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是美好的

做个标记，然后明天细细的读一遍~

译林的新版本翻译得不好。

由生产说到消费，舒马赫反对现代经济学把消费当作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佛教经济学是想通过最佳消费方式使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现代经济学是想通过最佳生产方式来尽量扩大消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把人生幸福的内容只限于物质财富的享受，那就必然促使狠命生产，过度开发资源，生活环境恶化；因为资源有限，引起争夺和敌视，甚至战争，而在享受巨量物质财富时也享受巨量的污染和恐慌。生活质量事实上是越来越差了，生活方式越来越不对劲了。人类照这样发展下去，是会自我毁灭的。那么什么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呢？舒马赫比较缅甸和美国，缅甸的机器使用量只有美国的百分之几，但缅甸人的快乐不止美国人的百分之几，特别是生活压力和紧张程度远比美国小。当然他并非主张缅甸的生活方式就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样板，只是要人们从中获得启示，反省自己，改进自己。发达社会的人，不可以作物质的奴隶，疲于奔命追求物质消费，应当深深反省一下你这几十年的生命时光如何才能充盈？那些非物质的东西如何与物质平衡？人类的子孙后代靠什么生活？这些问题坐在菩提树下的印度人实在是比发达社会的人要明白得多。

大众生产与大量生产
那么，人类的幸福是从哪里来的呢？舒马赫以佛教经济学的眼光看，幸福来源于劳动。按照发达社会中人的观念，劳动不过取得财富的一种手段，是被迫的，享受财富才是终极目的；如果能够不劳动而坐拥财富，那是最好的事。但“佛教徒的看法是，劳动至少有三重功能：使人获得利用和发展才能的机会；使人通过与其他人共同参加一项劳动克服自私自利；生产恰当生存所必须的商品与劳务。……人类生存的基本真义之一是，工作与悠闲是一个生活过程的两个相辅部分，分割开来就不能不破坏劳动的喜悦和悠闲的幸福。”
当然，舒马赫毕竟不是卢梭时代的人，决不会天真而愤激地持“回返蒙昧”的主张。他充分肯定机器对推动文明的巨大作用，但他强调的是，事实上人类有两种类型的机械化：一种是把人移交给机器，成为机器的奴隶；另一种是运用机器增进人的技巧与能力。他认为发达国家走了一条“人是机器奴隶”的痛苦道路，至今还在走。因为现代世界机器的专业化、智能化，使每个人的劳动基本上是不知目的的四肢活动，与驴子蒙着眼睛拉磨没什么区别。发展中国家正大可不必重蹈这条痛苦之路，特别是不要通过借入资本发展什么大生产，以免滑到这条路上去。西方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发展之路，应当量自己的资本之力发展中间技术，用好本地的资源，让本地的人都有工作可做，这才是一条幸福之路。他关于“中间技术”的概念是很有创意的，我们在后面还要专节介绍。
舒马赫乐于引用印度圣雄甘地的名言：“大量生产帮助不了世界上的穷人，只有大众生产才能帮助他们。”大量生产是以资本为前提的，大量生产的体系建立在资金高度密集、高度依赖能源投入以及高级技术的基础上，先决条件是国民已经富有，因为设立一个工作场所需要有大量投资。但发展中国家具备这些条件吗？不具备。那么大量举债，利用外资行不行呢？不行。因为其一，发展中国家的人并不具备掌握高级技术的信息与教育途径，最终在技术上还是被发达国家卡着脖子，那种高级技术始终是发达国家的人掌控的，土著民只能被安排做些低端的事情；其二，发展中国家有这个必要吗？因为它们的急务是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而高级技术恰恰把大量的人甩出来，使失业更为严重。所以这不是一条明智之路。而大众生产就不同了，大众生产超越了原始技术；但又不跳到高级技术上去，而是运用中间技术，让机器为人所用。“大众生产的体系是调动人人都有的无价的资源，即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并且使用第一流的工具辅助他们”。
但是，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肯依据这个劝告去发展立足本地资源的“大众生产”，总是不自觉地滑到“大量生产”的西方道路上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的制策官员的头脑中，只有经济发展而没有人的发展，因此盲目蹈袭西方之路，依靠西方力量，最终他们的经济发展也成为一厢情愿的镜花水月，人民仍然贫困、失业，就是说把人的发展也耽误了。而创造工作机会，让人人劳动，不仅是制策者的责任，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要求。舒马赫乐意引用的东、西哲人的两段话，我读后感到如醍醐灌顶，所以也把它抄在这里，与读者共享。
西哲托马斯•阿奎那：“人类是具有双手和大脑的生物，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创造性地、有益地、富有成效地使用他们的双手和大脑。”
印度哲学家J.C.库马拉帕：“如果正确理解劳动的特征的话，那么，劳动提高才能的关系就犹如食物与身体的关系。它孕育更高尚的人，并使他生气勃勃，激励他尽力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它将他的自由意志引导到正确方向上，陶冶他的动物本能，纳入进步途径。劳动为人提供了显示自身价值高低与发展个性的极好手段。”

