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12年夏天买下《孤独的梦中人》这本书的版权的。有过与《偷影子的人》等后来大红大紫的畅销书失之交臂的惨痛教训，我学乖了，不等竞争对手报价，便快刀斩乱麻地将其据为己有。当时它在意大利已经卖出了40万册，法文版权卖给了罗贝尔·拉丰——《偷影子的人》的原出版方。
翻译《看不见的城市》的张密老师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译者的第一人选。这源自一种情结——我读过的第一本卡尔维诺便是此书，我既为卡翁精妙的文章击节沉醉，也对精湛传神的译文尤为感佩。通过译林社的朋友顺利要到张老师的联系方式以后，我抛出橄榄枝，并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连Plan B都无须准备了。约定一年时间完成翻译，她也答应尽量提前，因为我计划着第二年母亲节前上市，得借着书里母爱的主题好好推推。
正如书中某一章的标题那样，“天有不测风云”，刚刚接下翻译任务的张密老师竟检查出了疾病。我是几个月后才知道的，新年里从她的回信得知此事，随信附有一封长长的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治疗日记》。这样的意外我还是头一回遇到，一时间不知所措。一番权衡之后，我回信表达了请她安心养病，我再另寻译者的意思。我隐约觉得翻译这书本身就有个一种元叙事的味道，书中的马西莫用了四十年的光阴同心中的恶魔“贝尔菲戈尔”作对，才最终完成自我救赎，而张老师还没开始动笔，就要面对病魔的挑战。
张老师终究不是马西莫，她更成熟，更坚强，也更乐观。三月，春光灿烂，大病初愈的她拾起了笔，重新开始迟到的翻译。接下去就是按部就班的了，她在深秋时分准时交稿，我开始编辑。按照更新后的计划，这本书2014年初出版，我有充足的时间细细打磨。
计划赶不上变化，而有些变化还是自找的。那一阵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开始火起来，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开始不知不觉地把这两个原本不搭界的东西联系起来，越想越兴奋，差点彻夜无眠。第二天我就向领导报告，打算将书名改为《妈妈去哪儿了？》，争取11月底推出——留给我的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是的，这在外人看来也许是投机取巧，但为了新书能够好卖，我豁出去了，谁叫我选择了编辑这么一个在理想主义光环笼罩之下的苦逼的行当呢。
冲动是魔鬼，再加上我这如哈姆雷特般犹疑不决的性格，我很快说服了另外一个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做书吧，别去想什么《爸爸去哪儿》了。那是昙花，不是你追求的东西。你是有梦的人，这是你独立策划的第一本书，你不能就这么马马虎虎地让它流于浅薄和平庸。《孤独的梦中人》，当这个书名在若干个备选方案中杀出重围的时候，我恍惚看到了自己。
就在《妈妈去哪儿了？》在我心中盘桓不去的那几天，我完成了初校。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样书（已经是第十二次印刷的版本了）比电子稿（显然是初版）多出一章后记，译者没译，我也疏于检查，未能及时指出。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向张老师坦承这一过失，并期望半个月内能收到译文。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事实又一次把我击懵了——她正忙于处理老父亲的后事，九十高龄的他刚刚离他而去。我一时间愣住没开腔，就像当初得知她生病住院并经历手术的事实一样。我又一次想到了马西莫，这个在九岁的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妈妈不见了的小男孩。
虚构和现实总是并辔而行，它们驮着的这个东西叫作人生。
张老师及时地交了稿。封面也在我的催逼下迅速地完成，赶在2013年底下厂印刷。封面上的那个小男孩，并不像《偷影子的人》封面上的小伙伴一般长相甜美乖巧，而有着一脸的雀斑，让我想起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里的匹诺曹。可不是吗？这个撒谎的孩子，在自我欺骗中踽踽独行。这个马西莫。这个你我他。直到我们从梦中醒来，又开始做另一个梦。
（起先应百道网之邀写了个3500字的《编辑手记》；后来根据另一份报纸的要求，缩减为2500字；眼下这篇1500字的，则是为了另一个征稿，索性做了大幅修改，只保留并增补了有关翻译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