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教师》是著名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代表作之一,它大致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埃里卡是一名年界四十的钢琴教师,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一直受到母亲的控制。她的穿着打扮,一言一行都受到母亲严厉的监控。虽然拥有着音乐的才华,但在一次重要演出上的演奏失败截断了她成为音乐家的道路,而是成为了一名钢琴教师。由于母亲长期严苛而病态的教育方式,使埃利卡的人格和精神逐渐发生了扭曲——在外人面前,她是一位冷峻高傲的女性,过着修女般的禁欲生活,音乐是她的全部;而在埃利卡的内心,却无时不刻饱受着情欲的煎熬,她尽管将近40岁了可是毫无私人空间,连睡觉都是和母亲在一张床上,即便如此她仍然变着法子逃开母亲的监控,通过偷窥情侣亲热,观看色情电影,甚至自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对如共生体般的母女的平静生活有一天被一个叫克雷默尔的男子打破了。克雷默尔是埃利卡的学生,长的相当英俊,他很欣赏埃利卡在音乐上的才华,并坚信能用自己的火热来融化他冰山一般的女教师。在克雷默尔的火热攻势下,埃利卡渐渐露出了她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试图颠覆传统的两性规则,要像母亲控制她一样全权控制克雷默尔——这一切的一切,使克雷默尔备觉侮辱,为了挽回男性的尊严,他最终强暴了埃利卡,并全身而退。埃利卡在经历了这次失败而残酷的爱情之后,也认清了现实,重新缩回她自我封闭的壳中。
《钢琴教师》这部作品中掺杂着大量暴力的,残忍的性爱描写将人与人之间异化扭曲的心理,其中包括男女两性关系,母女关系等赤裸裸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关系无例外地都以同一主题而存在——那就是爱。情节就伴随着《钢琴教师》中的主人公,母亲、埃里卡、克雷默尔而进行,在爱的名义下展现出各自扭曲的心理,爱也因此变得不再纯粹而变态。耶利内克将这种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美国退休哲学教授鲍勃·科贝特所说:“没人能像她那样将人类的爱表现得如此无望、如此令人作呕。”
一、母亲——缺失母爱的控制者
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常常被认为是慈爱、温柔、坚韧、贤惠的,而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小说《钢琴教师》中的母亲却抛弃这一形象,被描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人物。
在埃里卡与母亲的关系中,母亲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这是一个典型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母亲是控制者,埃里卡是被控制者。书中这样描述母亲:“母亲被一致公认为是在国家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人物。”她十分武断地为女儿选择了一种人生:一心一意献身于音乐,不许穿花哨好看的衣服,不许一个人外出,不许与异性恋爱。“每当有人在外面遇到埃里卡时,她总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埃利卡回家稍晚一点就要遭到盘问甚至辱骂,甚至年近40了还只能跟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是她,造就了今天的钢琴女教师——埃里卡,同时也是她,毁掉了埃里卡的幸福。
