨师及烹饪作家詹姆斯·比尔德（James Beard）而命名，是烹饪界的年度大奖，颁给最杰出的厨师及烹饪作家。，他要我答应跟他见个面喝杯咖啡。” “我倒很愿意离开洛杉矶。”迈克充满渴望地说。 “你最好想都别想，”我警告他，“我又不是去面试，只是去喝杯咖啡谈谈，我只会待个15分钟，因为实在抗拒不了去看看《纽约时报》办公室的机会，但我没兴趣在那里上班。” “当然不会啦！”迈克说，“你怎么会想去世界上最棒的报社上班呢？”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迈克每晚都对我发布《纽约时报》找新评论员的最新消息，却拒绝说明是从哪里得来的情报，不过他似乎什么都知道。他说，《纽约时报》找过奥尼尔（Molly ONeill），但她拒绝这份工作。“显然她有体重问题。”离职的评论员米勒极力安排一个朋友来接这份工作，而编辑部则接到来自全国各地评论员打来的电话，应接不暇，然而迈克却认定这份工作非我莫属。 “他们又没说要给我这份工作。”我一直这样告诉他。 “他们会的，”他忠心耿耿地说，“你是全国最优秀的餐厅评论家。” 你所爱的人这么相信你，实在很让人窝心，但也带来压力。当我诚实面对自己时，我知道自己其实是很害怕去《纽约时报》上班。 “优秀的评论员多得是。” “可是他们都不像你，”他毫不动摇地说，“这份工作就等你去接了。” 我出发前往机场时，他仍然不断口诵此真言。“你见到对方时乖一点。”他叮嘱我。 “妈妈向来都很乖的。”尼克以四岁小孩那种不加批判的深情说。 迈克抱起他，问：“你喜不喜欢住到纽约去？” “不喜欢。”尼克说。 我亲了他一下，嘴唇轻轻触碰他粉嫩的脖子。“我只是去跟人喝杯咖啡，”我对他细语，一面嗅着他身上那股好闻的小宝宝气味。 “对。”迈克说着关上了门。 然而飞机在纽约降落后，我却发现连天气也在耍阴谋对付我。当时正是充满魔力的曼哈顿春天，清风徐徐吹过这个岛，每次我深呼吸时，都能闻到淡淡的海洋咸味。水仙和郁金香在每个角落里点着头；紫丁香和盛开的苹果花舞遍公园。餐桌和椅子心照不宣地进占了林阴大道的人行道，应许着夏天的来到。蜂蜜般的阳光倾泻而下，人们仰面畅饮。 蒂凡内的橱窗里摆满了裂开的蛋型，露出里面的钻石。顾客悠然走进高级食品店，采购法国进口的野草莓、用啤酒饲养的日本牛的牛肉、用吃草的乳牛所产牛奶打制的手工奶油，还有以品脱为计算单位的鱼子酱。餐厅里挤满了打扮漂亮的人在等候位子，大批人潮在博物馆里移动着，竭力要找个比较好的观赏角度。我一个人在纽约街头闲逛，让这城市诱惑着我。 回到旅馆后我心想，在纽约生活或许也不是那么差，但接着，电话响起，尖锐的女人声音把我拉回到现实中。 “我是卡罗尔·肖，”电话里的那个女人说，“我打电话来是要通知你《纽约时报》安排的时间表。” “时间表？”我问，“什么时间表？我以为是3点钟去跟沃伦喝咖啡而已。” “哦，”她的语气缓和了一点，“你还没有听说吗？” “听说？听说什么？” “关于沃伦，”她降低声音，“他在医院里。” “很严重吗？”我说，“我想我们只好改天再见面了。” “可是我们原本希望你明天见他，”她嚷着说，“我们已经帮你安排好整天的行程了！” “对不起，你说什么？” “明天早上9点，你先去医院看沃伦，接着我们已经帮你约好见……”她逐一念出姓名，“最后，出席5点钟的编辑会议，之后再单独跟行政总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和执行总编辑乔·莱利维尔德面谈。”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真的很忙，原本打算只跟沃伦见个15分钟。” “我完全了解。”她的语气尖冷得像冰。 我心想，这家报社连秘书都很有身段哩！一面却怀疑自己怎么会让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搞到这么内疚，这位女士就是很有办法让她的语气同时流露出既体谅又指责的味道。 “沃伦怎么了？”我问，稍微缓和一下气氛。 “他去餐厅时，从楼梯上摔下来，断了一根肋骨，那根肋骨刚好又戳到他的肺。”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尽力憋住笑吗？同样，我发现自己也正极力忍着，免得很不得体地吃吃笑出来。 “请代我问候他，”我说，暗中庆幸语气听起来若无其事，“请转告他我祝他早日康复，期待下次来纽约时能跟他见面。” “我会的。” 我马上打电话给迈克：“你相信这些人有多过分吗？