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荐书评-查字典图书网

2014-03-11

我是在2012年夏天买下《孤独的梦中人》这本书的版权的。有过与《偷影子的人》等后来大红大紫的畅销书失之交臂的惨痛教训，我学乖了，不等竞争对手报价，便快刀斩乱麻地将其据为己有。当时它在意大利已经卖出了40万册，法文版权卖给了罗贝尔·拉丰——《偷影子的人》的原出版方。

翻译《看不见的城市》的张密老师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译者的第一人选。这源自一种情结——我读过的第一本卡尔维诺便是此书，我既为卡翁精妙的文章击节沉醉，也对精湛传神的译文尤为感佩。通过译林社的朋友顺利要到张老师的联系方式以后，我抛出橄榄枝，并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连Plan B都无须准备了。约定一年时间完成翻译，她也答应尽量提前，因为我计划着第二年母亲节前上市，得借着书里母爱的主题好好推推。

正如书中某一章的标题那样，“天有不测风云”，刚刚接下翻译任务的张密老师竟检查出了疾病。我是几个月后才知道的，新年里从她的回信得知此事，随信附有一封长长的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治疗日记》。这样的意外我还是头一回遇到，一时间不知所措。一番权衡之后，我回信表达了请她安心养病，我再另寻译者的意思。我隐约觉得翻译这书本身就有个一种元叙事的味道，书中的马西莫用了四十年的光阴同心中的恶魔“贝尔菲戈尔”作对，才最终完成自我救赎，而张老师还没开始动笔，就要面对病魔的挑战。

张老师终究不是马西莫，她更成熟，更坚强，也更乐观。三月，春光灿烂，大病初愈的她拾起了笔，重新开始迟到的翻译。接下去就是按部就班的了，她在深秋时分准时交稿，我开始编辑。按照更新后的计划，这本书2014年初出版，我有充足的时间细细打磨。

计划赶不上变化，而有些变化还是自找的。那一阵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开始火起来，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开始不知不觉地把这两个原本不搭界的东西联系起来，越想越兴奋，差点彻夜无眠。第二天我就向领导报告，打算将书名改为《妈妈去哪儿了？》，争取11月底推出——留给我的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是的，这在外人看来也许是投机取巧，但为了新书能够好卖，我豁出去了，谁叫我选择了编辑这么一个在理想主义光环笼罩之下的苦逼的行当呢。

冲动是魔鬼，再加上我这如哈姆雷特般犹疑不决的性格，我很快说服了另外一个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做书吧，别去想什么《爸爸去哪儿》了。那是昙花，不是你追求的东西。你是有梦的人，这是你独立策划的第一本书，你不能就这么马马虎虎地让它流于浅薄和平庸。《孤独的梦中人》，当这个书名在若干个备选方案中杀出重围的时候，我恍惚看到了自己。

就在《妈妈去哪儿了？》在我心中盘桓不去的那几天，我完成了初校。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样书（已经是第十二次印刷的版本了）比电子稿（显然是初版）多出一章后记，译者没译，我也疏于检查，未能及时指出。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向张老师坦承这一过失，并期望半个月内能收到译文。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事实又一次把我击懵了——她正忙于处理老父亲的后事，九十高龄的他刚刚离他而去。我一时间愣住没开腔，就像当初得知她生病住院并经历手术的事实一样。我又一次想到了马西莫，这个在九岁的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妈妈不见了的小男孩。

虚构和现实总是并辔而行，它们驮着的这个东西叫作人生。

张老师及时地交了稿。封面也在我的催逼下迅速地完成，赶在2013年底下厂印刷。封面上的那个小男孩，并不像《偷影子的人》封面上的小伙伴一般长相甜美乖巧，而有着一脸的雀斑，让我想起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里的匹诺曹。可不是吗？这个撒谎的孩子，在自我欺骗中踽踽独行。这个马西莫。这个你我他。直到我们从梦中醒来，又开始做另一个梦。

