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预言
2007-07-14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即使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依旧无法彻底地静下心来认真阅读。在这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人们忙着工作,忙着休闲,忙着放纵,忙着娱乐,却很少人能够安静地独自坐在房间里,关掉手机,关掉电视,安静地阅读。
《娱乐至死》写于八十年代的美国,那时正是美国电视娱乐业最发达的时代。人们对电视的狂热如火如荼地增长起来,从那样的狂热势头看来,电视倒真有代替所有媒介的趋势,对于一个拥有冷静的学术眼光的学者,尼尔•波兹曼的警觉不是无谓的。
他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预言开篇——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两本书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在赫胥黎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由于享乐失去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我们不会陷入奥威尔的担忧中,而是被赫胥黎担心的美丽新世界所吞噬。
在古代,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利用信号和手势交流。语言和文字形成以后,人们进入了印刷术时代,文字开始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影响人们的思想。从古希腊到今天,西方文化大部分是建立在文字之上的。因为文字使思想不仅通过语言存在,文字媒介使思想更长久地留在了历史之中供人研究。波兹曼显然是对印刷术时代充满敬意的,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他引用了大量事实来证实文字对于人类思想的进步作用,包括他也毫不犹豫地说: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
而当视觉时代再一次到来的时候,却远远不同于之前的交流方式带来的效应。电视的出现破坏了所有建立在文字之上的抽象思维,人们不再思考,而仅仅满足于他们看到的具体的东西。
波兹曼说:“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书中触动我最深的是这三个方面。政治,宗教,新闻。
政治
当我看到林肯与道格拉斯充满书面语言的辩论引言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放慢阅读速度仔细地理解其中的意思,而那时候的听众,他们能够津津有味地听上7个小时,这何其需要耐心与思考能力。而印刷术时代的人们做到了。我非常欣赏道格拉斯的一句话:“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
而在电视时代,知识分子出现在银幕上时,仅仅是依次表达出他们的观点,而不进行思辨。正如作者提到《豪门恩怨》节目,主持人在开场白里指出,下面的节目不是辩论,而是讨论。每一个人都不能对别人的发言作出任何反映。电视节目的呈现消解了思考的过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因此作者不由得提到现代的总统竞选,已经不再是以政治实力为主的竞选。在电视上,公众很有可能因为竞选人的形象而忽略他们在政治方面的素养。因此,“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这显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民主社会里,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政治家代表的是人民的权利,因而人民选择的政治家应该最大限度地代表人民自己的权利。由此,社会才能够维持公正和稳定。而电视时代里的人们却受到形象和竞选形式的左右,一个拥有趣味竞选形式的候选人能够比一个严肃睿智却以演讲形式表现的竞选人得到更多的支持,但他却不一定是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人们这样的做法无非是在政治选择中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将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交给一个并非他们真正需要的人。
在电视时代,人们更多拥有的是一种表象的狂热。而不是冷静的思考,因为思考已经被掩盖在膨胀的信息里。这样的后果有两种:失去理性,或者麻木。失去理性的结果是容易被某种煽动性的言论和行为冲昏了头脑,产生没有理智的狂热行为。而麻木的结果或许是,人们失去了对公众话语和政治的良知,一心沉浸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沉浸在电视小小的屏幕中,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不闻不问。人们渐渐变成一种蜗居于封闭空间里的动物,不论世界大战还是政局变换,但政治最终还是关乎于个人利益,因此放弃政治便等同于放弃个人利益。我无法想象这样的混乱局面,或许说得严重了一些。然而从我们这一代人来看,我们对于公众事务的冷漠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现实的问题就离理论上的假设更近了一些,担忧也就更大。正如作者所说:“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能力。”
新闻