中间技术及其特性
好似预先知道有些学者会给他为难似的，（你主张大众生产，是要人类回到原始社会去吗？）舒马赫多次强调解释“中间技术”这个概念。如前所述，舒马赫并不是学院派学者，并不认真抠字眼，“中间技术”的内涵与外延均比较模糊，无法指确，但却是可以意会的。
在舒马赫的思想中，他把人类技术的进步实际上是分成三个阶段的：原始技术、中间技术、高级技术。
首先舒马赫强调技术并非越进步越好，对技术进步必须作一番价值判断；而且绝不能盲信技术，认为它无所不能。比如对核能的制造，舒马赫就直截了当地追问“是救星还是灾星？”他指出，大规模核裂变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它可能导致毁灭人类的战争；即使有人信心十足，能够控制核技术向战争方向发展而转向和平利用，那么绝对的保证是什么呢？谁也说不上来。再说，核电站生产的废料越来越多，即使不提战争，地球因这些核废料也大受污染了，长此下去，人类还怎么生存？他引用英国官方一个工作组给环境国务秘书的一份报告《污染：公害还是报应？》中的话，映衬自己的担忧：“实际上，我们是明知故犯地在积累有毒物质，寄万一的希望于将来有可能清除它们。我们正在把一个我们不知如何处理的问题责成后代解决。……许多有责任感的人会想得更远，他们认为既然还不知道如何控制废料，那么就不应再建反应堆。”
针对人们盲信科学技术的倾向（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尖端化，一般人不能懂得，便更容易盲信），舒马赫提出了一个原理：文明无论发达到什么程度，人类都不可能从依赖自然中解放出来。他是在嘲讽《原子能科学家通报》的主编尤金•拉比诺维奇教授时悟到这个原理的。尤金鄙视农业对人类的意义，说：“如果可以研究出从无机原料合成食物的方法，人类就可以不依赖植物而能够生存。”那么，由此人类文明就会超越与表土层的联系而独立发展下去。这真是一种痴人说梦，而且从一位科学家的口中说出！为反击这种盲目乐观，舒马赫引用生态学家汤姆•戴尔与弗农•卡特合著的《表土与文明》一书的开场白。这真是一段令人动容、直击灵府的名言：“文明的人类几乎总是能够暂时成为他的环境的主人。他的主要苦恼来自误认为他的暂时统治是永久的。他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而没有充分了解自然的规律。事实上，人类不管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都是自然的孩子而不是自然的主人。如果他要维持对环境的统治，他必须使自己的行动符合某些自然规律。当他试图违背自然规律时，他总是破坏维持他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当他的环境迅速恶化时，他的文明也就衰落了。”
对于那些好的高级技术，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就宜于采用。为什么呢？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解困之道在于人人就业，但高级技术非但不能为每个人创造工作机会，反而把人远远地抛在工作之外，连参与劳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第二，高级技术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他可以在你的产业中使用，为他自己获取利润，但他不会全部教给你，所以你永远处于低端，永远依赖他的技术支持，结果只能是：土著中少数西崽富裕起来而大多数人仍然贫穷。舒马赫认为西方国家有一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顽固不改的剥削行径”。
第三，高级技术的使用，必须先有大量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那么向发达国家举债行不行呢？债是可以举到的，但购回这种技术，大而无当，并不适用，土著人也用不了，只好闲置在那里。舒马赫说自己在发展中国家旅行时经常能够见到这种弃置不用的机器。待到还款期至，高级技术并没有生产效益，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得不从其他产业的收入中东挪西拆，结果使国家更加贫穷下去。
那么怎么办呢？就只好安于原始技术吗？当然也不行。舒马赫的办法是：发展中间技术，即那些不高不低的技术。这些技术具备着这样的特性：第一，它不是大幅度代替人力，而是减轻人力，运用的结果，有利于“创造工作机会”这个首要目标的实现；第二，中间技术能够有效利用本地资源，而不必千里迢迢从外地和外国运来原料，增加成本；第三，它能够增加劳动的愉悦，而不是把人变成技术的奴隶，所以它是人性的技术；第四，这种技术并非少数专家掌握着，而是经过适当的培训，人人可以运用裕如，不存在技术上的霸权，所以它又是一种民主的技术。
为达此目的，舒马赫身体力行，创办了中间技术发展公司，自任董事长，可见他的执着。

