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者开篇即试图将原先国际政治的冲突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情感为转向的中轴式转换，但是他理想型的将欧美、中东、亚洲印度与中国等进行的恐惧、羞辱、希望的情感划分似乎并不能带来其所谓的冲突变迁的转型。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情感转向并不是说单单以情感作为“事实性”来达成自我证成的，而是蕴含大量文化、社会、价值的变迁背景。
所以作者总是试图在他理想型划分上，还是采用了以物质经济为基础、文化为导向的情感变迁，大量借用了宗教与文化的历史考证。他并没有具体指示这种没有依附社会文化为指向的情感冲突到底其线索是什么。
好，如果是想打破情感作为某一社会维度（亨廷顿意义上的文化变迁）背后的木偶的局面，那必然会涉及现代性变迁的学理分析，但作者没有。而总是一再反复追求事实的描述，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围绕情感进行建构的冲突论的效度。
最后，mestrovic的《后情感社会》（post emotional society）已经在这方面指出了发展可能，即情感与行动的分离，情感愈发向僵化却又炽热的审美性转向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于后工业社会中，个体的情感表达仅仅是一种宣泄一种基于现代人造技术意义上的返魅仪式，诸如90年代东欧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美国黑人、女性等亚文化群体基于“历史性憎恨”记忆下对自我进行的污名化标签，都是情感为转向，将情感本身作为行为及事实本身的尝试，很可惜作者并未了解过，也并未觉察现代性意义上的理性与情感关系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