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记名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所著《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开篇第一句便说——
“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根本写不了,因为我们对它知道得太多了。”
——这句话,若是用来形容另一段更为古老的时代、另一些更为传奇的人物,大概也是合适的。那个时代就是罗马共和国末期,那些人物就是凯撒、安东尼、屋大维,以及本书的传主——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
关于埃及女王(俗称艳后)克娄巴特拉,国内译介的的各种传记或传记式文学可谓多矣,比如埃米尔·路德维希的《情人、母亲、战士和女王:克娄巴特拉的故事》,近年来的各种良莠译本已经出到泛滥的程度,此外如英国人沙拉·菲尔丁、德国人曼弗雷德,以及伊迪斯•弗拉马里翁、雅各布·阿博特,还有美国人斯泰茜·希夫等等。
其中比较有史学价值和新见解的要数希夫所著《埃及艳后:传奇一生》(其实原书名:Cleopatra,只此一词,而作者恰有消解传奇之意,中文版副标题实属蛇足)。只是希夫特别强调传主的政治能力和历史作为,处处为其辩解,似乎受女性主义的影响有些过度了。但毕竟是获得过普利策奖的作品,总的来说,文笔见识都不弱。
相比之下,杜安•W•罗莱(Doane W Roller)这本《埃及艳后传》仍有其独特的价值。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
“作为众多后古典(译为”后世“似乎更合适)流行文化的主体,同时也是文学、艺术和音乐中的主要角色,克娄巴特拉本人却并不为人所知,甚至常常被人误解。”
——作者并非只想讲述一个传奇故事,描绘一个符号化的妖艳美人,并非像路德维希那样偏于浪漫化和传奇式,而是直面了利顿•斯特拉奇所说的困境:各种纷繁的传说和记述,淹没了有限的事实,让我们难以取舍剪裁。因而,作者本人的识断就尤为重要了。而首先要选定一个切入的角度,于是本书第一章就从传主的家族史讲起。
托勒密王族并非埃及土著,他们的开国君王托勒密一世实为希腊马其顿人,原本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战友,在大帝突然去世后的那段动荡岁月中,和另外两位战友瓜分了帝国,占有了埃及。他们将马其顿的统治方式与埃及本土的神权政治相融合,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混合式政体,而克娄巴特拉七世的行为与作风,正可以视为其流风余韵。
比如克娄巴特拉曾与其亲弟结婚,一同作为埃及的共主,这种乱轮式的血亲通婚正是托勒密王朝的传统。再如,女性作为埃及的统治者,可以追溯到本朝托勒密一世的女儿阿尔西诺伊二世(约前316-前270,亦是血亲婚姻的开创者),甚至追溯至前朝,如公元前十五世纪的哈特谢普苏特,以及公元前五世纪统治哈利卡纳苏斯的女王的影响。
然而,两千余年来的各种戏剧、小说中,往往过于强调克娄巴特拉的独特,似乎她是空旷大地上独自长出的一朵奇花。而作者通过追溯这些先驱,不断地消解着那些不切实际的传奇。埃及的历史、家族的传统,以及幼年时旅居罗马所受的影响,才是养成克娄巴特拉的土壤。
因为国内统治不稳,克娄巴特拉幼年曾随父亲托勒密十二世流亡罗马,使她“早早地就接触了这个对她未来生涯产生影响的复杂多变的环境”。在作者笔下,克娄巴特拉并非“东方主义”视野之下,一个安居于蛮荒之地,等待被西方男人征服的女人(从血统上讲,她其实比罗马人更“西方”)。它自小就见识了罗马的文化与政治,见惯了自己家族与周边王国内的权力争斗,出身有了,眼力到了,野心也够了,女王就这样养成了。
可是,一切的光荣背后总是藏着危机。早在克娄巴特拉出生之前,埃及托勒密王朝已风雨飘摇,崛起的罗马不断蚕食着周边邦国的领土,“自公元前2世纪起,所有国家都视罗马为地中海的新兴势力。国王们把子女送到罗马接受教育,在困难时期把罗马当作避难所,甚至将国家赠予罗马以说服家人不要徒劳篡位。”
以上这段已经道出了克娄巴特拉最大的困境:一个与虎为临的国度的女王。她与罗马统治者的关系,是决定本国命运与自身命数的最大关键。因而,无论是其父与庞培的交情,还是她与凯撒、安东尼的纠葛,与其说是出于个人习性,不如说是出于无奈。正如书中所提到的,同凯撒交好的不只有她,还有其他周边小国的女性王者。传奇的背后,就是那么庸常。
罗马的征服,其实是一段以几百年为期的长线历史。事已至此,靠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几乎不可能扭转。而克娄巴特拉与命运搏斗一生,最终还是用一条毒蛇结束了生命。
然而这条毒蛇也是有来头的,据作者考证,是源于托勒密王朝早期的一位历史人物德米特里苏斯,他因参与权争失败而在家中自尽,用的也是毒蛇。
所谓“太阳之下本无新事”,传奇结束了,我们可以开始讲讲历史……
P.S.最后,感谢百味书屋赠书,原作者罗莱笔下文字清通可读,第一二两章及正文后的附录尤见功力,尽管多有翻译与排版的错漏,也难掩原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