新殖民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
舒马赫虽身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且任着英国经济顾问之职，但他并不恭维西方政府，反而处处指责。他称在现代逐渐盛行起来的全球大分工理念是“新殖民主义”思想，因为这种分工的结局无非是让发展中国家不仅在资金、技术上对发达国家形成一种依赖性，而且在出口上也形成依赖，这些发达国家哪一天发了脾气，限制某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其境内市场而选择另一国家的同类产品，那么这个受限的国家只有干瞪着眼着急、挨饿，无奈之下，只好委屈求全，答应苛刻的条件。“殖民主义”是西方国家“顽固不改”的一种脾性，他告诉发展中国家与他们打交道，首先必须考虑本国的自主性。
西方国家的官方经济学家和跨国大公司老板，自二战以后一直在劝说发展中国家相信“只有为出口而生产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这实际上是一种“诱捕”，用好听的歪理把发展中国家掠入手中。发展中国家受其蛊惑，把本地资源尽力开发；生产出产品，尽力满足发达国家市场的需要，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产品的性能和数量按照本地、本国市场的需要来设计。而这些产品都没有多高的技术含量，资源相同的邻国也可以生产。这一下，那些发达国家就在这些卖出国之间挑三捡四，狠压价格，使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积累起发展自己的资本，便永远被捏在人家手中。这还算是比较好的结果。一旦受到发达国家制裁，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无法出口而本国市场上又消化不了，那结果就是一方面产品山积，另一方面大面积的企业关门和失业。而那些发达国家呢？一开始只隔岸观火，危机日深，他便提出苛刻的解救条件，再次大捞一把。而且再从发展的起点上追问一下，那些发展中国家生产项目的启动资金从哪里来的呢？大都是从西方国家的政府或商人那里借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换取外汇，又把外汇几乎全部花在偿还债务或进口发达国家的商品上，根本无助于形成自我生产能力。长此下去，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越来越深，以致不能自拔。
舒马赫对印度很熟悉，也很关心。他以印度为例子，说印度之大，足够形成一个封闭的社会。这里所说封闭社会并非关住国门，不与外界往还，而是指自身必须有一个健全的能够自我循环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让本国供求基本能够达到均衡，这个社会中“有健壮的国民在其中劳动，生产自己所需物品。”在这个基础上，并且不伤害这个自主性基础，再来考虑开放的“度”。万不可把整体的一个产业或某个整体的市场交付出去，因为如果那样，国家迟早会陷入困难，最后不得不沿着发达国家预设的轨道，永远在依附性的笼子中转圈而不得脱身。

200万个村庄
全世界的贫穷，无一例外地，是一个农民问题。固然城市也有贫民，但普遍的贫穷在农村。舒马赫深知此中道理，所以他把全世界的脱贫归结为解决全球200万个村庄的富裕问题。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西方几百年走的是一条剥削农业、发展工业化大城市之路，这从英国的“圈地运动”就以残酷的方式开始了。这条路，发展中国家是不必要去走的。
那么还有两条路，是否真是通向富裕之路呢？一是让农民大量地进城，到城市谋生。二是把农村按照大工业模式进行彻底改造。舒马赫认为此二路皆不通。
适合的道路是什么呢？舒马赫认为就是首先要认定传统生活方式是有价值的，幸福是多元的，如果说1973年的西方生活是幸福的，那么并非要把人类的生活整齐划一地提高到1973年的水平，非此便没有幸福之路。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只达到1963年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从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中享受幸福。其次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们往往有一技之长，他们可以把适用的“中间技术”带到乡村。舒马赫对政府机构和国际机构显然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它们凡事必先从巨额投资着眼。舒马赫曾同一位国际机构官员谈起脱贫问题，该官员说要积累到起码的资金至少需要15年，现下是没有办法的，舒马赫怜悯地离开了他。他感到这样的回答纯粹是智力的倒退。只有那些上百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他们热忱地做着扎实的工作，一点一滴地改进着农村的生活。第三，要在经济领域之外多想办法。“经济发展的基础建立在经济领域之外，建立在教育、自治、训练上，还建立在政治独立和自力更生的民族意识上，不能靠外国技术人员或脱离老百姓的本国名家施行巧妙的移植手术使它生长出来，只有把它作为一种广泛的普遍的‘改造运动’来推进，而且把重点放在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干劲、热情、智慧和劳力上，才能取得成功。成功不能靠科学家、技术人员、经济计划人员创造某种魔术来取得，只能通过教育、组织以及训练这样一个培养过程来取得。”
舒马赫的整个建议，浓缩为“A-B-C”三结合。A代表行政管理人员，B代表企业家，C代表交流人员即通晓中间技术的各类专业人员。同时他又正告穷国里的少数富人：在富国的各界有识之士成千上万地来到穷国参加反对世界贫困的行列时，你们这些穷国的富人，却在模仿富国里的富人生活方式，这是很可耻的，是“新殖民主义”奴隶症的一种表现。

