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7年10月16日上证综指的6124点为轴，近两年来，上证综指的K线图画出了完美的钟形曲线。左半段的时候，政府千方百计为股市降温；而右半段的时候，政府则竭力救市，奈何市场并不买账，指数一路受挫最低曾探到1664点，较最高点已经跌去70%。如此大起大落几乎是世界罕见的，更离谱的是政府防止股市大起大落的时候。波动的幅度往往随之加大。我们的股市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很多人发出疑问，这也是陆一在《闲不住的手：中国证券市场体制基因传承演化史》一书中试图解释的。
证券市场是什么？经典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证券市场是股份制企业发行证券、筹集资金及证券流通交易的场所。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让有赢利能力的企业发行证券、融得资金、发展壮大，让资金的供给者（广大散户和散户集合投资形成的机构投资者）投资这些企业、分享企业的红利，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很显然，中国的证券市场离这个定位还远的很，在沪深股市不长的历史K线图中，充斥着大阴大阳，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一夜赤贫、甚至锒铛入狱。吴敬琏在2000年斥之为“大赌场”。的确，股市的融资功能根本没有体现，其利润也与投资者无关，其功能与赌场无异，其公平性甚至连赌场都不如。纵观近十几年，可以说，证券市场饱受政府的“关爱”，最登峰造极之举出现在1996年的12月和1999年6月，政府通过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刊发社论的行为来支持股市的发展。但为什么证券市场最终还是扶不起？
众多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政府行为的时候，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优于俄罗斯，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政府那神奇的扶持之手，这使得政府不仅不太会恶意的侵占企业的利益，还给予了企业相当多的优惠，企业贡献的利税和经济增长又推动了社会整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正和博弈。一般来说，政府应该在市场运作良好时充当无为之手，在市场失灵时充当扶助之手，这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但当政府伸出掠夺之手时，其后果对社会和经济则将面临灾难，施莱弗等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转轨之所以艰难在于政府更多是发挥了掠夺之手的功能。很不幸，政府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所展现的恰恰是“掠夺之手”的角色。
在《闲不住的手》中，陆一梳理一手的资料，他披露之所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不是为了企业的融资，在那个特殊的阶段，设立证券市场更多的是因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作用。这种情况一直到1992年5月尉文渊下令放开股价才有所改变，1992年底，证券市场上上市的股票从一年前的14家增长到71家。也正是证券市场所展示出来的融资功能，让各地方政府发现，除了银行以外，股市是一个更为奇妙的融资工具，从股市中圈来的钱，根本不需要偿还。最终股市成为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脱贫解困的良方，并且为了维持对国企的控制权，管理层又天才的发明了“股权分置”，无视投资人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一恶劣的政策至今仍然困扰着股市的健康发展。
更让人错腭的是，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中经开”是中国证券上不折不扣的“恶少”，几乎与证券历史上所有最著名的丑闻有关，如炒作东方电子和银广厦、违规控制基金景福和景宏等。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风波”，“中经开”与“万国证券”博弈代号为“327”的国债期货合约，最终以交易所宣布交易作废、万国证券老总管金生入狱为结局，而在“327事件”的调查处理中，政府只字未提“中经开”、也未对“中经开”作任何处理、更没有对政府和“中经开”在市场信息披露不规范及信息不对称而造成市场的风险作任何公开的反思。“炒股要听党的话”、“跟着政府的指示炒股”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必须重视的准则。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的证券市场的功能相当庞杂，是政府的政治形象工程、是国有企业筹资圈钱的工具、是为少数人提款的银行、是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的良方、是赌场，独独不是正常的股市、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融资工具。
中国改革之所以获得如许的成就，得益于邓小平提出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其核心在于政府不断的退出经济领域决策，如放开价格、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开放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与这些伴随着的是，各级政府逐步实行分权、推动以法治规范市场的努力，并且制定法律约束政府自身行为。这也就是施莱弗等人所提出的政府的“无为之手”与“扶持之手”。但这一趋势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并不适用，中国证券市场不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化而来，而是在旧体制之外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前景较传统行业原本具有先天优势。如果任其自生自发的演化，其路径虽会遇到波折，但随着市场经济各项道德、法治等基础的完善，应该可以走向成熟。但很不幸，从一开始，政府的掠夺之手就在证券市场中频频显现，在证券市场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动用自己的信用，陷入证券市场的利益纷争。“个人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在证券市场上也不再是行为准则，“看政府脸色行事”成为每个投资人的首要功课。一旦当政府的信用透支殆尽，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也就坍塌，此后政府或许会稍为收敛，以期集聚股市信心，以换来下一次繁荣，但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这种轮回一直到今天仍在发生。陆一不无叹息道，“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上、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看不见的手’萎缩了，‘闲不住的手’却茁壮成长。”
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西谚如是说，政府在监管证券市场也同样应该如此。证券等金融市场的实质是“信心”与“信用”，陆一认为，要让投资者有信心，就必须恢复政府和国家公信力，想让政府、特别是政府的行政监管部门“Tie their own hands”（管住自己的双手），重新担负起代表和维护起公共利益的责任和义务。退一步讲，即使政府不愿意放弃在房地产行业中的既得利益，也无关紧要，但这时政府就不应该以公正的市场仲裁者出现，而应该与散户、与机构投资者同台共舞、公平竞争。卢梭在《忏悔录》写到，“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恶，而是挂着正义名号下的伪正义”，这正可以用来警示当前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角色，不管拯救国企、填补社保金有多重要，也不管股市下滑或暴涨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有多大，这些高尚的目标，都不应该成为合法损害其它投资者的利益的理由，都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成本的“损人利己”。未来如何发展？陆一在《闲不住的手》中不无悲壮地写到，还需要继续用投资者自身所付出的代价和市场的合力来逐渐推动中央政府自身行为的持续转型，这也是吴敬琏先生在序言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