居然问都不问我一声，就自行敲定一整天的面谈时间表。” “得了，露丝，”他说，“人家是《纽约时报》！你明知道自己怎么样都免不了要跟他们见面，为什么不干脆这次就见呢？省得将来又要跑一趟。” “你就是想离开洛杉矶。”我说。 “这倒是真的，”他说，“不过，要是换成你过去两年中都在报道暴乱、金的案子、黑帮火拼，然后又是金的案子，你也会想离开的。我情愿去别的地方，哪里都好，可以报道不同的题材。不过这些都还是其次，我真正想的是这对你是个大好机会，非常重要。纽约会改变你的生活，我知道你害怕，可是你应付得来。我会尽我所能在各方面支持你，千万不要轻易放掉这个机会。” 迈克对我的信心让我很感动，迫使我深思和《纽约时报》的编辑们面谈会有什么后果，然后我明白了：一旦我去面谈并留下良好印象后，就很难推掉这份工作，同样的道理，要是我很肯定自己没有兴趣成为《纽约时报》的餐厅评论员，只要确保他们不会雇用我就行，得让自己不合他们的意。我打定主意，现在就是开始这场斗法的最佳时刻。 我回电给卡罗尔，她说：“很好，很高兴你改变了主意。”听起来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你知道怎么去纽约医院吧？” “嘿，妞儿，”躺在第二张病床上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家伙叫我，头顶上方的荧幕闪现着他的脉搏和心跳情况。“你是来看沃伦的吗？”他的眼光扫向我的双腿。 “对。”我说着一面理理我的黑套装，心里但愿裙子再长一点就好了。病房里另外两张床上的男人很感兴趣地看着。 “他们带他去X光室了，事出突然，他说要你等他。” “在这里等吗？”我问。 “我很希望你在这里等，”他说，“不过沃伦说的是在等候室，就在那边。”他头一扭，示意方向。 等候室看起来像个弃置插花的坟场，角落里有两盆萎垂的棕榈，到处是插在花瓶里的垂死花朵，那股气味很像我在丧礼上闻过的。我望向窗外，见到有块牌子上写着：“纽约医院施工中，请多包涵。”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我就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 “你一定就是露丝了。”一抬头，我见到椅子旁站了一个高大的男人，穿着医院病人的袍子，手里提着看似塑料公文包的东西，里面是液体，而这液体看来是从他袍子底下一根管子里流出来的。我难为情地移开视线。 “你是沃伦吗？”我问，没料到他竟然这么帅。我指指那个塑料手提包：“这是怎么回事？” “我从布赖顿海滩英国南部海岸避暑胜地。一家俄国餐厅走出来时，从两阶台阶上摔了下去。” “该不会是那种免费供应伏特加的地方，所以你不喝白不喝吧？”我很快地反问。 他挤挤眼。我暗笑，我已经劈头给了他一记猛攻。 可是接下来我就发现，很难继续对这个极讨人喜欢的男人粗鲁无礼。我们谈起餐厅、食物、电影，他谈笑风生却一直不提工作。这样开心地畅谈了45分钟后，沃伦说他有点累了，于是我协助他躺回病床。 “今天你会跟所有副总编辑见面。”就在我准备要走时，他说。 “我应该跟他们说些什么？” “不用担心，”他答道，“你会应付得很好的。” “可是我并不想接这份工作。” “你当然不想。”他这么回答。 “我不适合这里。”我对见到的第一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一口咬定说。他很高大，是个没有架子、很斯文有礼的人，有一头下垂的灰发和一间小得惊人又阴郁的办公室。 “为什么这样说？”他问。 “因为，”我解释说，“我评论餐厅的方式跟你们的评论员的方式不同。” “哦？”他说，“请说说我们的评论员是怎么个评论法。” “他们是以高姿态来打分数、下判断，”我说，“他们似乎认为自己就是对的。” “他们错了吗？”他问。 “讲到口味，没有什么对错可言，”我说，“那只是一种看法而已。谈到餐厅，又更是主观。” 他看来有点吓一跳，我知道他原以为我会游说他给我这份工作。“你说的或许没错。”他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反而很明显表露出他内心的反对。“不过，”他接着说，“如果你来这里上班，当然就要照我们的方式做。” “我不会。不过你们既然不要我做的那套，又何必雇用我？” “时间已经到了，你该去赴下一个约。”他送我到办公室门口。 我下一个见的是阿尔·西格尔，他的工作是颇令人畏惧的文风审核，但其实是个很体贴、腰围颇宽的人。