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是美好的》
[英国] E.F.舒马赫 著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0174-7
我一开始就曾说我们这个时代最致命的错误，就是认为生产的问题已经解决的信念。我提到，这类幻觉主要来自我们未能认识这套现代产业体系即时拥有体现高度治理的全部先进技术，都已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耗尽。以经济学者的话语来说，这套体系是靠不可再生的资本而活，却不经意地视其为收入项目。我把此类资本归成三类：化石燃油、大自然的容忍限度及人类本质。
谈论未来只有当它能带动当下的行动时才是有益的。
测算当然不能证明任何事情。有关未来的证明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并且早就有人清楚地指出所有的预测都不可靠，尤其有关未来的事情更是如此。于是判断就有必要，而测算至少有助于形成我们的判断。不管怎样，在最重要的细节上，我们的估算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将世界视为一个单位是不切实际的。燃油资源的分布并不均匀，而任何在供应上的短缺，不管多轻微，会立即将世界沿着全新的界限划分为“有”和“没有”。受到特别眷顾的地区，诸如中东及北非，会以目前所无法想象的程度吸引令人艳羡的注意，至于某些高消耗地区，像西欧及日本，将会落到剩余物资承受者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如果真会如此，这将是冲突的根源。
我举燃油作例子仅是为了阐述一个非常简单的论点：经济增长，若从经济学、物理、化学及技术的角度来观察，并不存在明显的限制，但当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衡量时，必然陷入决策性瓶颈。以追求财富作为唯一满足的生活态度——简言之，唯物主义——不适合当今世界，因为这种生活态度自身包含的原则是无拘无束，而其所处的环境却是严格受限的。况且环境正力图告诫我们某种压力变得过大。当一个问题正“得到解决”，却因这第一个“解决方案”引来了十个新问题。一如巴里•康芒纳教授所强调的，新问题不是偶然失败的结果，而是技术成功的后果。
经济学在塑造现代世界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提供了何为“经济”及何为“不经济”的标准，以致没有别的标准对个人及团体的行为和政府的行为能有此影响。
当经济学家作了判决，认定这项或那项活动是“经济上合理”或“不经济”时，两个重要且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是：第一，这个论断的涵义是什么？第二，这个论断是否达到可据以采取实际行动的地步。
另外，我要问的是经济学方法，对于“不经济”，究竟提供哪一类的涵义。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点都不含糊：某些事物，当其无法赚取以货币计算的适当利润时，就是不经济。经济学方法并没有，也不能够，提供任何其他的涵义。……用另一种字眼来说，经济学的判断是一项极其片面的判断；在进行决定前，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层面要考虑及综合起来作判断，经济学只提供一个层面——这项业务是否给那些执行者带来利润。
不要忽略“那些执行者”这几个字眼。……
它所能做的就是导致自欺欺人，因为，衡量不能度量的东西是荒诞的，只不过是借着早有定见的概念来推出预定结论的手段而已；为取得所欲的结果，人们要做的就是将适合的价值塞进不能度量的成本和效益上。
“成本”的概念在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商品之间有实质上的差异，这也同样存在于制成品和服务之间。
织毯机是一个工具，一种将经线拉紧好让工匠把绒毛用手指穿越其中的装置；但织布机是一个机器，而其之所以具有明显的摧毁文化的作用，实因其执行了原属人类工作的那部分。
妨碍解脱的不是财富而是对财富的执著；不在于美好的事物的享受而在于对美好事物的渴望。
简言之，佛教经济学企图通过最佳消费方式使人类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现代经济学企图通过最佳生产方式来尽量扩大消费。
在工业技术发明之前，边界早先的适用性指的几乎仅仅是政治上及王朝的边界；边界是政治势力的疆域，决定你可以动员多少人来参战。
人们如何能议论小型独立国家的经济学？人们如何能讨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世上没有所谓国家或民族国家的生存力，只有人民生存力的问题。人民，就像你我一样的活生生个人，当他们能自食其力并且维持生计时，就有活力。
所有的哲学家——还有一些其他的人——都对思考与观察的结果所形成的观念极为重视，但是对构成思考与观察工具的思想的研究却注意得太少。根据经验或有意识的思考，一些无足轻重的观念很容易就被一脚踢掉，但是碰上了较大、较普遍、较复杂的观念时，改变想法就不那么容易。事实上由于这类观念往往是我们用以思考的工具而非思考的结果，我们往往很难认识到它们的存在。
不管怎么说，要说人应该力争“高级”而非“低级”本身就毫无意义，因为像“高级”或“低级”之类纯然主观的概念本来就不具备任何可理解的意义，而“应该”这个字眼正好是权力主义狂热症的迹象。
