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答应翻译《三个折不断的女人》之前，经过了时间不算太短的犹豫。说不清楚原因。或许是里面充满了动辄十几行甚至二十几行的长句，又或许是那个里面的挣扎，虽然未必是自己的挣扎，却是经常看见的，周围的挣扎；再或是，毕竟，“种族”这样的问题离自己太远，同时也离中国的读者太远。
最终答应下来的决定是在突然之间做出的，编辑媛媛打电话来的前一刻，目光恰好落在书里的那一行字上：她已经三十八岁了。然后我就说，OK。三十八岁了，算一算，可能书译出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成为我在三十八岁时的——礼物？不，我可能不会喜欢这样的礼物。只是，这种相逢听上去有点宿命的味道。当生命中充满了烦琐的重复，年龄也到了不再热切盼望奇迹出现的时刻，就会选择小小的宿命，给自己制造一点不会太构成伤害的意外。
小说里有三个故事。彼此独立，只有一丝微弱的联系将女主人公——三个折不断的女人——串在一起。第三个故事中的嘉蒂曾在第一个故事中的诺拉父亲家做过女仆，而第二个故事中的芳达又是嘉蒂的远房表亲。仅此而已，可以忽略不计。三个故事中的女人除了有相同的族裔之外,身份和命运不尽相同，只是都是悲剧。
悲剧。诺拉的故事是父亲和女儿之间的悲剧；芳达的故事是妻子和丈夫之间的悲剧；嘉蒂的故事是寡妇和另一个在偷渡途中碰到的，与她毫无关系的男人之间的悲剧。而从身份上来说，诺拉是混血儿，黑人的父亲将母女三个人“遗弃”在了法国，偷偷带着儿子回到塞内加尔并且发迹；芳达则是嫁给了一个白人，得到了那个男人几乎纠缠、却始终无法释怀的爱；嘉蒂的所有故事则都是在塞内加尔发生，她被婆家打发去寻找据说在法国“过得不错”的表姐芳达，却在还没有抵达法国时就已经受尽污辱、命丧黄泉。
小说——就像多半不会喜欢它的男人喜欢总结的那样——围绕种族和女性的问题展开。的确，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在黑人与白人的冲突背景下。诺拉、芳达和嘉蒂这三个女人为我们大致勾勒了非洲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境况。世界在表面上的进步也许并没有改变在男女与种族之间等级差异的实质：不管她们是否受到过教育，不管她们是否已经离开自己贫穷的出生地，是否已经从表面上融入白人的生活，她们一样深陷悲剧，无法改变。
我挺喜欢小说一开始，那个带有一点隐喻和象征意味的场面：诺拉听从父亲——而且是一向无视她存在的父亲——的要求，凭借模糊的记忆找到父亲的家门，那个男人似乎在等她：
那个迎接她的人，那个仿佛是突然出现在水泥大房子门口的人，他浸润在突然间变得如此强烈的光线中，仿佛是浸润在明亮光线中的身体本身产生、散发出的光晕，这个站在那里的男人，矮小、滞重，仿佛一只霓虹灯泡般散发出白色的耀眼光芒的男人，这个站在大得过分的屋子门口的男人，诺拉很快就感觉到，在这个男人的身上，昔日的傲慢，高大、似乎根本不可能消失的，永恒到神秘的青春已经荡然无存。
我相信这个开头，作者写得很“用力”，以至于我译得也相当“吃力”。仅仅一句话，已经穿越了从法国到塞内加尔的距离，从突然出现的“那个男人”到记忆里满怀怨恨的“这个男人”，我们也和诺拉一样，“感觉”到了这个已经衰老，充满不再能够控制世界的无力和无奈的父权社会和殖民社会。但是这个父权和殖民社会仍然“散发出白色的耀眼光芒”，仍然“傲慢、高大”，仍然在对弱势性别和弱势民族施加压力。事实上，第一个故事里的战争并不必然发生在父亲和女儿之间。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经验里，或许作为一个女性，都能够了解到诺拉对男性的这种质疑、不甘和疼痛。这不是作为个体的经验，而是作为有时已经隐藏得很好的社会在潜意识里的质疑、不甘和疼痛。逢到一个事件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来折磨你。
然而坚强是一种态度，而不是行为。它是在清醒地意识到一切之后，即使能力有限，仍然能够直面的勇气。最洪亮的声音，恰恰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嘉蒂发出的。早在第一个故事里，诺拉问起女仆的名字时，嘉蒂就“沉默了一会儿（就好像是[...]想要赋予自己的回答某种重要性一般），宣布道：嘉蒂•丹巴，她坚定的语气和直视诺拉的眼神中自有一种平静的骄傲”。在第三个故事里，嘉蒂对这个充满邪恶与不公正的社会唯一的回答就是：我是嘉蒂•丹巴，语气中的骄傲从来没有消失过。
