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英雄主义，爱疯狂，爱辉煌的壮举，爱舞蹈，爱美，爱战争，爱勇敢，爱快节奏的生活，爱爽朗的笑声，爱匆匆咽下的午餐，爱男女之爱。”1909年，诗人亨利*法兰克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一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心声。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最早是在1795年第一次招生，当时的目的是为法国培养大中学教师。在成立伊始它就成为大革命期间“激昂而混乱的思想论坛”，并且缺乏具体的招生、管理制度。
可以说，这是巴黎高师传统的两个来源：一、进入巴黎高师就意味着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冒险乐园，这里毫无纪律可言，校规逐年放宽，“放宽到半透明、透明、抽象的地步”，到1930年，所有的课程都是选修的，在这个无政府状态的校园中，学生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在不想读书的时候可以不读书。1885-1925年担任学校总监的保罗*杜比有意识地把这里变成一片思想和身体自由的绿洲，并且，他对学生的恶作剧、打斗争执津津乐道。萨特和尼赞当年就曾在半夜楼道里用水枪向参加资产阶级宴会晚归的学生射击，他们两个人的眼睛一只向内斜视、一只向外斜视，后来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另一个成为法共领导人。在这个修道院一般的方方正正建筑中，高师的人们习惯于攀爬到屋顶，举行晚会、叨着烟斗、聊天、唱歌、散步、喝咖啡、陪伴女友。学校的行政部门为了安全起见在通往屋顶的过道上装了铁栅栏，但很快就被学生们卸下来，埋到了花园的角落。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学生从房顶上摔下来，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在一个暑假，一个瓦匠从上面掉下来摔死了。高师人认为登高“感受由高度引发的激情，从而联想到权力”。法兰西第三共和部的部长杰法农当年被同学拉上了房顶时，这个外省青年感到了身处高地的晕眩：巴黎像一片大海在他脚下展开，那里有一片等待他征服的人群。1938年，尼赞在他的小说《密谋》中写到：“坐在房顶滚烫的瓦片上，头顶有火热的太阳，他们决定在摊开的刊物封面清样上再加上一挺机关枪。”学校附近的咖啡馆有5个以学校为主要收入的妓女，长期与知识分子们的接触也把她们“修炼得雅致”了，其中一个说：“学生一届届地走，高师和我则牢守阵地。”
二、“激昂而混乱的思想论坛”是巴黎高师的另一个传统。在两个世纪的历史中产生了大量诺贝尔奖得主、哲学大师和政治首脑：萨特、阿隆、格拉克、福柯、德里达、蓬皮杜，还有一位杰出的女性西蒙娜*薇依......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历史上，都是罕见而无可匹敌的，整个20世纪的法国思想史似乎就烛照在巴黎高师那个小小的天地中。这个在校生只有几百人的学校，在19世纪初“复出”时由拿破仑亲自制定了强化教育大纲，他决定“首先让年轻人通读健康、强有力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是博大精深的，是有规则的、平和的和有序的。”关键是“他们不搞革命，也不诱发革命。”但事与愿违，巴黎高师可以说是左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在食堂里高唱《国际歌》，而基督派学生则齐吼《以圣心的名义拯救罗马与法国》。同为左派的萨特和阿隆在学校里表现不一，阿隆参加了大学生社会党和几次游行，而萨特则未显示出对政治感兴趣。后来阿隆的思想发生转变，1955年，阿隆撰写了《知识分子的鸦片》，直接批判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他认为法国的知识分子思想僵化，对共产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心态。
就连西蒙娜*薇依，这个漂亮的在口袋里塞满了烟丝的未来神学家，抛弃了自己的美貌，也倾向于左派，逢人便要求在请愿书上签名或为钢铁厂工会的罢工工人捐款。高师校长有感于这种“神圣恐怖”而称其为“红色处女”，薇依则选择在毕业后去工厂当工人，她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深怀友情。
他们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年轻人则喜欢毛泽东和卡斯特罗。既便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布尔迪厄，这位未来的大学者也被公认为“是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之一”。而德里达则专注于另一思潮：现象学，他有一次指出胡塞尔文本的七重含义，令高师的哲学巨擘阿尔图塞惊叹不已。
阿尔图塞将“共产主义镌刻在20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哲学史上”，他在《未来永继》中称高师是：“一个充满羊水的母体......感到温暖和家庭的归属，免受外界的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