在印刷术时代,报纸是新闻的媒介。纸质媒体上的文字使得人们能够静坐下来花上很长的时间来阅读,与此同时阅读的时间限制了人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发行更多报纸的可能。但人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思考,或许会对于某条新闻而产生很长时间的反响。你或许会对一场矿难所造成人员的伤亡想开去,想到那些受害者的亲人的悲痛和当时的惨状,想到政府的失职等等。你或许会对印度洋海啸想开去,想到那些无辜的生命,想到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想到人类对于环境大肆破坏的后果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然而电视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模式。在电视上充斥着无数稍纵即逝的讯息和画面,战争,灾难,暴力,悲痛和仇恨。所有的这些即使严肃的画面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的时候,并没有通过我们的眼睛进入我们的大脑思考。它们就这样一闪而过,不激起任何感情色彩。在一条新闻后紧接着另一条新闻,中间仅仅几秒钟的间隔,杜绝了深入思考的可能性。于是这样连续不断的信息轰炸使人们的头脑运作停息下来。“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还必定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在主持人“好,现在……”的过渡词里,带着一种巨大的戏谑的无情。新闻不再是教育,反思和触动灵魂的东西,这样的新闻不是让人读让人听的,而是让人看的。由于电视的职责是吸引更多的眼球经济和收视率,把那些深刻的东西放在电视节目里无疑是让观众离开电视,而这是任一个商业电视人决不会做的事情。“不管有的新闻看上去有多严重,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一系列广告就会在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有时还可以起到反讽搞笑的效果。因此,在我们看新闻的时候,不管事态有多严重,只要它不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不会对它作出任何反映。这或许也解释了现今的公民对于公众事务的冷漠,因为每天都在发生不同的事情,它们被我们尽收眼底,然而我们对于它们的反应不过是点点头,面无表情地说一句“哦。”转而想着: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然后继续埋头于工作挣钱和电视中。不由得想起卡夫卡陆出车祸的四月一日愚人节那天,上海的文艺青年们正在参加一场反超级女声的后现代性质的摇滚演出聚会。这个事件中的几个关键词使它有着复杂的意义,似乎很讽刺,然而却使人无比纠结。我们是否也会对卡夫卡陆的死亡略带惊讶却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哦,是这样吗?太令人遗憾了。而那场演出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参考《南方人物周刊》4月号张晓舟搜声记专栏《一个矫揉的晚上》)
宗教
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运用图象是亵渎神灵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上帝是一种隐秘的存在,祂需要人们以一种非常抽象的虔诚的思维方式来体验,是一种基于内心的自发性的思维体验。宗教体验需要的是某种特定的情境,宗教仪式需要有神圣性的地方,一个被净化的环境,除去它一切世俗的用途,人们必须庄重而肃穆。
然而在电视上播放宗教节目的时候,一切都变得不同了。我们或许是吃着薯片跷着腿躺在电视机前悠闲地听方丈和牧师布道。台湾电视的很多频道就有这样的宗教节目,二十四小时播放的节目里,方丈一脸庄重地讲述着佛的道理,而我很难想象那些即使是信佛的教徒们会庄重地端坐在电视前,带着虔诚的表情听他布道。尽管这样的节目初衷是好的,但它不可避免地使宗教娱乐化,失去了其本质的东西。因为前文已经提到,电视上的画面仅仅经过人们的眼睛而不经过头脑,因此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带着严肃表情的话语时,我们并不为所动。因此这样的电视宣传宗教节目并不能使灵魂得到净化和触动,而是在过剩的信息画面里又多了一些味如嚼腊的普通节目而已。神对于每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个体化的存在,每一个人心里的神都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而宗教电视节目却逐渐为人们塑造出了一个具体的形象。这就是电视最特殊的效果。在这三个方面里,我认为宗教的被侵蚀是最严重的事情。因为宗教,它关乎人的信仰,是人们存在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撑,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上帝死了”。一旦信仰被一种娱乐的态度侵蚀,它的价值就会不可阻挡地失去。而美国是一个以宗教道德为中心的国家,电视娱乐化对于宗教的侵蚀无非是件讽刺的事情。
在80后自怨自艾的大风气下,仍旧有一些孩子受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那种文化氛围的理想主义影响。在电视新闻铺天盖地的时代里,纸质媒体依旧有着有力的拥护者。在流行偶像成为新一代的个人崇拜的时候,依旧有着很多为着内心信仰去追寻那片纯净的智慧岛屿的隐士们。虽然他们是小众,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改变这个病态的盲目,狂热,冷漠,拜金,追求GDP的社会,但他们的声音还没有消失。
其实在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总觉得这一切还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其实我还是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来看待电视时代的到来的。至少在我看来一些严肃的深度报道,可以激发人们的某些思考,前提是我们不被之后到来的那些狂轰滥炸的无谓信息所带走。信息过剩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引起的后现代社会带来的必然结果,反中心主义和反主体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给了更多媒介形式的发展可能。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有一天,电视侵袭了我们的整个头脑,整个心灵,整个信仰界,我们会快乐地死亡,我们笑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我们笑却并不真的快乐。我们的存在只基于我们的视觉快感,我们失去思维,这就是一个真正被毁灭了的世界。或许波兹曼只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预言,使我们警惕这个负面的娱乐至死的时代的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