（起先应百道网之邀写了个3500字的《编辑手记》；后来根据另一份报纸的要求，缩减为2500字；眼下这篇1500字的，则是为了另一个征稿，索性做了大幅修改，只保留并增补了有关翻译的内容。）

梦之后（代后记）

2014-01-09

by 马西莫·格拉梅利尼

我写的书是属于那种能改变人生的。事实上，书在电视上介绍后的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医院。我发烧40℃，胃窦那块发炎，疼得我鬼哭狼嚎的。
头一天晚上我还好好的，甚至在《天气好吗》*的摄影棚里我还见到了我的偶像，税务局的头儿，一个藏在一张坏人面具下的敏感的好人。演播计划是先就税收问题采访他，再就孤儿问题采访我——这么做为的是让人振奋一点。
在直播中再度咀嚼了我童年的苦楚之后，我走出演播室，人在颤抖，但面前过道上有一群全副装备的大个警察挡着。他们都来找我了，我的处境真的比想象的还要糟糕。
我在寻找出路时，那群打手就像红海一样朝两边闪开，中间露出了他，那个收税官摩西。他戴着一副模糊不清的眼镜。请相信我，看着一个平常总是让别人哭泣的人痛苦，是一种让人难过的经历。
他走到我身前，手指指着我说：“记着，我一直盯着您呢！”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以最心爱的一切对他发誓，一定按时交上神圣的房产税和综合报税表，而且很快我就为支付版权税而花掉最后一分钱，也跟别人一样心疼得痛哭流涕。

第二天，在街上，人们对我施以慷慨的苦笑，我回以笑容，却没能理解其原因。当一位夫人走近我，爱抚地摸了摸我，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这些，下午就住进了医院。大夫看过我之后，说：“电视真的是对人不好啊。”
他准许我出院，却开了一大堆抗生素，让我去药店购买。我不甘心地听从了医嘱——我是一个顺势疗法爱好者，把所有化学药物都当作外来入侵者。我点了药品，用一张50欧元的票子付了药费。药剂师非但不找我钱，还斜着眼看了我一眼，拿起票子逆光端详了一番，然后用生硬的调子说道：“您是格拉梅利尼吗？”
这类问题是很难避而不答的。
“您能跟我到后面来一下吗？”
我拖着不太好使的腿往后面走，一路上都是排着队的互助会成员，他们严肃地扫视着我。一个老太太小声嘟囔着：“他们上电视时对别人说得道貌岸然的，然后自己用假票子付药费！上帝啊，这是什么世道！……”
在药店的后面，药剂师改变了表达方式，变成了一个忧伤的人。她看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是彼此互补配套的：她是复活节时送进烤箱的羊肉，而我则是配套的烤土豆块。她捋捋我的胡子，给了我一块薄荷糖，泪水把我的风衣都淋湿了——其实并不需要如此啊。然后，她不顾我的疼痛，开始讲起她的家庭故事来。
一个过于敏感的女儿，用半瓶漂白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个小外孙女，从小就被谎言哄骗：“你妈妈误食了有毒的鱼。”而现在，孩子年满十五岁了，厌恶食物，因为她把食物视为等同于招致死亡的毒药。
药剂师又给我递过来一块薄荷糖。
“我该怎么办？如果跟她说了实情，有让事情变得更糟的危险吗？您给我一个正确的建议，格拉梅利尼……”