教育是最重要的资源
舒马赫对教育持一种不同于普遍观点的解说。大概是上述科学家尤金•拉比诺维奇教授的大言对舒马赫刺激太强烈了吧，他反复强调：技术知识不是文化，正如同钢琴本身不是音乐一样。“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传授‘价值观念’，传授如何对待生活。毫无疑问，传授技术知识是必要的，然而它总是第二位的。显然，把大权交给一些人而不弄清楚这些人对使用权力的想法是否正当，那是莽撞的。事实上整个人类正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少科学技术知识，而是因为我们总是缺乏智慧，以致于破坏性地运用这些知识。教育只有在培养更多智慧的情况下，技术才能有助于我们。”这就是说，技术只有用于增进人类幸福的正途才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正如原始人的木棍、石片只有用于改进人类生活才具有文化的意义。连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都说：“物理学的发现没有任何哲学涵义”。对当今的核能，更应该作如是观。
教育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上一节已经言明了。舒马赫的意思，更是指教育对全人类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特别是一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的科学家，其实毫无知识，因为他根本没有价值观念，没有一颗经过人文教育的心灵去对技术做正确的“价值判断”。怎么来测定“科学家的无知”呢？你只消问：“你读过一部莎士比亚的著作吗？”十有八九，对方会反应茫然，或神气不屑。莎士比亚吗？他太老了！舒马赫拿热力学第二定律与莎士比亚著作比较，“热力学第二定律只不过是一条适合各类科学研究的有效假设，但一部莎士比亚作品却充满关于人的内心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想，展现人的存在的全部伟大与不幸。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人，如果我不从事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关的工作，我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我缺少什么呢？回答是：毫无所缺。但我如果不了解莎士比亚又会失去什么呢？我会失去整个生趣。……所以科技告诉人们关于事物在自然界或在工程中如何运转的大量知识，但没有，也不可能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无论如何医治不了人类的孤独感与内心的绝望。”
舒马赫引述达尔文的例子。达尔文在《自传》中说，他直到三十岁前，爱好各种各样的诗歌，在学童时代就酷爱阅读莎士比亚的剧作，特别是历史剧，音乐也曾使他获得极大快乐。但科学工作似乎使得“高级爱好赖以存在的那一部分大脑萎缩了”。而“这些爱好的丧生也就是幸福的丧失，而且可能会伤害智力；由于削弱了我们本性中高尚感情的部分，更可能伤害道德品质。”舒马赫由达尔文的例子引伸开去，认为这种普遍存在于科学家中、存在于当代一般民众中的思想感情的枯竭，会吞没我们整个文明。
舒马赫所树立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完整的人”并非样样都懂一点的人，而是首先具有明晰的心灵的人。他的心灵是明晰的，他自能在混乱中建立起秩序，引导他从混乱的所谓“哲理”的黑暗渊面上走出来，知道人生活在地球上的富有意义的任务，而把真、善、美带进我们的生活中。

舒马赫的优美的著作《小的是美好的》，曲终奏雅，可以说就落脚在培养现代世界“完整的人”这个伟大的任务上了。值本文结束之际，我希望读到本文的人，能够触觉到舒马赫的朗朗人格与美丽心灵，能够在口中和心中，三复他这个逝者对现代人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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