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leiwon】汲取成功者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道理，然而在奔向经济繁荣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拉丁美洲国家坚定地执行发达经济体向全球推销的“华盛顿共识”，结果却是债务危机频发、经济社会动荡；前苏联及东欧转轨经济体本来期望成为摒弃中央计划经济的优等生，却在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病床上沦为奄奄一息的小白鼠。基于对20世纪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经济表现的观察，丹尼·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一书中指出：“有效的制度结果不一定来自唯一的制度设计。”与此类似，钱颖一在《中国的改革是如何成功的？》（本书第11章）一文中也谈到：“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它们不知道改革的具体目标所在，而是要寻找到一个通往这一目标的可行路径。因此它更关注于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而非最佳经验制度。”根据钱颖一的描述，中国在改革初期实施了一系列既改进效率又兼顾执政者利益的经济制度，例如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财政合同制、匿名银行制度等。通过上述转轨时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中国在缺乏私人产权制度及其他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启动了经济增长，并于1990年代后期逐渐向“最佳经验制度”靠拢和趋同。从事后进行的学理研究来看，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举世罕见的创新之路，但我认为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很更倾向于“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的窘境，其中的关键梗塞便在于意识形态之争（可参见吴晓波：《吴敬琏传》），主要体现在那些“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新老划断”、“先行先试”等中国经济改革所特有的思路和办法。幸运的是，意识形态的掣肘却激发出了敢为人先的种种创举。如果将清末中国未能建立起汉人主导的君主立宪制归因于国运不济，那么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改革恰恰是阴差阳错、否极泰来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