那只是一个开始。从那天起，我就被数以百计的生活问题的报告轮番轰炸，对他们的心病而言，我就是药店啊。
似乎这就叫作同病相怜吧，人们在一本小说讲述的真实故事中照见了自己，而不经羞愧感的过滤，觉得也被授权道出自己的秘密。不是向自己最亲密的人，而是向纸上的朋友，并把这个朋友看成自己苦难的患友和帮自己改变现状的贵人。
这类情况我接触得太多了。有些甚至是挺逗笑的。一个年轻朋友给我写信说：“我也像你一样，从一张报纸的文章中发现了我们家的秘密。”他找法院去调查不知是什么案子，却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写着他姓名的卷宗，于是就跟我讲了这些。
在卷宗里，他找到了一个发黄的本子，上面有他的父亲，我们大家都记得那是一个极为正直廉洁的道德主义者，而他年轻时居然因盗窃进过监狱。没有人有勇气向这位朋友揭示这个秘密。而他则写道：“我的下意识知道。现在我可以跟你坦白了。马西莫，从小我就是一个有盗窃癖的人。说起来，你记得你那副神奇消失的滑雪板吗？”
我记得啊！当初我急着去撒尿，就把滑雪板放到山上的一个小房子里，过了一小会回来一看，滑雪板已经没影了。
“是我把它偷走了。”三十年过后，直到不久前他才向我坦白，“后来我把滑雪板给卖了。但是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把所得用于慈善事业了。”
还有一封信，上面有一个度假胜地的邮戳，多年前那里由于一家饭店着火、店主丧生而诞生了一条黑色新闻。
那封信的作者说那个被烧死的店主就是他的父亲。他找了一个借口，让顾客和员工们都出去了，然后点着了木头墙壁，躲进顶楼等着事情的结局。
那之后没几个月，他母亲也因伤心而过世，我这位纸上朋友在火灾后的灰烬中找到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他用父亲的全部储蓄在故地重建了一个饭店，在新生的工程里，他得到的不只是一座建筑，还有一位姑娘。可是，当情况变得一切正常后，贝尔菲戈尔出现了。
在我的小说里，贝尔菲戈尔是我给自己心里的那个魔鬼起的名字。一个有着良好意图的坏灵魂，其实是有害的，因为虽然让人远离痛苦，却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害怕一切的牢笼里了。害怕生活，害怕去爱，害怕相信自己的梦想。
我的这位对话者就躲开了自己的女孩，带着那种想要摆脱女人却又没有勇气离开她的典型男人的懦弱。因此，他竭尽全力让自己离开她，经过巨大的努力，终于成功了。
当我把《孤独的梦中人》送给他时，他把这本书放在床头柜上一个月都没有打开。“可是一天夜里，”他在来信的最后一段里写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好像掉进网里的一条鲨鱼，便打开台灯，开始翻阅起来。我看到最后一章，就是爱丽莎教您原谅，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那章，我明白了，那就是在说我呢。外面天色开始泛白。于是，我合上书，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绒衣，到我前女友的窗下。我给她打了门厅电话，她从窗户探头看看。‘你还要我吗？’我大声喊了起来。她没有回答，却打开了大门。”

凭借《孤独的梦中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进入到爱抚、坦白和感激之中。通过信件、电邮和手机短信，以及社交网络上的留言，数以千计的感谢信雪片般飞来。昏暗的时候，靠在这堵感激之墙上是温暖而甜美的。因为从那扇大门进来的，除了爱抚，还有耳光。
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当你揭开内心深处的痛苦的面纱之后，你就置身于那些不能容忍真诚的人的批评之下，因为这种人害怕受到传染。于是乎，有人写道，我利用家庭的创痛投机了一把，还有人说我利用了公众对我私人秘事的好奇心，而我既不是一个足球明星，也不是什么大人物的情人。
但是，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明白我这本小说会让我冒什么样的风险。是什么促使我发表了它？很简单，当一个人命中接受了一个故事和讲述它的工具，只自己保留着它就不对了。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要提醒我的读者们，生命具有意义，我们要面对它，不要让“假如”使其瘫痪。正如萧伯纳所写的：“每个人的使命就在于自然的力量之中，宇宙决不会让一块在倒霉事和积怨中搅动的凝块幸福。”但是，作为特权阶层的一员，记者口中说出来的一些话会让人听着虚伪。只有无情地坦白自己的不幸和弱点，才能使信息变得可信，而希望的信息才是我所要发出的。