“你在《洛杉矶时报》很成功，主管整个部门，怎么会考虑在这种时候来纽约上班？”当他说这段话时，“五英尺高五英尺宽先生”（Mr Five by Five）这首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中。 他震惊的表情让我大乐。“这下子成了！”我暗想，“他们绝对不会雇用我。” 我见了一个又一个报社里的大头，很惊讶他们似乎都不知道该提些什么问题，不过这一来倒给了我机会问我想问的：“谁负责告诉你们的评论员该去评论什么？”我询问其中一个人。 他把头往后一抬，仿佛我的话暗示这家报社腐败成风似的，大义凛然地说：“我希望《洛杉矶时报》不会试图左右它的评论员。” “从来不会，”我答道，“但人家告诉我《纽约时报》的情况不一样，不是由米勒自己选择要评的餐厅，甚至还说是由编辑决定要给餐厅几颗星。” “我向你保证，”他非常严肃地说，“这个谣传没有半点真实成分，我们的报社给予评论员最大的自由去发挥，很难想像会有人干预，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那就——”他在脑中搜索着，要找出适合贬斥这种行为的字眼，“不合职业道德”。接着，为了要一清二楚地表明观点，他又强调：“绝对不合职业道德，而且根本不合《纽约时报》的传统。” 随着他们护送我从一个灰色办公格间到另一个，我不免想到如果我真的想要这份工作，此时会感到多么心痒难熬。这些穿了西装的男人都具有一种傲然庄严的姿态，这是一种在《洛杉矶时报》缺少的稳健自信。我们是急着要去讨好别人，他们是激你去讨好他们。 有形的差异也很令人震惊。在洛杉矶我们有宽敞通透、空间开放的办公室，光线透过玻璃幕墙泻入室内，迷人的现代家具沐浴在加州阳光中。相形之下，鼎鼎大名的《纽约时报》放眼望去，是一片破旧金属办公桌构成的阴郁景象，桌上堆满纸张，坏掉的椅子弃置角落，窗户多年未曾清洗，每个角落总有个脸色苍白的人正在苦苦拖拉一个塞得过满的金属档案柜，英勇奋力地要关上它。我所看到的每张脸孔都是灰白的，仿佛有个邪恶的巫婆施了魔咒，阻止任何人离开这栋建筑，我甚至怀疑墙壁后面有老鼠正在奔窜。 整间办公室里，自然光线很少，笑容更是缺乏。 他们带着我走过新闻编辑室，抵达文化版编辑部，为我介绍的编辑之多，我的手都被握痛了。接着，我被交给一位矮小、整洁的女人，她一头灰色短发，一身高雅时髦、看起来很昂贵的深色长裤套装，脚上是双漂亮的系带浅口鞋。 “我们通过电话，”她伸出手，“我是卡罗尔·肖，负责陪你去生活版。” 她语气冷然，以致我忍不住问：“那里有这么糟吗？” “哦，”她边按下电梯按钮边说，“完全是个天堂，等一下你看了就知道。” 从新闻编辑室走到流行时尚版编辑部，就像去探望被放逐到阁楼的继子一样，房间比先前看过的还要黯淡陈旧，气压更低，仿佛有人把光线调暗、音量降低。 “我会介绍很多人给你，不过，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费神去记住所有姓名，”卡罗尔说，“这样会轻松很多。”她的言语中带着尖刻，这是一种纽约式的谨慎小心，很清楚地警告我要保持距离。 “我看见卡罗尔带着你来了。”一个不修边幅的男人朝我们迎上来，伸出手。他的声音有种怪异但动人的粗哑，像是不由自主发出的。一身邋遢的衣服、参差不齐的头发、麻脸，反倒比较像个可能在伯克利认识的人，而不像《纽约时报》的编辑。 “我是埃里克·阿西莫夫，生活版主编。卡罗尔虽然是我的秘书，但她才是这里的重要人物，最该认识的人。她会坚持你照她定的目标向前迈进，不过她也知道尸体都埋在哪里，而且她是这个部门里住得最好的人。她住在切尔西一栋完美的城区住宅，我却在百老汇一栋烂公寓里暂时凑合着。” “这是有原因的。”卡罗尔说着重重拍了拍他手臂。我还以为那原因与他的罗曼史有关，但看他那副尊容又不像，这让我想到，或许《纽约时报》跟西部的报社没有太大差别。 “家庭版编辑部！”卡罗尔说着，步履轻快地带我走过一排排办公桌。“这是时尚版，体育版在那边。”她瞄瞄手表，“你该去参加编辑会议了。你会很高兴知道他们是在楼下，也就是那些成年人坐的地方。” “谢谢你带我走这趟。”我说。 “不客气，随时欢迎。你打算再回来吗？” “这不是由我决定的。” “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她说完就转身走开了。 那些编辑在一间朴素的房里围着一张桌子开会，那张桌子比起《洛杉矶时报》办公室里那张打过大量蜡的长方木桌差远了，然而等到他们摊出稿件，满怀热情与高度才智地讨论起新闻时，空气马上热烈起来，充满能量。