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公正的大敌——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
李华芳
在18世纪晚期的格拉斯哥街头，如果一位男士不能身穿一件亚麻衬衫，那就是不体面的。经历过饥荒和战乱的阿马蒂亚•森一直铭记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这个“体面生活”的例子，后来在剑桥大学的特纳讲座中，森以《生活水准》为题，详细阐释了他个人的思想与斯密“体面生活”论述的关联。生活水准（the standard of living）这一概念原本不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就跟斯密的“体面生活”的概念一样。但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斯密实际上表明，穿着亚麻衬衫体面出现在公众面前，是18世纪格拉斯哥人的“生活水准”的衡量标准之一，当然这也是对于什么是体面生活的具体例证。
近年来，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反思，而不是单纯拜倒在GDP这样的抽象数字面前。单纯的商品拜物教是斯密也反对的，罗卫东在《情感 秩序 美德》一书中通过对斯密不断修改《道德情操论》的分析指出，晚年斯密对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市场经济被异化而导致美德沦丧痛心不已。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将会使财富增长黯然失色。森的学术思想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到斯密的古典传统，对贫富差距和社会公正给予了极大关注，这反映在他一系列对贫穷和平等问题研究的著作中，包括《贫困与饥荒》、《论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等。
总体而言，森认为GNP或GDP一类的数据描绘的增长画面经不起深究。印度由于其人口数量与中国相当，总是有意无意被中国当成一个参照系来比较。1982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NP比印度高出19%，但要让印度与中国的人均GNP的内在信息一致，1960年的时候必须使印度人均GNP比中国高54%。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对那个时期的GNP估计都表明，两国处于相似水平。森由此总结到，数字计算的表面精确性只不过产生了混乱的画卷。生活水准上的成功或失败是生活状况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数字去把握相对富裕程度的问题。对于贫富差距及不公正问题的结论是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总结的，首先我们应该以个人自由是不是扩展来衡量经济增长，其次公正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个人基本能力的拓展。
这本新出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正是森对公正必须依靠基本能力的扩展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对印度文化的一种简单描述。全书共四编，分别讨论了争鸣的传统及社会根源，印度多元文化对争鸣的影响，印度的等级性别种姓制度与政治抗争的关联，以及印度人的身份与理性所蕴含的意义。森认为，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于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对于捍卫其世俗政治，对于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都是至关重要的。
将印度的争鸣传统置于森的整体思想框架，不难发现，争鸣传统对于民主制度有深远影响，而民主可以极大的避免不公正的公共决策，从而也能极力避免对底层穷人的剥夺，例如避免造成饥荒造成大量穷人的死亡。这对公正平等而言，意义不言而喻。森指出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年，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森的总结是：“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世界之大，概莫能外。”而且在森看来，20世纪的伟大成就中最了不起的是“民主制度”。
从“争鸣-宽容-民主”的构架可以推导出对社会公正的促进，而这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沉默却是公正的大敌。允许争鸣，而不是迫人沉默，这是迈向公正的第一步。森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中提到“阿育王的同情”这一事实，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人自己的境况很好，也会因为另外一个人受到了伤害而感到难过。这种同情共感也迫使人们进行表达，而不是明哲保身。通过《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森实际上讲述的是印度人“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故事。这对当下中国，不啻于警世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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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是好,但楼主考虑过一个问题没?
你所谓的争鸣是文化,学术,生活上的争鸣,还是国事政治上的争鸣?
如果是前者,我赞成.
如果是后者,我坚决反对.
明末的乱相,台湾的乱相就是一面明镜.明末的言官,在政治上可谓百家争鸣,什么都反对,可到头来什么实事没做,反而添乱,因为他们的争鸣,内阁和皇帝都优柔寡断,想两面讨好,结果国之不国.台湾也一样,整个岛养着一群专搞政治斗争的蠢人.
仔细的人都会发现,中国人其实最具争鸣精神,谁也不服谁,但不能将这种习气带到国事和政治决策上.