因为从小就失去了母亲，我提前尝试了迟早要冲击所有人的创伤：失去爱。
在《孤独的梦中人》中，我说不被人爱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但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不再被爱。就像一块难吃的糖，被人尝过了，又吐掉了。正是害怕被人抛弃，才阻碍我们自我抛弃。
当我向公众说明这些概念之后，我遭遇了鬼脸和困惑。于是我归咎于荣格。
为了不再害怕痛苦，不可或缺的就是摆脱痛苦。千百万人每天都在尝试着，要么忙于祷告和各种善举，要么在毒品和极端经历中麻醉自我。但是正如荣格所说，痛苦的记忆不能消除，可以消除的是与记忆联系在一起的痛苦。
今天，我能够不再感到痛苦地想起我的妈妈，是因为我内心里接受了一个无法表现出来的事实：发生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完美的。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并不是什么不幸的事情，而恰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可以了解我们自己没有解决好的那部分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故事？因为它们逆光揭示出存在的秘密。故事开始时，主人公不知道自己是谁。守着自己的梦，却否认这一点，甚至对此一无所知。轮到讲述人来取代宇宙规则，或者如你们所愿，让上帝出面把英雄人物置于一系列考验之中，使他向其他人和自己做自我揭示。如果从你诞生到死亡，你的一生中一切都没有改变，或者某些事物没有改变，那就意味着人生对你而言没有什么用处了。

小时候他们送给我一件毛衣，上面写着一句话，那是传奇人物亚瑟王对圆桌骑士们说的：“我们被迫在世界上到处游走，寻找历险奇遇，因为我们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心里。”那是一个闪念。世界当作英雄壮举来庆祝的历险奇遇，只不过是真正的历险的缩小版：每个人在自己内心完成的历险。
我们这个社会不会再感受到伟大的历险了。我们被拖着拽着，活在毫无生气的今天，这个因为害怕失去所拥有的东西而受到毒害的今天，而那些东西不少都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为低级的情绪而感到荣耀，乃至于一个类似“超脱”的神奇词语就被赋予了负面的含义。情感遭到蔑视。
情绪是猛烈而短暂的，冲击之后就会消退。而情感则是缓慢而深刻的，有时是烦人的。但说到通用的心的语言，不是通过言辞和推理表达的，而是用象征来表达的。那是音乐的语言，是哑剧的语言，是童话的语言。用荣格所说的“神的声音”，就是我们僵直的肌肉的直觉沟通。
声音不断地轻诉着要做的正确的事情。当一个人或一个选择适合我们，或者不适合我们的时候，它就告诉我们。它提醒我们生命是有意义的，即使是我们不喜欢的时候，也总是有意义的。一次启示，道出我们内心的真实声音，尽管贝尔菲戈尔暗示我们，这很有可能不过是一种安慰罢了。
直觉不撒谎，也从来都不会出错。为了能听信于直觉，我们就不能用思想和情绪的噪音去掩盖它。问题在于贝尔菲戈尔害怕直觉，为了不让你感受到直觉，它能设法编造出各种消遣之法，甚至为丧事鼓掌。

我们的大脑什么都知道，但喜欢假装不知道。我的大脑把母亲死亡的真相压抑了四十年，一直假装相信父亲的童话，而他是一个一生中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小说的人，满脑子的现实。
在我们的书店里，有那么多书架的故事书，但没有一个书架上的是叙事的。我就是读着拿破仑的传记长大的。我父亲欣赏法国皇帝，希望我能像他一样，当然不只是秃顶方面相像。
一天，我送他一本《战争与和平》。
我把手伸向前说：“这是一本小说，但说的是拿破仑。”
他为了让我高兴而开始看这本书，但看了百十页就坚持不下去了。
“这里说某天的某个时刻拿破仑在某个营地。不对啊，这可比那里多了30公里呢！”
“爸爸，这是小说啊！”
“什么意思？你的托尔斯泰应该在写这些蠢话之前好好地收集资料。”
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假装跟《战争与和平》和小说过不去，居然发明了一个关于母亲死亡的故事，而那个故事也只有我一个人信以为真。
其他人了解真相后什么都没跟我说：因为当我还小的时候，他们认为不告诉我更为稳妥，而当我长大后，他们想象已经有什么人告诉我了，只是我自己不想跟他们说起此事。
也许只有在都灵这样保守的城市里才能发生此事。在罗马，迟早都会有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对我喊话：“马西莫，醒醒吧！”然后就进入细节的描述。
谁知道呢。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即使没有人说过什么，我内心也一清二楚。是我自己压抑了在低声诉说真相的“神的声音”。

