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国知识界是一个罗生门，中国知识界所生产的知识，也是一个罗生门，中国知识界许多重大争论，又是一个罗生门。当我面对这“三重门”大惑不解时，我读秦晖。
看过黑泽明《罗生门》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知识分子其实也不过只是眼前这个社会的目击者之一罢了，你何必仗着自己读过几本破书、认得几个狗字、自己的主子有钱有枪，就以上帝或上帝的代言人自居？
最早的希腊哲学是自然哲学，但一直要到伽利略、哥白尼、牛顿，在受控实验的前提下，人类才算是掌握了部分真理。这套方法论的东西，在现代又被波普尔总结提炼为一套证伪主义的方法，当然后来库恩又把它提升到“范式”的理论高度。到了普朗克的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力学的“力”的基本概念已经让位于“能量”的概念了。牛顿以来，在社会人文学科领域，一直有雄心勃勃的思想家、理论家想做这个领域的伽利略、牛顿、哥白尼，由此可以开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在中国，这个名单却很短，无非马恩列斯毛邓。究竟谁是社会人文学科领域的伽利略、牛顿、哥白尼，世界公认无疑议的，截止你还在呼吸的这一刻，可以说一个都没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更等而下之了，既没有多少发明，也没有多少创造，争的其实不过都是解释权。在唾沫星子与笔墨文章齐飞、狗嘴与猪蹄共一地鸡毛的时候，秦晖是那个可以正本清源的人。在这本《市场的昨天与今天》中，《“原始积累”与转型时期政治经济学》这篇文章里，你可以当中国经济学界的罗生门来看。我们曾经是一个叫嚣过“腐败有理”的国家（腐败有利于消解旧体制），我们也曾经是、现在还是一个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为理论基础把初级阶段当基本国策的国家。我认为无论你今天抨击腐败、还是痛心道德滑坡，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扬汤止沸，秦晖在这篇文章里却做到了釜底抽薪。这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也是面对当今中国社会人文学科领域众多罗生门问题的可以看到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
罗生门的问题，在发明了受控实验的自然科学界，可以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除此之外，人类仍然处于一波三折的艰难探索之中。如果你的思想仍脱离不开“唯物论VS唯心论”的窠臼，那么你的思想框架就还是西方19世纪的。要以这个东东做衡量的话，可以说很多在苏联教育训练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大V，基本上在国际上都OUT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好几次颁给了心理学家，这似乎已超出了国内的想象力，也从来不宣传。秦晖在这本14年后再版的《市场的昨天和今天》自序中说，“我并不善作愤世嫉俗之态，却也不是随波逐流之人。我想任何一种主流之潮即便它是合理的，也不能‘一元化’，因为一元化便是万恶之源。既然如此，我甘居‘非主流’——80年代如此，90年代亦然——也是安之若素的。” 这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诚恳态度，令我不由得肃然起敬。在一个学问总是夹带自己和自己主子“私货”的中国知识界，这种诚恳难能可贵！
老实说，我瞧不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当代，骂知识分子骂的最凶的有两个，李敖和王朔。
李敖在《快看“独白下的传统”》一文中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
王朔在《我的文学动机》一文中说，“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是流氓、武夫和外国人。他们无不利用知识分子驭民治国……信仰与利益，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自处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伪善便成了普遍的选择。……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说难听点，这就像两只狗为争一只骨头打架，你不能说被咬的那只不是狗咬的。对一只旁观的羊来说，那是狗们的私仇。即便这只狗是牧羊犬，到处跟人说它是为保护羊群受的伤。我从小到大所感受到的，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
是秦晖让我觉得两位的话，偏激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