这位举足轻重的母亲正在丧失一个作为她身份的重要功能——那就是母爱。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了母爱的本质:“但是孩子必须长大,必须脱离母体和母亲的乳房,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生命。母爱的真正本质在于关心孩子的成长,这也就意味着也关心母亲和孩子的分离。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母爱和性爱的根本区别。在性爱中两个迄今为止分开的人结合在一起,而在母爱中过去是一体的两个人分开了。母爱不仅应该允许这一分离,而且还应该希望并促进这一分离。只有在这个阶段,母爱才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时就要求母亲无私并能贡献出一切,除了被爱者的幸福一无所求,但恰恰在这点上许多母亲都失败了。自恋的、专制的和贪婪的妇女在孩子尚小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和疼爱孩子的母亲。但是当孩子处于同母亲分离的阶段时,只有那些真正有能力爱的妇女,那些觉得给比得更幸福的妇女,那些生命之根底很扎实的妇女才会继续是一个疼爱的母亲。”显然,埃里卡的母亲并不是一个“有能力爱的妇女”,她没能实现母亲与孩子的分离过程,她常常是以爱的名义,始终把埃里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为这种控制,埃里卡始终在一个看似安全实则封闭且密不透风的生存环境下被隔绝地孤独地生活着,渐渐培育出了扭曲变态的心理,这与母亲具有强烈破坏性的占有欲望是密不可分的。
解释这样的占有欲望和专制行为的答案可能是“嫉妒”。埃里卡年龄越大,母亲也就越不安。她日渐衰老,但埃里卡年轻的身体却愈渐成熟。女儿有很多机会成为真正的女人而这种机会对年老色衰的母亲而言却只意味着过往的记忆。正是基于这种嫉妒,母亲总是让埃里卡一直呆在家里,监视她,专横地对待她,压抑她作为女人的天性。当然,母亲的嫉妒和自私更不会允许埃里卡享有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她讨厌妄图帮助女儿反抗家庭压迫和影响她感情的男性,她对他们吹毛求疵,借口他们会让埃里卡做出错误决定,并对她有所伤害而不允许她和异性随便接触,甚至于在她外出回来后要脱下衣服进行检查,有无男性动过的痕迹。
虽然母亲成功取得了权力,但是母亲的精神世界是病态的、残破的、匮乏的,虽然她也爱着女儿,但她的爱过于沉重和极端,没有给女儿足够的空间,并超出了她的接受能力。母女俩爱着对方,却也彼此伤害,然后和解,再互相伤害,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二、埃里卡——爱的牺牲品
《钢琴教师》中,最悲惨的人物莫过于主人公埃里卡。从头到尾我们和埃丽卡一样感受着来自母亲的压抑与控制,这种力量成为无形的牢笼,埃里卡无处逃避。正是这个这座牢笼酿成了她扭曲的性格。从小在公交车上就故意引起骚乱,然后用一副无辜的表情站在一边,看人们互相猜忌和指责。她也偷东西,然后丢掉,不是因为自己需要,而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要毁掉,那么别人也无法得到。她在成年后经常去影院观看黄色电影,偷窥别人在车里交欢,然后满意地离开。此外,她还在年轻女大学生的大衣里放置玻璃碎片,导致女孩的手被割伤并且再也无法弹琴。她用刀割自己的身体,在疼痛中享受变态的快感。在克雷默尔追求自己时,写信给他让他殴打她,羞辱她,虐待她。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病态。在这病态的呈现中存在着埃里卡深深的孤独感和隔绝感。埃里卡就像一根漂浮着的羽毛,心灵居无定所。在书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有些人努力使别人注意自己,埃里卡不。一些人打招呼,埃里卡不。有这样的人,那样的人,一些人情绪好,蹦蹦跳跳,用假嗓子唱歌,叫喊,埃里卡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埃里卡不知道。”
是的,埃里卡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当爱来临时,她才会表现得那么无措甚至反常。
她给克雷默尔的那封信,里面详细说明了变态的做爱细则,这不能不让克雷默尔大吃一惊。她要享受的是克雷默尔给她的受虐的性爱。在与克雷默尔性爱时她也是想采取的受控方式,但埃里卡并不完全受虐,她还试图控制克雷默尔,成为两人性爱过程的主导者和控制者。但不管施虐受虐,她都想摆脱孤单和无助以及长久的性苦闷。埃里卡这种施虐受虐的行为说明了她长久以来心灵的缺憾和对真正爱的渴求。
这一切还是要归因于母亲的强权压制,其实埃里卡意图反抗过,当克雷默尔出现之后,埃里卡企图用克雷默尔来反抗母亲长久以来对她的压制,就像她信中所说:“把我和我母亲从外边一起关进去!我今天已经在等待着,你必须赶快走开,把我捆起来,就像我非常希望的那样,用绳子绑上,和我母亲一道放在我的屋门背后够不到的地方,而且一直到第二天。别担心我母亲,因为母亲是我的事。”然而结果却是,她从一种权力的弱势地位转移到了另一个权力的弱势地位。