我想知道真相吗？想，但不是在九岁的时候，却一定是在四十九岁之前。
讲述坏事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往长了讲，会让人玩世不恭或者悲观失望，因为传递的是一种世界一成不变的可怕的信念。为此，我宁愿在这种讲述旁伴以对好事的讲述，讲述那些勇敢面对坏事并且战而胜之的人物的故事，因为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相信世界是可以被梦想改变的。
只有那些做好梦的人，才能从中吸取宇宙的能量，也就是爱的能量。可是我们不再做好梦了。我们不再做动词将来时的变位。不过，将来时没有了，第一个死掉的就是现在时。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偶然，唯一还做将来时变位的就是恋爱中的人。你们听过他们说话吗？当你们自己还是恋人时，你们的谈话被人听到过吗？恋人不断做规划，因为他们接触的是爱情的能量。当你成为任何一种激情的俘虏时，你就拥有了那种能量。
于是，我建议药剂师向自己的外孙女说出实情：母亲吞食了一个中毒的梦，因为她脱离了与爱情的接触。这个实情被接受了，而且毫无痛苦地被记住了，她每天都在餐桌前服用有营养的轻淡的梦想。
于是，我向那个有盗窃癖的朋友保证，他不该因为偷了我的滑雪板而有负罪感，他只是一个错误行动的责任人，而且他已经以自己的慷慨友情把这事给扯平了。
于是，我回答了年轻的旅店主：痛苦向他揭示了爱情的力量。他的女孩一直等着他，而且原谅了他，而她不是一个柔弱的人，相反，却是如此强大，乃至不因所爱的男人犹豫不决而丢弃自己的梦想。她知道，“如果一个梦是你的梦，你就是为它而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么你就能一生都把这个梦藏在心底，藏在怀疑主义的乌云背后，但却始终都摆脱不了这个梦。这个梦将不断地向你发出失望的信号，比如厌烦，或者缺乏热情，以此期待你的觉醒。”
这话不是荣格说的，是我自己写的。有人说得比我还要早，说得也更好，那就是威廉·莎士比亚，在那个仲夏夜里。做个好梦！

《梦之后》为罗马国际文学节而作，作者于2012年6月21日晚上在马森奇奥大教堂里朗读，那天是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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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为Che tempo che fa，意大利电视3台非常受欢迎的名人访谈电视节目，内容涉及时事、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娱乐等热门话题。

了不起的杜拉拉

2011-01-19

《杜拉拉升职记》刚刚上市的时候，我正好开始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涯。通过网媒纸媒人媒等各种渠道铺天盖地地传来关于《杜拉拉》的一切，我却两耳不闻职场事，一心只读《盖茨比》。《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它述说了一个叫做盖茨比的年轻人白手起家、终成巨富的故事，也饱含着对这一美国梦的最终破灭的无线哀伤。我随着结尾处那拍岸的海浪，追寻那所谓象征希望的“绿光”一路走来，一不小心，走进了后学生时代，低着头弓着背，踏进了杜拉拉高扬的身姿留下的一串细长的身影里。

