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网络社会：技术，阶层与传播
2016-12-29
存一下本学期专业课的读书笔记，和《网络时代的崛起》合在一起写的……
“未经凝视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技术前所未有发达的世界，如果我们可以暂时跳脱纷繁复杂的日常工作，借助学者的眼睛审视生活，会发现网络用技术的无形力量连接了每个人，它所构造的网络社会是虚拟的，但却比任何关于社会的传说都更加真实。
邱林川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和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是网络社会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接下来将结合这两本书的阅读体验，从技术、阶层与传播的关系角度谈谈它们对我的启发。
一、脉络梳理
《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通过研究网吧、短信、小灵通、山寨机等中低端信息传播工具，关注城中村、厂矿宿舍、工伤医院中的流动打工者、老年人与青少年，以及调查各式各样的新媒体事件，采用阶级分析的视角，探讨我们所生活的“信息时代”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之间的联系，特别是网络技术对正在兴起的新工人阶级的构建作用。本书分为三部分，上编“网络之普及”讨论网吧与手机的技术扩散及其相关文化现象、制度问题和社会影响；中编“信息中下阶层”梳理流动人口、劳工、青少年及老年人如何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利用网络科技；下编“新工人阶级之雏形”在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考察新工人阶级形成的特点，包括网络条件下的文化表达及一些重大新媒体事件。
本书的数据收集开始于2002年，主要运用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焦点组访谈、二手数据分析、新闻资料及历史档案分析等，此外还有对用户创制内容的采集分析、调查组、基层社区社会空间制图和多媒体研究等新方法。
《网络社会的崛起》是卡斯特著作《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第一卷，主要分析了新信息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动力。他认为全球经济目前表现的特征是信息、资本与文化沟通的同时流动与交换，网络反映并创造了不同文化，他描述了创新与应用的全球化过程，并调查文化、制度与网络企业的组织及随之而来的工作与就业的转化，在结论部分检视了媒体文化、都市生活及时空性质变迁的影响。
这本书倾向于采用广为社会科学家认可的资料来源，并谨慎地使用“三角交叉检视法”，利用不同来源的资料汇整出共同的趋势，针对信息时代的经济与社会，提出探索性、跨文化理论之中的某些元素，特别关注的是新社会结构的浮现，以此形成结论。
读过之后发现这两本书的内容在研究视野上相得益彰、相互呼应。在序言中可以了解到，邱林川作品中“网络社会”这一概念正来源于卡斯特，他也从卡斯特的著作中获得诸多启发。但具体而言，卡斯特更注重宏观层面的观察与分析，立足全球视野提出关于网络社会结构的理论，同时他特别注意了中国在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地位及特殊性，在接受《传播与社会学刊》访谈时，他说：“中国正在建构网络社会的另一种模型。”邱林川从阶层差异、阶级再生两个角度为这个模型提供了部分答案，在微观层面对中国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做了深入探讨，把卡斯特的理论带到中国社会现实中予以应用和修正，并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每一时代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都受到时代的影响，在互联网时代，应该如何看待和探索工人阶级形成的特殊路径？
二、网络社会的全球崛起
诞生于1946年的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如果能穿梭时空，那么它一定会为70年后自己后代们的小巧体积和惊人运算能力惊叹不已，事实上，计算机和互联网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发明，而且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形塑过程中，也把新技术的力量渗透在地球上几乎每一个角落。因此，首先让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试图理解这个飞速发展的、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网络社会的内在逻辑。
卡斯特定义网络是“一组组相互连接的节点，节点是曲线与己身相交之处，具体地说，什么是节点可以根据我们所谈的具体网络种类而定。”而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的形式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信息技术无疑是网络社会发展的前提和直接动力，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辨证互动关系：“技术并未决定社会，而是技术具体化了社会；社会也并未决定技术发明，而是社会利用技术。”信息技术革命的变迁核心是信息处理与沟通的技术，人类的心智第一次成为直接生产力，展现出富有弹性的强大创新能力，它产生的技术立即运用在技术本身的发展上，连接了整个世界，但同时有相当部分的人群被这个新技术体系脱落，造成了新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成为网络社会的中心议题之一。