在小说的结尾埃里卡带上刀子,准备找克雷默尔复仇。但是,当埃里卡见看到克雷默尔之后,看到那个已经回到原来生活中的快乐、阳光、仿佛从来没有闯入她的生活的克雷默尔时,她却将刀子插进自己肩膀。那一刻,她彻底输掉了自己与克雷默尔之间的战争。埃利卡冥冥中意识到,她面对的是一个强权的世界,有着不可动摇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下,唯有安分地成为猎物,否则无论怎样努力,最终受到伤害的只有她自己。
三、克雷默尔——占有者
克雷默尔的心理动因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很大变化的过程。一开始,这个喜爱音乐的工科学生,暗恋上他的钢琴教师,由爱慕而生欲念,随后发起凌厉的攻势。克雷默尔自然的情欲表现得十分鲜明。他想占有埃里卡。文中这样写道:“瓦尔特·克雷默尔无法隐瞒想占有自己的女教师的念头。他始终不渝地想征服她。克雷默尔觉得这个爱情总是应该不付报酬的。他一边想着,一边不寻常地践踏着两块瓷砖地。他立即像阿尔贝格特别快车从同名的隧道中呼啸而出一样,从盥洗室跑进一个理智占据统治地位的冰冻寒冷的地方。这个地方之所以寒冷,也是因为埃里卡·科胡特没有在那里点燃蜡烛。”然而,让瓦尔特·克雷默尔始料未及的障碍接二连三地出现:她母亲蛮横的干涉;而埃里卡由于长年的心理扭曲、缺乏性经验而在他面前反复无常:她既渴望爱,又竭力躲闪、回避。受挫使克雷默尔的自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无法占有埃里卡及其后的阳萎让他陷于屈辱,他对她的感情一点点退潮,余下的只是男性固执的占有欲:“他,克雷默尔不太想占有埃里卡,不想把这个用颜色和材料编排组合、精心打扮的这包骨骼和皮肉最终打开……因为他希望这个女人把保留下来的最后原始性从包裹中倒出来,他要占有一切!然而他并不真正希望得到他。” 而后来埃里卡在信中表露的受虐倾向根本无法得到克雷默尔的理解,最后他以施暴的方式占有了她。
克雷默尔施暴的动因便是——“他要占有一切”。爱情显然已幻化成为另一种东西,不是自然的情欲,而是一种凭借意志控制的冲力,一种复仇的欲念,一种扭曲的心理,他们驱使着克雷默尔闯到埃里卡的家中,不顾一切地,如同一个陌生人般地强奸了她。在这样一个夜里,克雷默尔按照埃里卡信中的指示,把难以满足的性欲发泄了出来,撞击了这个残缺不全的家庭,埃里卡的母亲被扔进房间,无助地听着女儿被殴打强奸的呻吟,心灵和肉体都遭受着双重的打击。男性的暴力终于主导了这场残忍的悲剧,在真正的受虐到来时,躺在地上的埃里卡丝毫感受不到一点快感,她希望停止,但克雷默尔无动于衷,将一直以来压抑的欲望强硬地宣泄出来,肆虐了她孱弱的心灵和肉体。“本来应该给男女双方带来愉悦的性爱变成了了征服与被征服,施虐与受虐的仪式。”这是一场猎手与猎物之间的权力角逐。在王宏图《猎手与猎物间的权力游戏——耶利内克<钢琴教师>及其他》一文中写道:“作为个体的人,克雷默尔并不是妖魔,但一旦置身于男性文化的逻辑之中,他便成了一个无情的猎手,对他曾爱恋过的埃里卡施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由于埃里卡有着受虐的倾向,因而克雷默尔在施暴时声称他是按照对方的意愿行事的。正是在这儿,这幕性祭礼中最残酷的元素豁露了出来:追猎者最终似乎是按照猎物的意愿设计了它的路线图,这也成了这幕权力游戏中最幽暗的部分。”
然而在这幽暗部分之后,克雷默尔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快乐又阳光,文末这样写道:“埃里卡·科胡特在一群人中发现了瓦尔特·克雷默尔。那些人是不同年级、思想相同的大学生,正在大声说笑,但不是因为埃里卡。他们根本没发觉她。这清楚地说明,克雷默尔今天没旷课。他这一夜想必没比其他夜休息更长时间。埃里卡数了数,三个男青年,一个姑娘。好像也是学工科的,就此构成一个技术新事物。瓦尔特·克雷默尔快活地搂着姑娘的肩膀。姑娘大笑着,把她长着金色头发的脑袋稍稍贴近克雷默尔的脖子,克雷默尔也长着金色头发。姑娘笑得站不住,仿佛要用形体语言说话。姑娘不得不靠克雷默尔撑着。其他人都附和她。瓦尔特·克雷默尔也大声笑,摇晃脑袋。太阳光拥抱着他,光线在他身边闪耀。克雷默尔接着大笑,其他人也放开嗓子笑着。”这仿佛是对悲惨的埃里卡最后的也是最残忍的嘲笑。
总体而言,不论是母亲,埃里卡还是克雷默尔,他们身上都有着整个人类共有的罪的影子,自私、冷漠、嫉妒、背叛、欲望、控制等等在《钢琴教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欲望的道路上,在诸种以爱为名的扭曲的心理中,如果不能认清自己的罪恶,只会越走越远,就像最后埃里卡的那把尖刀,直直地刺向自己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