《杜拉拉升职记》是我读过的第一本职场小说。据说它是“白领生存手册”，白领的云梯尚且高架在我的头上，让我望尘莫及呢，不过我多多少少还是在书里读到了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杜拉拉和盖茨比一样，也是白手起家，靠个人奋斗，获得了成功。盖茨比的哀伤却并未传染到杜拉拉的身上，她拥有了一个无限光明的结果：事业上的丰收和感情上的和谐。杜拉拉和王伟幸福地牵着小手看日出的时候，可曾想到八十年前大洋彼岸的盖茨比先生，为了一个叫黛西的女孩一手缔造了一切，又因为她失却了一切，以及自己的生命。有了盖茨比阴暗背景的衬托，杜拉拉的故事让人暖意融融。

其实好好一想想，杜拉拉的成功未必可以复制。作者李可尽情地运用她万能的幕后之手，把杜拉拉一笔一划地填入这本职场教科书的每一行每一列中，如何处理与上司和同事的关系，如何处理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如何处理坚持与妥协的关系，如何处理做梦与做事的关系，李可几乎都一点不落地糅进了稀疏情节的每一个节点上。这是一个单线条的发展，我们读到每一个要点都可以点头称是，但要拿来贡献给自己的发展，面对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时还失了神，对待单一化学反应的万验灵丹，于复杂方程式的混音交响中失了奇效。我们拿着这本指南，拼命地翻页搜索用以指北、指东、指西的玉律金科，却发现成功都是别人的，到自己这里多半水土不服了。一千个读过《杜拉拉》的读者里面，又能有多少个最终得以脱颖而出的“杜拉拉2.0”呢？所以说杜拉拉是了不起的，是参考的榜样和学习的楷模，是大方向的一个指引。我们要学到手的，是在职场夹缝中觅得生机的怀柔之道，是面对困难与艰险不言畏退的精气神，是一脸向着阳光的革命乐观主义作风。

盖茨比失了美人，失了江山，更复失了性命，痛矣。他给我们渴望功成名就的年轻人留下的是教训。杜拉拉得了事业，又兼得了爱情，让人好不艳羡，垂涎滴入盘中，映见的是自个儿有待开发的嫩脸儿。她留给我们集腋成裘般的经验。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写到工作笔记的起始页上，在从今往后漫长的打拼生涯中锱铢积累，记录下自己杜拉拉般的碎碎念，汇成一本写给自己的《升职记》，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呷着咖啡，乐呵呵地说给自己听，消磨这时光。

吾荐
2010-09-03

科研不是什麽人都能玩兒的

2011-01-19

且說今年先後讀了兩本被美譽為“西方的《圍城》”的小說：前一本是大名鼎鼎的戴維・洛奇寫於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名鼎鼎的《小世界》，後一本則是手邊這本——把我的孤陋寡聞作為引出下面這句話的前提——不那麼大名鼎鼎的卡爾・傑拉西寫於二十年代末期的不那麼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的囚徒》。俗話說“隔行如隔山”，作為文學界前輩的洛奇自然討喜，傑拉西身為著名科學家，卻不被我輩瞭解。但是“隔行如隔山”的定律也偶有打破的時候，否則我就無從欣賞本書了。《小世界》是人文學科的一次大聚會，而《諾貝爾的囚徒》則基本上被自然科學所壟斷了，不過，對於具備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讀者而言，是不會造成任何閱讀障礙和理解困難的。

譯本的標題絕對算不上翻譯，可以說是赤裸裸的原創，不過，這原創還算合格。原題Cantor's Dilemma，Cantor即是小說主人公Prof. Cantor，他的dilemma可以歸結為一個選擇，“技”還是“德”？扯遠一點，再把這個命題弄得邪乎一點，就是“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單是學術圈子的小命題，而是人生和社會的一個大命題。從另外一個側面再觀摩一下，這也是一個“真”和“美”的問題，尤其在科學這種極度客觀的學科面前，“真”絕對是第一位的，成就了“真”也就成就了“美”，正如濟慈在《希臘古甕頌》所云：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

