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现代性
2011-07-07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的主要贡献,是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现代性乃至中国革命的现代性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关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我们现有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特别是海外的研究成果更多,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的政治》是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也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把它和颜海平的这本书对照起来阅读,非常有意思。周蕾在书中引用了约翰内斯•费边的《时间与他者——人类学如何制造它的客体》这部名著中的观点,大意是说,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典型的认识模式,是将非西方世界放置到时间上的过去,非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处于时间序列的不同位置上,前者是原始的,传统的,后者是发达的,现代的。这种认识模式已经内化到非西方民族的自我认识中,我们对这样一种基于“传统/现代”的进化论模式再熟悉不过了。费边接着指出,“传统和现代性并不‘对立’,它们也不互相冲突,这些都是一些糟糕的比喻。事实上,相互冲突、对立和斗争的不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而是处于同一时间的相互面对的不同社会”(英文版31-32),换言之,只有出于同一时间的不同文化和社会,才会形成真正的对抗关系。周蕾从这里发展出她的基本主题,即现代中国和西方处于一种同时性 (coevalness)的关系中,现代中国已然打上西方的印记,因而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只能是一种西方化(Westernized)的主体性。周蕾的论述有她特殊的语境,主要是针对那些保守的海外汉学家,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中国文化自身的本真性。但是,尽管周蕾强调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同时性”不失为有力的洞见,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她却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论述。在她那里,中国与西方之间更像是一种“协商”(negotiation)的关系。一方面是可能避免本质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则是受制于纯粹的文本分析的方法,周蕾著作背后并没有一个现代中国历史脉络的背景,而只是在片断化的文本和理论的缝隙中穿行。
比较而言,颜海平的这本书正是在周蕾著作缺失的地方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虽然这本书并不是正面讨论现代性问题。在周蕾的书中,“妇女”主要是作为一种文本中的症候,作为理论思考的焦点而出现的,但是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女性、女性作家是历史中的血肉之躯,是活跃的、行动着的主体,而她们与西方“生物种性政治”之间的对抗、斗争,也被拉到了前台,无比真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说我们只能在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同时性”的对抗关系中来理解中国现代性的话,那么在这种对抗中形成的中国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呢?颜海平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者用她的话来说,一个“合理可辨”(intelligible)的理性论述,能够感受到的只是一种“看不见的”、“非真”的“尚未命名的能量”。从否定的意义上说,可以说这种现代性是对西方“生物种性政治”(bio-ethnic politics)的否定,对内在于这种政治之中的等级制的拒绝。在正面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到,这样一种现代性诉诸于一种情感性的平等主义,强调情感的交流、共生、汇聚及其社会动员力量,强调情感和生命“无中生有”式的想象、书写和创造。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很难被化约为一套理性话语,而是在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中获得了有力的表达。所以,作者也更多地使用文学性的语汇,如“蕴律”“共生”“星座”“家人情谊”“家园”“想象”,来呈现这种现代性的不同面向。这种文学式或者说文学化的现代性,并不指向任何既定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蓝图,而是处在不断批判、创造和再生的过程中,如同生命之流一般奔腾不息。如果一定要给这样一种现代性命名,只有一个词最为恰当,那就是革命。
当我们谈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对抗及由此生成的现代性时,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竹内好在《何为现代》中提出的“抵抗”与“回心”的著名范式,在竹内好看来,东洋的近代是西方强制的结果。然而在东洋内部,日本的现代是全盘承受,中国的现代却伴随着持续的抵抗。究竟在这种持续的抵抗中生成的中国的现代究竟为何,竹内好承认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他只是在鲁迅的文学中清晰地感受了这样一种不同的现代。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中国的这种现代性和革命联系了起来。在比较明治维新和辛亥革命的时候,竹内好指出,“辛亥改革是在革命的方向上发展的革命,是从内部不断涌现出否定性的力量之革命。……即生产性的革命,也因此是真正的革命”(《近代的超克》,214页)。这也正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面向。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颜海平的这部著作,会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及其现代性,并从中获得一种“温故知新”式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这本书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