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一现供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多年前，他在《世界经济导报》供职时，因为文字，和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结缘，成为忘年交。今天，吴敬琏先生为他新出版的这本书写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吴敬琏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中肯而直指核心：“陆一的这本《闲不住的手》，是其长期浸淫于证券市场贴身观察和思考的结晶，也是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特质。他把这种特质看做中国股市从建立之日起就与生俱来的‘体制基因’。”
在我看来，《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更是一部记录中国证券市场发生、发展史料性极强的著作。作者站在对中国证券市场体制基因认识的宏观叙事角度，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市场参与各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证券管理职能部门、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和股民等之间相互的博弈和斗争。叙事所用史料全面翔实，理论扎实，视野开阔，评述客观，结论精当。
其中，对我印象最为深刻记录和评述有三件：
一是中国证券市场的设立。也许谁也没有想到，中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动因，不在经济而是政治的。89年的风波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实行了严厉的制裁；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各级政府部门，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批准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设立证券市场的报告。深圳证券市场也随之建立。
当然，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不可缺少的动力：“和中国改革最初的成功——农村改革一样，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也是出于基层的自发创新。放权让利激发出地方政府、基层企业和广大人民在经济改革中的创新冲动，是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的。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是这样，城市改革的证券市场孕育也是这样。 ”
有意思的是，当年改革派为了推动股份制改革，又不给反对派留下把柄，理论家们在马恩列斯的故纸堆里，寻章摘句，求得理论根据：“股份制发展的趋势是消灭私有制”后，这场改革才得以大胆进行。证券市场的开辟，是改革者带着镣铐的舞蹈的典范之作。
今天看来，这样滑稽的改革行进，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理论的桎梏不打破，中国改革的道路就难以开辟，改革的进程就步履维艰，改革的精神被窒息，改革的目标难以实现。
二是1999年的“5.19”行情。“5.19行情”是由政府监管机构直接出面发动的证券市场行情。2003年8月13日，新华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亲历股市十年风云，周正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文章。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说：
1999 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意见，请示国务院。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
在5月16日这天，总理和副总理全部画了圈了，都看了这个文件了，等于算5月16日批准了，批准了以后，还没有等我们证监会发表，传出去了。
就这样，消息外露后，当时持续低迷的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19日开始大涨，8个交易日内，沪深两市上涨超过20%，日成交量迅速放大，并且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那么“5.19行情”究竟是什么性质？它有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恶果？我直接抄书给大家了：
如果冷静地将这两个背景，证监会1997年以后的多项整顿和1999-2001年证券市场的“跨世纪行情”关联起来的话，客观地说，中国证券市场在中央政府取得统一主导权之后不久，就用一次“跨世纪行情”的市场热潮，让证券市场和全体投资者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为巨大的资金和金融黑洞的弥合作出了贡献。政府主动用一次持续两年的大行情，推动几乎翻倍的投资者入市，驱赶几乎成倍的市场外资金进入，引导几乎翻番的指数上扬……填平了诸多不良信托公司、各地证券交易中心挪用客户保证金、坐庄洗钱形成的6000亿的坏账，避免了这两年整顿中有可能引发的各地信托公司下属营业部和证券交易中心的挤兑风险，保证了这场金融整顿的平稳过渡，使得数百家信托公司最终软着陆，摇身一变为一批新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
还有：
在上市公司业绩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5.19行情”是靠政策强行“起飞”的，直接导致了“三高一低”（高指数、高股价、高市盈率、低业绩）的现象，为日后的暴跌埋下了巨大隐患。
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从2001年起开始持续将近5年的漫漫长跌，交易量萎缩，投资者离场，筹资功能退化，本土市场失去最好的发展壮大机会……
这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报复，更是对政府管理机构预支市场信用所酿出的“苦果”。
如果说，上面关于“5.19行情”的论述，还不够直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再看，在“5.19行情”启动之前，中央政府对全国金融领域实施整顿所采用的策略。
当时，全国有18个省市地方政府许可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有300万股民在进行这种场外交易，涉及300亿的股票市值。中央政府监管机构认为这个风险非常大，感觉非常难办。如何达到整顿的目标，又不引起社会动荡呢？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几年以后，颇为自得地回忆了整顿目标实现的方式：
股票的价格呢，要让它缓缓下降，不能让他直线下跌。什么道理呢？这都是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出来的。就是要让股票缓缓下降，不断倒手。比如说这只股票你花5元钱买的，然后4.9元你卖了，你陪一毛。然后我4.9元买，4.8元卖出去，不断地倒手，最后形成一个市场收购价1元多钱。这时就要求这个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拿钱把这股票收回来，用1块多钱你收回来。股民受损失了吗？受损失了，但是大家均摊了。这是一个高招，不是行家不知道啊。
周正庆解决了这个改革的难题，忠于了他自己的权力，但是，他背弃了人民给予的信托责任。他的上面那段话，恰到好处地刻画了他流氓政客的嘴脸！也恰到好处地点明了，人民政府对人民的背信弃义！
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股民就是这样不断地为改革的失误买单！
三是股份分置改革。依然是股民为改革失误买单的故事，限于篇幅，我就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可以看这本书。
对于B股市场“解放全世界，套牢全中国”和“港股直通车”，本书都有精彩的论述和深入的思考。
吴敬琏先生在这本书的序里说得好：
中国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起步的，但在改革30年之后，有些政府机关却想以“集权争利”来驾驭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之手一直“闲不住”，过多的干预，加上 “政大于法”的“潜规则”，使得“看得见的手”不仅“闲不住”，而且也由于法制没有建立而“管不住”。30年改革至今，市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中国会不会因为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强化、寻租活动基础的扩大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考验。
他还忧虑的说：
市场经济有两个基础，一个是道德基础，一个是法治基础。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的这个两个基础并没有明显壮大，反而可能有所衰退，尤其是在道德方面。
中国证券市场在“闲不住的手”的牵引下，蹒跚前行。正是这只“闲不住的手”，创造了中国股市。我们或许还没有到砍掉这只手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我们还离不开这只手。那是因为这只手，还创造了今天众多的投资者，体制基因也深植在股民和机构的投资行为模式中。
今天，为了应对“金融风暴”，为了推动内需，这只手又放出了重重利好，使得股市再度升温。我希望，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而不总是成为改革失误的买单者。我的希望能够实现吗？我持乐观的态度。因为，投资者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投资行为的成熟，是我持乐观态度的基础。
我可以用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基本判断来结束我的议论：
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演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已经默认的、百姓与政府博弈的游戏规则中。政府可以控制机构，但却担心百姓失控。从此时开始，政府将保持稳定视为要务，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制止在萌芽中；而百姓在政府既有规则的底线处，向外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线，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政府的担心，并迫使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这种博弈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都在中国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中不断延续。
2009-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