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负、自得与自我教育
2016-10-07
我一定是被杨无锐老师的颜值吸引才写这篇书评的，我才不告诉你们可以去“者也读书会”的公众号里一览杨无锐老师的美貌和身材。虽则如此，作为迷妹与校友，我仍然要说，《其实不识字》的表现差强人意——“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圣贤与哲人，得乎常识，这本书并未给我带来新的东西。固然，常识从托马斯•潘恩的时代起就是稀缺品，在我们这个充斥着碎片化信息与庸见压倒偏见的时代中仍然不易寻得，我却总希望——或者说等待杨无锐能说出更尖锐辛辣的意见，毕竟，启蒙的手段大概从不止于“循循善诱”。当然，就像在讲到“仁”这个字时，杨老师大概会指着那堆母亲剥的瓜子仁来劝诫我：要内心柔软。
今早看到朋友圈里转载了澎湃新闻对于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基因编辑技术”的质疑文章，不同的科研机构耗费了各种手段都无法重复韩春雨的技术。我对其人的了解依然停留在他早年的弟子向我描述的“老师印象”：倔强、健身、格格不入、爱好古琴。在这个例子里，无论是科学研究的“自反精神”还是科学家的“自我修养”，似乎都难以符合绝大多数文科生的理工想象。显然，人文与科学彼此之间的嘲笑、轻蔑乃至争讼从未停止过，1996年5月的“索卡尔事件”则是两者都抗拒理解后的登峰造极。
观念与思维方式无法用对错的尺度来衡量，但学科之间的壁垒与缄默却造成了太多自以为是的想象。说这些，无非是想指出，杨无锐老师坐在悠悠千年的文字与情怀遗骸上，对科学（包括进步、数字）做出了太多假想式的憎恨。哈罗德•布鲁姆曾对那些滥用理论肢解小说的人们发出抱怨：他们毁了文学，他们是憎恨学派。在读《其实不识字》时，我也竟脑补了一个扛着汉字之戈、在夕阳斜坡中奔向科学（进步、数字、工具）怪兽的堂吉诃德——满怀憎恨。
杨无锐对科学的批判立身于对于汉字的打捞与充实。按照他的说法，现代生活已然把汉字的神髓给耗损殆尽了，使汉字变成了干巴巴的工具，因而，他的工作是通过重述每个字背后浩瀚的历史秘密与宇宙微光，来重新审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必须承认，杨无锐有着极好的悟性，经历了“学院博士制作流程”的人中，还对文字、韵律、意涵持有强烈悟性的人，微乎其微。我所指的悟性非常简单，就是感受力。譬如书里提及，读到关汉卿剧本里那个寻常不高兴、但在一瞬间跺着脚大声赞美江水的周仓时，作者夫子自道：“我觉得，这里有诗意，比写得漂漂亮亮的诗还要深的诗意”。这就是感受力，轻易学不来又极容易耗损的（只不过，杨无锐不那么讲究的修辞功夫又把这些感受力拖累得面目模糊了）。
一流的感受力使他能够非常“狡猾”地把话题引入对每一个字的解读中，比如从《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里的天文学家引入“天”字或者是卡朋铁尔的《回归种子》引入“始”字，但这些花哨的抬头有时却喧宾夺主地抢走了汉字以及汉字所代表的生活，以至于我看到一半，又得翻回去看看，哦，原来是在从这个字说起。更不幸的是，在整部书中，一种单一得近乎天真的二分法为一切立论找到了依据：汉字的神性对抗时代祛魅的进步观、汉字的丰富对抗数据的冰冷与工具化、汉字的多元对抗科学的决定论、汉字的“内在价值”对抗日常的普世价值——当然，我必须说得更精确些，杨无锐所做的不是林西莉的工作，他是透过汉字（这算不算另一种工具化？）来展开他所期待的生活状态言说。因而，这套二分法叙事的瓶底就露了出来：对应然生活与实然生活的一刀切划分，一个伦理学里最基础的问题。
把立论的根部扎在古希腊的哲学土壤或者中国传统的文化星空下，并不能就此获得绝对的正当性。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把引文和故事讲得花团锦簇时，杨无锐却把复杂的文明做了模糊和简单的处理。天平是倾斜的：一面是对汉字做出的种种丰饶的意义追加，一面是将时代、科学精神、进步观视为铁板一块，花式吊打；一面在充满深情地回望自己的研究心路，一面却只向对手投去粗糙的一瞥。显然，他将批判的对象凝结在了十九世纪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中了。而实际上，仅仅在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的几十年里，不等人文学界的大佬罗斯金等人出马，仅仅在科学界对进化论的批判就吵翻了天，以至于达尔文不得不在再版序言中一遍遍谨小慎微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对于历史与文明发展的耐心追问，不容我们仅仅把其视作一个稻草人般的靶子。因而，我不满意的是，杨老师在传统文学情怀关照下对宏大问题的天真化与便利化处理，我以为，每一次文明进步里都有幽微的痛苦、曲折与反复，每一场科学实验中都有对真实、真相近乎残酷的追寻、对世界应然状态充满忧烦的描写。
无论立足何境，对宏大话题的批判都没什么新鲜了，就像书中杨老师对着“乡土”写不出什么更充实的内容。更何况，如果对手永远是那么几个——科学、进步、数字，抑或后殖民、男性中心、资本（文学院最爱的批评关键词）——总是不够的。据说对科学技术的批评从老子就开始了，前卫的老子成为了两千年后与海德格尔遥相呼应的素心人，而中间这段浩浩荡荡的时间光谱里，只要想得出，尽可以把姓氏字母从A到Z的人塞进去。
《其实不识字》最打动我的地方，反倒不是这些“大言炎炎”，而是杨无锐作为大学启蒙者所遭遇的实际的问题，因为这也是我的处境与我所遭遇的问题。当杨无锐对小毛说到阅读经典的意义时、当他的学生自言研究范围很窄时以至于无法回答其它问题时、当他谈及学文与立人时，我心有戚戚。我总怀疑，我们这一代人里很多是“自我教育”起来的，因而从一个自我启蒙者转变为教育他人者时，一些未曾经历过的感受就错愕地浮现了出来。当学生明白无误地承认，“我觉得学文学没有用时”，反而更需要杨无锐式的执着，对于神圣、真理、优雅生活以及智识生活的执着。
似乎是在启蒙他者，实际上还是在自我教育。
似乎是在向小毛娓娓清谈，实际上还是“被褐欣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