新技术也催生了新经济的诞生，卡斯特认为，就目前而论，新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这是历史上首次整个地球都被资本主义化，或者依赖与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的连接。但这又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它的扩张非常不均等，兼具包容性与排他性，包容的边界依每个社会的制度、政治与政策而定。另一方面，系统化了的金融易变特性带来反复发生的金融危机，对经济与社会具有毁灭性的效果，例如全球化使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每个国家的冲击更为强烈。
信息化全球经济崛起的特征是某种新组织逻辑的发展，通过组织危机及变革与新信息技术两者间的互动，卡斯特称之为“网络企业”的新组织形式已经浮现，它把信息化-全球经济的文化物质化了，借由处理知识而将信号转变为商品。技术创新与扩散并不直接创造或破坏就业机会，但是工作种类的质、量及性质都有变化。劳动从来没有如此接近价值创造的核心，可劳工也因此更容易受到组织的伤害，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虚弱的个人，寄养在一个连网络本身也不知置身何处的弹性网络中。此外，就表面而论，社会过去和现在都趋向于二元化，有相当规模的顶端与底层在职业结构的两极发展，而中间层级缩减了，变化的步调和比例则依国际分工里的位置及政治气候而定，网络社会在某种层面上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文化方面，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介孕育了“真实虚拟的文化”，以多种传播模式之数字化与网络化整合为基础的新沟通系统出现，其特性是一切文化表现的无所不包与全面覆盖。它大幅削减了传统上外在于该系统的发送者的象征权力，带来了地域性的解体，以及文化、历史、地理意义的脱离，导致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而“流动空间与无时间之时间乃是新文化的物质基础”，当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可以在同一信息里被预先设定而彼此互动时，时间也就在这个新沟通系统里被消除了。正是在信息传播技术对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中，网络才开始第一次超越国家主义和市场，成为最根本的社会组织形态，选择性地吸纳或排斥各种社会组织因素成为其根本运行逻辑。
但这里也存在着全球联系但地方分隔的悖论，不同国家和地区不能一概而论，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网络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讨论了中国网络社会的文化、社会与体制的特殊性，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贴近国情的鲜活案例，作者特别关注了中低端通信技术对新工人阶层的影响。
三、网络社会与中国新工人阶层
邱林川引用《战争与和平》中的名言作为把观察目光投向中国新工人阶层的理由之一：“不懂机器构造的人，无法想象机器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那个无声转动的小小的连接齿轮。”这表明了工人阶层在网络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21世纪初全球制造业的主要动力，当它与全球经济网络相互连接，被组织进信息化发展模式里，基于不同的信息获取和控制能力的阶级分化也由此诞生。我国的网络化、工业化和经济体制改革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扩散都有深刻影响，当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过去相对封闭、稳定的信息环境，中下阶层（信息中下层泛指在信息社会分层结构中介于信息拥有者和信息缺乏者之间的人，包括流动者和流动性较低的老年人和青少年）的生存性传播需求便愈发强烈。
作者特别强调了新工人阶级的几个特征：新制度下在就业、社会组织、文化表达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态势；对立面直接面向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全球新自由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极”；作为新的阶级的形成过程，还包括与网络相关的“非物质劳工”。相对于卡斯特提出的“自我程控劳工”和“原始劳工”的两极化划分法，作者根据自己的观察进行修正，增加了位于中间的“程控劳工”，如质量检测、短信写手、网游代练等“灰领”职业。他认为网络劳工可能与网络企业、网络国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尽管在生产过程中代表着劳动者异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但也可能成为新工人阶级形成的急先锋和对抗霸权的领导力量，比如2004年友利电罢工中，工人们利用博客播报进展，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跨域网络本身并不消除社会不平等和文化偏见，有的流动者群体可能继续被边缘化，情况反而比主流大众传媒存在的问题更严重，例如作者在讨论城市里的阶级空间问题时，发现拥有手机虽然令工人们得以赋权，但老板也可能编织“无线缰绳”。再如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中村中被具体化为“外地人”租客与“常住人口”之间的区隔，在“打金工作坊”则被构建为再现传统权力的等级制与劳工控制体系，当传统社会矛盾借助科技表现，还可能让信息中下阶层和新工人群体付出生命代价，导致同归于尽或集体行动的新媒体事件的爆发。归根结底，这些新媒体事件暴露出的还是早已存在的社会深层次矛盾，如贫富差距、权力失衡、边缘群体长期得不到社会支持、信息中下阶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缺位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网络让中下层更容易发声，而问题得到解决也有利于社会固有矛盾的缓和。