让人略感惊讶的是，三个故事中都没有爱情——显然，玛丽•恩迪亚耶不像大多数女性作家，相信爱情可以是一种救赎，并且在类似的从希望到失望中纠结。而让人更为惊讶的是，尽管不是用控诉的方式，三个故事中的男性在玛丽•恩迪亚耶的笔下却充满了自私、懦弱与无力，会让人觉得，即便是这样的个体所构筑的父权社会竟然还会继续对女性的生存施加压力。诺拉的父亲老了，芳达的丈夫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那个开始在偷渡途中试图保护嘉蒂，到头来却偷了她的卖身钱成功偷渡的小伙子根本承担不起任何责任。
在这一点上，玛丽•恩迪亚耶要高于西蒙娜•波伏瓦，因为她可以让这样沉重的主题和不乏动荡的情节蛰伏在行云流水的文字里。即便抛开女性与种族的主题，从情节上来说，三个故事所涉及的问题如果转化为社会新闻，能够让人喘不上气来：谋杀、顶罪、探监、守寡、偷渡、卖身。但是玛丽•恩迪亚耶描述的态度亦如她笔下的嘉蒂，即便在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也可以带着一种平静的骄傲说：“我是嘉蒂•丹巴”。
玛丽•恩迪亚耶早就不再是文坛新手。据说在她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子夜出版社的热罗姆•兰东就手执出版合同，在她就读的中学门口等她下课，唯恐她的处女作《至于远大前程》给别家抢了去。2009年的龚古尔奖更是让她打破了费米娜奖作者无法拿到龚古尔奖的魔咒。所以，主题和情节在某种程度上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她同时驾驭两个如此沉重的主题的能力，作为小说家在结构和语言上的能力。
抛开对小小的宿命的喜好，或许这才是《三个折不断的女人》对作为译者的我的召唤。法国的文学评论界非常抽象地评价玛丽•恩迪亚耶“完美地实现了普鲁斯特和福克纳的结合”。绵长、从句套从句的笔法是一方面，情节的设计是另一方面：三个故事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奏”，而且在叙事节奏和叙事角度上有很漂亮的变化。从叙事角度上说，第一个故事是女主人公诺拉受限的视角：她所看到的父亲，她所看到的弟弟，她对自己的疑问；第二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芳达却始终没有出场，她是在丈夫鲁迪的视角和描述中，让我们感受到属于她的一种“特别的能力”，可以“抵抗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第三个故事却是用第三人称进行了，叙事者成了无所不在的“上帝之眼”，看得清楚一切，但无法挽回嘉蒂的命运。从叙事节奏上说，对叙事篇幅和叙事跨度进行比较，套用昆德拉从音乐中借来的定义，第一个故事是“快板、中速”，第二个故事是“柔板、慢速”，第三个故事则是“急板、快速”。
然而翻译从来都是一件“痛并快乐着”的事情。对于翻译来说，作品中最吸引人的，并因此发出对译者的“召唤”的东西却可能是它所包含的，最有力的，对翻译的抵抗。《三个折不断的女人》是我较为痛苦的翻译经验之一，曾经一度搁置许久，不愿进行。因为选择直译的立场和选择直面现实一样需要勇气。玛丽•恩迪亚耶的笔触远非我的行文习惯，然而，这个“普鲁斯特”的女性版，我相信，在中文里，应该是有探索它的价值的。
就在翻译结束不久前，我一位并不算太熟识的女性朋友从十几层楼上跳了下去，惨烈的程度令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些茫然。事实上，做一个“坚强的女人”远比做一个“女强人”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我们可以在斗争的同时做不到直面。我想把这部小说送给另一个世界的她以及更多选择用直面的态度完成自己存在的女性朋友。
译者
2010年年末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