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滕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指出要评估三类顾客群：（1）非消费者；（2）未充分满足的顾客；（3）过分满足的顾客。第1类消费者往往与新市场破坏性创新相关，例如当年贝尔公司新推出的电话服务满足了许多不方便使用电报的非消费者；第2类消费者往往与高端维持性创新相关，例如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许多大公司都倾向于关注这一类消费者群体；而第3类消费者，产品改进为他们带来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
My comments: 可以对比考虑一下产品设计的分析工具Kano model。克里斯滕森指出的三类顾客群，也许恰好可以对应三类客户需求。对于非消费者，如果你的产品激发了他的潜在需求，具有excitement characteristics，那么你的产品就形成了新市场破坏性创新；对于未充分满足的顾客，对应于expected characteristics，质量越好，客户满意度就越高；对于过分满足的顾客，可以认为大致对应于must-have characteristics，所以我们会觉得中国电信的国际长途音质确实不错，但是为什么不用skype呢，只要skype也提供基本的通话质量，额外的音质的边际收益几乎是可忽略的。
克里斯滕森分析了美国的教育产业。以同样的分析工具——动机-能力框架——分析中国的教育产业，我的分析结果很悲观。在政府管制下，非消费者事实上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非消费者，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那些已完成或尚未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就进入就业市场的未成年人以及成年人，他们需要提升他们的劳动技能，但完全不可能进入传统的大学，甚至不可能进入职业学院。而当前的教育政策压制了教育机构有效开发这一块市场的动机。另一方面，初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内充斥了过分满足的顾客，只要看看中小学生的大书包（现在部分学生已经升级到旅行箱了）以及大学课堂的翘课率就明白他们是多么的被过分满足，但是教育部不允许教育机构提供精简版的服务，显然你无法想像在中国的大学里可以不考英语四级、不上许多“哲学”课程。而对于那些未充分满足的顾客，官方教育机构可能恰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提供合适的服务，所以长江与中欧才那么火爆。长江与中欧有特殊的背景，而对于那些没有什么背景的一般性潜在进入者而言，进入门槛实在不底。确实有相当数量的民营中学生源过剩以至于需要各级政府决定录取谁不录取谁，但这些学校都不是破坏性创新者，他们都遵循了已有的市场模式，他们提供的服务与官营机构并无二致。而高等教育市场呢，似乎没听说哪所民营大学是不需要上“哲学”课程的，倒是听说一些学校连上课都要打卡，而且是指纹识别。所以，目前来看，中国的教育市场只能归于“困境”。当然，这是基于目前的政策环境，如果政策有变，那也许一夜之间就能成为创新的“温床”。总之，当下的道路是曲折的，长期的前景是光明的。
BTW，该书译得相当生硬，校得也不够认真。例如MIT就成了马萨诸塞州技术协会，让我对现在的翻译软件们大失所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