总的来看，在我国，以网吧和廉价手机服务为代表的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已经深入信息中下阶层，成为劳动大众基本生存状态的必要组成部分，为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崛起打下深厚基础，这在制度层面和基层实践层面均已有所表现，但目前依然处于自下而上的草创阶段。
四、网络社会的未来想象
卡斯特在为《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所作的序言中说，这项研究所开辟的新路径将“动摇我们对无数不公正现象和人类痛苦的超然态度，这些不公和痛苦正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过程造成的，它们带来新时代苦难与进步的戏剧冲突，也许会使人类过往的工业化史诗变得一文不值。”
这引发人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中国语境中，如何让技术为中下阶层赋权，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网络社会？从作者的研究来看，发展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打造作为福利的信息服务业和营造中下阶层网络公共空间或许是其中的可行路径。
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对中下阶层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如小灵通等通讯工具尽管并非高科技，却因大受普通民众欢迎而增幅惊人，不但带来商业成功，还催生出扩展了的网络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精英的垄断局面，包括中下阶层的老年人和孩子们，他们和流动者一样也是新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的传播需求。然而，从长远来看，中低端市场总被当作跳板，非公司长远利益所在，商业运作也容易屈服于传统社会权力系统，成为精英阶层操控中下阶层的工具。公共政策能否加强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的社会服务功能？让物理流动性较低、已经开始采用互联网和手机的老年人和青少年群体，也能通过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满足日常生活的信息需求呢？
对此，作者想象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服务业”，根本性质是公共福利，首要任务是提供社会服务，目标是满足中下阶层老少的传播需求，希望重视信息传播技术的社会福利功能，建立更加包容和谐的网络社会，服务更脆弱的群体，让他们成为网络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石。
而在对网吧的研究中，最初的“网络咖啡屋”代表着现代化的启蒙、社会进步及高品位的新文化浪潮，而后来的网吧象征着价格便宜、可供多人同时使用的中下阶层信息服务设施。但印象中的网吧总是市场问题频出，媒体污名化现象严重，而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网吧往往有多方政治经济因素的考量，不是一句“保护青少年”所能概括的，结果如今的网吧只保留了娱乐功能，甚至在一次次的“打不死”中与监管部门形成了利益共生链条。
网吧本可以有多种发展形态，部门利益不能凌驾于公共利益至上，更不应该与商业利益勾结，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会导致公共空间被蚕食，草根层面的市场需求被忽略，而它们本可以成为下层人民参与民主政治或学习先进知识的良好渠道，保证中下层网络公共空间的共享性、开放性及可持续发展是政府的责任所在。
不过这些提案实现的可能性究竟如何呢？作者描绘了一幅很美的蓝图，但对网络社会的未来想象恐怕只有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在现实利益与民众意愿的一次次博弈中才能实现吧。
网络社会的研究范畴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绝非以上内容所能全部概括的，这也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值得为之深入思考。读罢后撇去庞杂的理论，这两本书让我产生的最深刻感受大概是以下几点——
科技是人类发展的伟大动力，如今它把我们推到了网络社会这一历史阶段，如何处理好与技术的关系始终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命题，因为科技从来都是把双刃剑。网络社会比之前任何社会都显得更复杂，它既有无比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把世界缩得近在咫尺，又加剧了人的异化和人际关系的疏离，新的时空秩序在瓦解的传统废墟上得以建立。网络社会存在着悖论，不仅不同国家、地区存在着巨大差异，对中下阶层来说，网络媒介或许能够成为表达生存诉求、寻求发展进步的窗口，但另一方面，来自国家强权、商业利益或精英阶层的控制，使得对弱势群体倾斜的可行性较小，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复杂期，不平等可能长期存在。
互联网连接了我们的社会，任何人都逃不出这张大网，如何借助先进的网络媒介把我们带往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世界？这是机遇，更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