中译本序中“饥荒与民主”段落中提到，中国在1960年前后饥荒的死亡人数在2200-4000万之间。以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为例，尽管当年粮食减产，可是领导干部们确由于喜欢浮夸，向中央虚报粮食增产，反而造成大量粮食从四川外调到京津沪三城，使得四川当地饥荒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而农民又无法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森的总结是：“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不论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还是印度的历史，没有搞清状况的发言都是有失偏颇的。中国的鸣不是少，而是都躲在暗处，所以称不上争。而印度本身的体制纵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人能喊出他们的声音，但那是否意味着他们生活的现状，印度的老百姓也真的都“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我不得而知。但若真把人逼到死的份上，世界上哪里的人不敢嘴硬。可是民主，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谈，我们都是在预支未来吧。
至于50年代和文革对争鸣的打压，是否真如之前跟帖所说，望仔细看看历史，不辨自明。从长远的来看，中国的争鸣与沉默，是相互的钳制与大历史中的，不可以“50年代和文革”盖今日之现象。若从近日之和谐论之，我们应该看到在80年代之初，争鸣之声是回复过元气的，但却以一场极端的高潮告终。那到底算不算，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葬送了可以稳步推进的争鸣之声，我亦不敢夏定论。
一切仍旧只能交给时间，无论是去下定论也好，还是我们的争鸣也好……
鲁迅说过:中国之所以历尽磨难而没有灭亡,原因是中国有着坚韧无比的脊梁,中国的脊梁就是那些为民请愿的人,为国捐躯的人,为人民幸福宁死不屈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其实感觉这种民族的脊梁和印度的争鸣又有所不同，我们的民族精神里更强调在一种大贤大雅的圣贤精神支撑下去努力实现理想，而印度的这种争鸣更像是多种思想观点的交锋与利益妥协下的民主。
还是更希望我们的民族的曾经优秀美好的精神传承等够得到重建，支持楼上的楼上。
就是，不要跑题，也不要急着把自己对印度的那么一点点了解都抖搂出来，没人当你是哑巴。
我羡慕印度是“争鸣”。希望印度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楼上的楼上,不是太愤青,我反而觉得是保守党,呵呵.
支持楼上的观点,同时继续支持楼主的见解.不过破坏争鸣不仅仅是50年代那一次,应该还包括文革.
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呼吁思想体系的重建,正是意识到这种伤害和破坏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
在全盘否定本民族传统,把传统优良的东西和糟粕一并被当成垃圾清除的时候,我们又迎来了所谓西化.而所谓西化又似乎营养不良,别人的好没学全,把人家的糟粕一股脑的又学了来.
结果怎样呢?
倡导民族精神,传统优良,坚持传统品德情操,是每一个有识的中国人所努力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
楼上的太愤青了，楼主并没有说印度多好，但是印度人的那种争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不过在中国，50年代那次打击知识分子，将争鸣彻底的与中国人绝缘了。。
现在的中国，是迫人沉默，而打击说话的。
很有趣，把印度人说得很有反抗精神呢。那千年的种姓制度怎么没有反抗掉呢。印度旅行时候，所乘大客车撞死一骑自行车的人，司机下来，看了看是低种姓的，拖到路边，开车扬长而去... ...这就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当然，我们的不足应该改，不过既然民主是正确的，不需要这种胡扯的著作来呐喊助威了。看看印度几十年来的婴儿死亡率：198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4.2%，印度为11.48%，高出中国7.28个百分点；1999年，中国降至3.02%，印度降至7.09%。如果你都活不到投票，投票还有什么用呢？
另外，关于严重大饥荒，的确社会原因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但也不是专制才有，例如爱尔兰大饥荒（一场发生于1845年至1852年间的饥荒。在这7年的时间内，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
大哥别笑二哥。
印度的所谓民主是殖民的产物，历史上帝国也一大把，诸侯就更多了。
只不过死人的方式不同，是零星地死，几十年加起来也不比中国少。种姓制度就更不要拿来现眼了。
和中国也没区别，实际上是官僚掌权。但中国至少是轮流坐，印度
独立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尼赫鲁王朝。
LZ应该有点建设性
是啊，我们很和谐。
当上面提倡，让我们争鸣的时候，如果你当真，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很和谐。
允许争鸣，而不是迫人沉默，这是迈向公正的第一步。这样的文字，对于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依然还是呐喊微弱，依然其路漫长，但是尽管这样，我们依然还要有希望，还要支持和坚持下去。
所以，我来支持，一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