桌子中央的扩音器传来华盛顿办事处不见其人的尖利声音以及一连串不断的质问：他们是否确定克林顿要派多少地面部队到波斯尼亚？那则同性恋海军遭杀害的报道是否要放在头版头条？ 接着传送信息进来的是洛杉矶办事处，提供的报道是谈富裕黑人以及他们对金被殴案审判的反应。他们也简短讨论了美国穆斯林的系列报道，还有一则大卫教派内部的虐待儿童事件。 这一切实在令人着迷，我突然了解到自己正在任性拒绝的是什么了。这些人是我这辈人之中最优秀的媒体人，人家给我的是跟他们一起共事的机会，我开始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恼。 不过太迟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面谈，而之前整个下午我都在自绝后路。我去开最后一个会，跟行政总编辑弗兰克尔和他的副手莱利维尔德会面。等到被问起我对他们报道饮食的看法时，我又回到那场战斗了：“不怎么样。”我说。 他们看来都吓了一跳。 我已经计划好航线，就决定勇往向前，告诉这份全球最具威力的报纸总编辑，他们做的事是错误的。“贵报的评论，”我说，“对于真的会去那些被评论的餐厅吃饭的人是很有用的指南，但是在贵报的读者中，有多少人今年会去Lutece餐厅吃饭呢？1 000人？这就把几百万读者排除在外了。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期的老百姓比现在的人对吃和餐厅更感兴趣，所以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一大憾事。贵报不该只为那些上得起高级餐厅的人写评论，应该为所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而写。” 莱利维尔德的视线越过我的头顶看向弗兰克尔：“这说法很有意思。以前我们也听过类似的争论，不过那是谈书籍。她真正要说的是：我们以前卖的是餐厅，但那并不是我们的正业，我们卖的应该是报纸。” 弗兰克尔若有所思地点头，由着我瞎扯下去。我不记得自己又说了些什么，不过倒是记得，过了一阵子之后，他们都听够了，弗兰克尔伸出手谢谢我来这里。我走出《纽约时报》大楼时，天已经黑了。 一回到旅馆，我就向迈克报告经过：“我实在很过分，他们永远不会雇用我了。” 我以为他会很懊恼，哪知他却说：“做得好！” “什么？”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不晓得你这个人啊，我知道你拼命想把事情搞砸，这份工作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餐厅评论家，可是这想法吓坏你了，你认为自己懂得还不够多，不过事实上你懂得够多了，你已经很有条件，会做得很棒的，而且我敢打赌，他们很喜欢你。” “为什么他们会喜欢？我表现得真的很不知天高地厚。” “因为，”迈克说，“有权势的人习惯受人巴结奉承，一旦你反其道而行，反而让你越有身价；你越不想要他们，他们就越想要你。等着瞧吧！” 之后好几天，电话一响我就跳起来，害怕是沃伦打来给我这份工作，又怕他打来通知说不给我这份工作。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因此希望他最好根本不要打来。 同时，我又再度爱上洛杉矶，畏惧回到纽约那湿热的夏天和冷到皮肤皲裂的冬天。我想到所有日后会想念的朋友，还有我那美妙的厨房以及有辆汽车的方便生活。我环顾自己的办公室，想起《纽约时报》的办公室有多么令人沮丧，那里的人似乎都那么冷漠不友善，接着，我又想起当初刚来《洛杉矶时报》上班时，大量信件如雪花般涌入，都在痛惜前任评论员的离职，难道我又要让旧事重演吗？ 然后，电话打来了，听到那个声音说“我是沃伦”时，我的心狂跳不已，手在发抖。 “我们想请你担任餐厅评论主笔，”他说，“拜托请答应，我们没有其他候选人，要是你不接受这份工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告诉迈克时，他说：“你当然得答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纽约办公室里已经有一张办公桌在等我了。就在你说米勒准备要离职时，我就去找我的上司谈过，表示我们要搬到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