科学的讲授是在对科学的前提，科学定义的意义及重要性，以及自然科学在整个人类思想体系之地位没有一丝一毫任职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就是科学的前提通常都被误认为是它的研究结果。
G.N.M蒂勒尔引进“分歧”和“聚合”两个词语来区分不可以用逻辑理由解决的问题和可以解决的问题。……答案是因为侦探小说或填字游戏都是聚合性问题，而这就是解脱。
天底下总有些事是我们为了这件事本身去做的，但是也有一些事我们另有所图而去做的，任何一个社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区分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并对此有若干共识及协议。这块土地究竟只是一个生产工具，或者不仅如此，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我所说的“土地”包括了所有在这块土地上的生物。
换句话讲，所有事情都要看做的人当时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如果是以生产者的身份享受头等待遇的旅行或使用豪华汽车，就会被认为是浪费金钱，但是如果同一个人摇身一变，以消费者身份这么做，就会被称为是高水平生活的表现。
这种二分法再没有比在土地利用方面更明显的了。农民被看成仅仅是一个生产者，他必须采取可能的手段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即使他因此破坏了（对于作为消费者的人来说）土壤的质量、风景的美丽，即使最终的结果是农村的人口减少与城市的过度拥挤。现在，有些大型农场主、园艺家、食品制造商以及水果种植者，他们从未想过消费他们自己的任何产品。他们说“真幸运，我们有足够的钱买得起有机生长的不施农药的农产品。”当问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坚持采取有机的方法，避免使用有毒物质时，他们回答说，它们没有能力这样做。作为生产者的人有能力做到的是一回事；作为消费者的人有能力做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由于两者又是同一个人，于是人或者社会究竟有能力做到什么的问题就引起了无休止的混乱。
而这些结果都是因为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人，承担不起“不经济行事的这种奢侈”，因而无法生产出像健康、美丽、持久之类的必须“奢侈品”——而这是作为消费者的人比起任何其他东西都更想要的。这样东西成本太高了，结果是我们越富有，就越“买不起”。
归根究底，研究小组的结论可直接从它所作的假设中导出……
人活着不能没有科技，一如人之不能违反自然而生存。但是最值得我们考虑的是科学研究的方向。我们不能把这个一脚踢给科学家去处理。就如爱因斯坦自己所说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在经济上仰仗他人”而且“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数量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不能由他们来决定研究方向。
我们正责成后代对付一个我们自身不知如何应付的问题。
“他们希望只生产有用的东西，但是他们忘了生产太多有用东西的结果则是制造出太多无用的人。”
甘地曾经说过，不能靠大量生产来帮助世界上的穷人，得靠大众生产才能帮助他们。以精密、高度资本密集、高度依赖能源的投入、节省劳力的技术为基础的大量生产方式早就假定你是富裕的，因为要建这么一座工厂可需要大笔的投资。大众生产的方式则动员了人人都拥有的无价资源，运用他们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并以一流工具为辅助。
为什么发展不能是个创造的过程，为什么它不能被订制、购买、规划，为什么它必须是个渐进的过程，原因就在这里。教育并不会“跃进”，它是一个高度精细的渐进过程。组织也不会“跃进”，它必须逐渐演变以适应环境的变迁。纪律的情形也差不多。
如果援助是要引进某些新的经济活动，那么只有在它们能由大多数民众的现有教育水准可以支持的情况下，才对社会有益，也才能存活，而且也只有在援助能增进并推广教育、组织、纪律的更进一步发展时，它们才真正的有价值。这里也许会有个伸展的过程——但是绝对不会有一步登天的情况。如果引进的新经济活动要依赖特别的教育、特别的组织、特别的纪律，而这些都是接受援助的社会所没有的，那么这些活动就不会带来健康的发展，很可能反而会阻碍了健康的发展。
让我们考虑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在一个高度失业的地区挖土。可供选择的技术种类很多，由最现代化的挖土机器到纯粹手工劳动都有。“产出”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是固定的，因此很明显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如果降到最低，资本/产出比就会达到最高。如果不使用任何工具来做这个工作，资本/产出比降为无限大，但是人均生产力将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如果使用最大限度的现代化技术，资本/产出必将会极低，但是人均生产力就会很高。这两个极端例子都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因此就要找出一个中间之道来。假定一些失业者的工作首先是制作包括两轮手推车之类的工具，而其他的人则生产各式“计酬货品”，而这些生产线又可以使用从最简单到最精密复杂的各种层次的技术。每一种生产线的任务是找出一个不必购买昂贵而又精密复杂的设备，但又能达到相当高层次的生产力的技术。整个过程的结果将会是一个远超过原先只做挖土工作的经济发展。在从外界投入的总“资本”将会远小于购置最现代挖土机器的耗费，而投入的（原先失业的）人力要比“现代化”方式所需要的更多的情形下，这个案子不但得以完成，而且整个社区都能走上发展的轨道。