Cantor獨創了一個前無古人的腫瘤生成理論，急於想用實驗證明。他年輕的博士生Stafford閉門造車，三個月之內完成了導師交給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完美地證明了Cantor的理論。但是，這個完美的實驗卻無法在哈佛的實驗室裏重複，在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諾貝爾的提名對他來說不是褒獎，卻是個煎熬。好事多磨，最後Cantor和Stafford如願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獎，其間的波折不光是實驗室裏的鬥法，更有人心的較量，到了最後，跳出一個dilemma的Cantor被渴望得到諾貝爾的哈佛教授要挾，又陷入了一個新的dilemma...

總體說來，小說裏的人物都被塑造得很正面，即使偶爾人性中黑暗的東西閃現出來，也是一種正常的、不逾矩的“非分之想”、“非分之說”、“非分之舉”。《小世界》裏面照出的教授群像，多半晦明晦暗，陰晴難定，不知道是不是由於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不同？現實中，學文科的總是背負了狡黠的惡名，理工醫科則無一例外地批量塑造著老實人的形象。不過，天天泡實驗室的可能後果是把人逼瘋，盧剛是前車之鑒，後來無數次發生的美國槍擊案也在無數次加以驗證，前幾天重溫了一下朱令的案件，順便查閱了自此以後中國發生的幾起大學鉈投毒案件，平日裏吊兒郎當的文科生不曾染指，倒是老實巴交的理科生屢屢破戒，文科生不懂化學是一個說辭，恐怕更多的是實驗室的隔絕對人性格的養成吧。

Cantor在得知由Stafford閉門完成的實驗不能重複時，沒有想方設法迂迴掩蓋，而是仔細分析原因，重做實驗。畢竟，科學不像文學，科學家眼中允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是每個哈姆雷特都得拿出不一樣的證據來。科學的證據是客觀的，文學的證據是主管的；尋找客觀證據比尋找主觀證據艱苦多了，所以搞文學的人比搞科學的人要懶，此話一點不假，尤其是那些從科學的大廈裏逃出來，躲進文學的小樓成一統的傢伙，更加該打。第二次實驗Cantor親自操刀監督，依舊成功，不料有人匿名透露，Stafford可能在實驗最後階段有不明小動作。Cantor還真是一絲不苟，没有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這實驗成了算了；他也沒有心情推翻重來，畢竟一個實驗做下來要好幾個星期（真累！還是文科輕松），於是開動腦筋設計了另外一個更簡單的實驗，也能殊途同歸地對他自己的腫瘤生成理論加以佐證。美中不足的還是第一個實驗，Cantor不夠嚴謹的地方就在於，在他對第一個實驗尚且心存疑慮的情況下，他當之無愧地領取了當年的諾貝爾獎，企圖用第二個實驗的成功抹掉第一個實驗的記憶。不過，Cantor同眾多參與學術造假的叫獸們比起來，已經高大很多了，雖然他一度跨在學術造假的門檻上，他靠自己挽救了回來。像黃禹錫這樣造了假最終勇敢承認了錯誤的教授，和那些造了假還要千方百計抵賴不認帳的叫獸比起來，又好了很多了。誠實求真，不管用於追求知識還是追求女人，都是最基本的素質，沒有它一切免談。