我们能不能建立起一个理念，不管你如何称呼它，它都坚持受过教育的人必须要有所承担，而不只是取得一张“特权护照”？
ITDG（中间技术发展小组）将它的任务设定在找出有哪些技术选择。……以铸造和木工为例，金属和木材是工业上的两种基本原料。那么按照资本密集程度，由最原始的人只使用最简单的工具到最复杂的规模依序排列起来，有哪些不同的技术可供使用？这可以由产业简介中显示出来，而这些产业简介则包括了在每一个技术层次的说明手册以及一份附有供货商地址的设备目录。
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开辟就业门路效果经常被人赞扬。就这一点，我想再加以说明的是：如果你能通过外来资金资助的公共工程计划，将新的购买力注入乡下，则“收益增殖效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公共工程所雇用的人会将他们的薪资花在“工资产品”上，也就是各式各样的消费品。如果这些工资产品都能在当地生产，那么由公共工程计划所形成的新购买力就不会外流，而会在当地市场一再循环，结果总就业效果会非常好。公共工程是很值得我们做的，而且也真能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如果它没有造成本地自行生产更多的工资产品的话，新增的购买力就会流向舶来品，这个国家就会遭遇很严重的外汇困难了。虽然如此，由这个老掉牙的道理推论说，出口对发展特别重要仍然是误导人的说法。毕竟对人类全体而言是不存在出口的。我们并不是从火星或月球取得外汇才开始发展的。
但是我要问：如果教育让我们无法去想到马上就可以做的事，那么这算是哪门子的教育？什么会让我们想到在我们开始做什么之前就需要先得有电力、水泥、钢铁？
当上帝创造世界和生息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时——根据现代科学的说法，这可是个旷日费时的工程——我可以很容易的想象到他是这么跟自己说的：“如果我让每件事都可以预料得到，那么我赐予了他们一副好头脑的人类，毫无疑问将能学会预见每一件事，因此他们就不会有动机去做任何一件事，因为他们会认识到未来早已完全决定，不可能被人类的任何行动所影响。反过来讲，如果我让什么事都不可能预料，慢慢的他们就会发现无论怎样做决定都不会有任何道理在，结果就会像第一种情况一样，他们对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致。这两种状况都不合理。因此我一定得造出一个两者皆有的状态。有些事可以预见，有些事确实无法预料得到的。那他们在别的事情之外，就还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找出来哪件事属于哪种情况。”
做出预测的人可能还很精确地了解他作预测时所根据的假设。但是使用预测结果的这个人可能就不知道，整套设想是否站得住脚，往往只是由一个无法验证的假设来决定的。
那么在自由社会里的“国家计划”又是什么意思呢？它不可能指的将所有权力集中在一点，因为那意味着自由的终结；真正的规划是和权力的扩充相结合的。在我看来，在自由社会里“国家计划”这个名词真正有意义的含义应该是：所有支配相当程度经济权力的人，对其意图的最完整的可能性的叙述，而这些叙述则由一个中央单位收集并校正。这样一个组合的“计划”彼此之间的不一致与矛盾，提供了极有意义的考虑线索。
对这一类的问题没有什么“最终的解决之道”，只有在清楚认识到这两种对立需要都有道理的情况而作的当下的解决方案。
所有制，不论是公有制或私有制，都只是大框架里的一个小元素，它本身并不能设定在框架内所要追求的目标。就这一点而言，说所有制并不是决定性的问题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生产工具私有化，会严格限制选择目标的自由，因为它被逼着追求利润，因此倾向于对事务抱狭隘而自私的观点。公有制则在目标的选择上具有充分的自由，因此可以适用于任何选定的目的。私有制是一个本身就决定了应用范围的工具，而公有制却是一个本身的适用范围及可能达成的目标并不明显，而必须用心去选择的工具。
因此，如果国营企业追求的目标就像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样狭隘，一样除了赚钱意外一概不闻不问的话，那么公有制还真没有什么强有力的说辞，这才是英国的国有化在当前真正的危险所在，而不是任何想象中的无效性问题。
“很明显，真的没有一种体制或设备的改变，能避开出于人类本性并造成社会病态的自私、贪婪、好斗等根源。它所能做的乃是创造一个不鼓励这类品质因素的环境。它并不能肯定人们会遵照自己的原则而活。它所能做的是将他们的社会秩序根据这些原则来建立，……
“国有化”消灭了私有财产权，但它本身并没有像字面意义的创造出任何“所有权”——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是如此。而且它本身也没有决定原来所有权的下场，以及谁来行使这份权利。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它纯粹是一种消极的措施，只是取消了原先的安排，为新的安排创造了机会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