在作者的虛構中，Cantor是幸運的，他的理論假設最後得到了實驗驗證。要是實驗給他澆了一盆冷水，他的心情該是多麼難熬。書中提到過一個案例，早年曾有人提出腫瘤賴寄生蟲以生成，并因此得到諾貝爾獎，直到幾十年後才被推翻。怪不得說科學無坦途呢，若干年前發現了一個捷徑，若干年後卻可能被宣判為一個絕境。理論是大腦思考出來的，無懈可擊地完美，就像一個人在對未來的伴侶描像的時候，總會賦予他/她最美好的品質。但是，實際生活中遇到的相知，卻往往沒那麼完美，然而在情人眼裡卻可以完全忽略，自有新的一套審美體系誕生。科學亦如此。科學界沒有絕對完美的理論，牛頓的力學伊甸園在給了世人幾百年的快樂之後，還是被愛因斯塔的相對論給打成了“低速下的近似”這個有悖完美主義者接受力的標籤。實驗比女人還要嬌弱，一個閃失就會前功盡棄，一個疏忽就會南轅北轍。實驗結果不是藝術品，不因為作者的主觀意志而轉移，實驗數據常常與理想預期相距甚遠。有些人受不了，他們受了太多理想主義的毒害，眼睛裏容不得沙子。實驗數據不那麼好看的，他們會自作主張給改得好看，數據線條不那麼勻稱的，他們會用藝術家的妙筆繪成美妙曲綫，數據結論不那麼樂觀的，他們會用悅目的詞藻把結果表述得跟教科書一般精確。這樣的人，做不了科學家，做科學家將就實事求是，做科學家是屈才了，做個政治家倒不錯，做政治家不講究實事求是，政治的最高理念是“美”，“美”就是“真”，科學的最高理念是“真”，“真”才是“美”。所以，政治家常常和科學家掐架，現階段社會不和諧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被和諧”，所以，爲什麽總有人說文科生取代理科生成為治國大軍是大勢所趨呢，文科生和政治家理念一致，“美”是最高標準，“美”可以創造“真”，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美學標準，也就有不同的真理標準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科學家聽著可樂了，政治家則是陽奉陰違，七十二變。扯遠了。當年我做實驗的時候，就看不得實驗結果跟預期出入太大，添添改改是常事，我要走了科學這條路，不造假也得出人命，想來退出時最好的出路——這也算是為我的叛逃找到的另外一個崇高的理由吧。搞科學的不能是完美主義者，否則，一天到晚面對一個個歪瓜裂棗的數據，他會活得很糾結，很痛苦。

如果說Cantor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其他人又何嘗不是？對學術生涯的選擇，就是一系列困境的開端，在學術環境優良、學術條件優厚的美國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在中國這個黑漆漆的學術大染缸裏面了。家庭和學術常常不能兼顧，這對於文科生當然不成問題，但實驗室總不能辦到家裡去吧？Stafford和他的女友這樣的高智商博士組合，要不是因為兩人都在高校謀得了出路，最後是很難走到一起的。女友的女導師不過三十多歲，已經為了事業犧牲一輩子的幸福，放棄了要孩子。Cantor要不是偶遇與他志同道合的StaffordF女友的姨媽，恐怕也會繼續孤獨下去，雖然他經歷過一次不短的婚姻。師生戀現象不容迴避，Stafford女友曾經借用了她的老師兼男友的引薦，才跟隨到現在的女導師門下。相對來說，她學文學評論的女室友輕松多了，沒有多出來這些莫須有的煩惱。我是該schadenfreude呢，還是趕早自警？畢竟到了就業市場，理工科童鞋們可就“翻身農奴把歌唱”，輪到我們進退兩難天不應了。

小說中還涉及了很多具體而微的對於理工科童鞋發表論文做學問等的指導意見，連我這個外人看了都很有啓發。有些規則需要遵守，有些教訓需要吸取。還有很多涉及專業的小知識，這裏有兩個淺顯有趣的，忍不住摻和一下：有一種叫蝎蛉的昆蟲，雄性向雌性示愛需要不菲的食物做彩禮，有的雄蝎蛉會巧妙地易裝成雌性，從雄性那裡獲得彩禮後再借花獻佛轉贈給心儀的雌性——真卑鄙！還有一種叫汗蜂的昆蟲，跟男人一樣偏愛處女，他們循味撲向處女雌蜂後會分泌出性抑製劑，形成一個“化學貞操帶”，降低其他雄蜂的性趣，達到獨霸的目的。這樣的雄蝎蛉和這樣的雄汗蜂，在我們的生活中全都找得到原型。

吾薦
200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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