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時尚面對大眾而意在討好之，但一時一地的時尚雜誌卻可以非常具排斥性的，先不論潮流審美商品新陳代謝之嬗變，單就文體已經如此。記得少年時慣讀古典文學的我，拿起九十年代風靡青少年的香港時尚雜誌《Amoeba》，那種文體那些構句，其陌生和晦澀程度，對我而言不下於清代詰屈聱牙的龔自珍。也許是因為曾經被排斥在時尚之外的缺憾感，每隔一陣就會認真捧讀一些關於時尚（尤其時裝名牌，因其符號有歷史系統）的書，一如偶然翻閱古書。
近讀香港時尚名人黎堅惠（昔日《號外》、《Amoeba》主腦之一）的《時裝．時刻》（下稱《時》），和台灣教設計的建築師顏忠賢的《穿著Viviinne Westwood馬甲的灰姑娘》（下稱《穿》）。我想像在閱讀裡感受到的陌生衝擊，大概一般大陸讀者都能體味。時尚作為商品化機器的一部分，本就是自成系統而造成陌生、卻又想招惹你去品味的東西。
符號系統：兩種取向
黎堅惠和顏忠賢都是難以進入地招人品味，但二者行文的分別明顯。黎堅惠的名詞比較顯眼，大量的名牌、人名、原料和處理技術專有名詞（要用英文才顯上道！），一個內部自相指涉的符號系統，她寫我少年時也穿過的Boy London（現已絕跡香港）：「Boy London的意念簡單，就是賣Boy 和london兩樣東西，承接Katherine Hamnett的Slogan Tee的矚目簡約，下啟Vivienne Westwood的皇冠標誌，英國皇室其實給了英國創意工業無數點子。」 在這樣的符號系統裡，要進入或反駁，你也許要懂得Katherine Hamnett的設計風格史，知道Slogan Tee作為一種文化性外衣其實也可以宣示重要的政治、種族、性別態度，想起Vivienne Westwood作為龐克（Punk）文化代表又豈止皇冠這麼簡單……嘿這些或者都是文化與歷史問題，與一年數季的時尚相距很遠——所以剩下來的就是「別管了，先買了穿起來你就知箇中玄機。」也許我同代的女孩就是這樣似懂非懂地被教育成馴良標緻的都會女性。
時尚書的作者當然如同教主，各種品味選擇配搭的原則，黎堅惠說得簡單，卻像上師口述一句禪機。我朦朧辨識這種以名詞交織簡單原則簡潔態度簡短個人史的文體，可稱一種《號外》餘風——《號外》創辦者陳冠中寫《事後》，用類似文體來記述香港本土另類文化發展歷史。黎堅惠長年在香港時尚雜誌上撰文，文句淺易近乎揮發性；而這些名牌符號，無異專家的保護系統。
顏忠賢的文體更難懂，他形容川久保玲的不完美：「一種廣島式的時髦，一種後龐克的表達，一種核爆的殘留物，一種對日本的侵略，一種對身體形態對性對性別的探索，總而言之，川久保玲終究是一種必然的激進。」海量而炫目的形容顯示作者強烈的反向控制經典名牌面貌的欲望，不斷衍生的形容詞和副詞語段，明顯是故意破壞語法的冗長構句，這是台灣經歷詩人夏宇洗禮後的集體節奏、語言的狂歡爆炸，台灣在地語言特色。時裝書著重圖片，《時》整體感覺是文與圖呈二八之比，重點都在圖裡；而《穿》裡的文字本身的重量則幾乎和華麗經典的服裝照片等駕齊驅。顏忠賢寫過詩，是設計系的教授，迷時尚也有身份自矜，和黎堅惠風沙滾滾每月編雜誌趕交稿，自不可同日而語。
時尚必須反時尚
對時裝有興趣，除了貪慕華美虛榮，更是因為那種有趣的矛盾：時尚和穿衣是要尋求並突出一個獨特自我，然而進入時尚系統乃同時是臣服於虛幻的名牌系統，代價不菲而且有時明知是受騙，但人類還是精衛填海樂此不疲。時尚這行業本身精神分裂，《時》和《穿》裡都大力突出同樣主題：時尚必須反時尚。時尚是什麼？時尚就是流逝與消費。這都是行業的共識。
名謂「時裝．時刻」，其實不是專研時裝，乃是黎堅惠想以衣裝為經緯，串起她的個人記憶、己流逝的成長時光，成名、認識朋友、當母親的片斷。以時裝記時刻，就是以流逝記流逝。書中最動人的或者是她唸大學時的少女花裙照片，和把Romeo Gigli的腰帶當tube-top配透視裙再綁條絲巾的古怪配襯——她懷念那個幹什麼都沒人大驚小怪，快馬輕裘的少年時代，說見怪不怪才是國際風範。雖然沒有直言，從雙魚座式自戀回溯，其實也反映了香港社會的近年其實相當呆板沉悶。時尚人士會以一些政治正確的行為去表示身份，黎堅惠也展示自己把不穿的名牌衣物轉賣、網拍，以示環保節儉。這有點令人失笑，我寧願看她說「不忍看見自己的衣服穿在他人身上」時真情流露的擁有欲。
顏忠賢的反時尚則更為原則性、更為弔詭。把時裝當成一種革命，學習派別宗師作宣言，他宣稱自己的「壞品味」：「品味不一定是有價值的、創意的、純粹的。壞品味因此也不一定是沒價值的、商業的、妥協的。」他是把時裝當成藝術去處理，一力要突出一眾時裝大師的激進：三宅一生像詩那麼拗口迂迴、是對「何謂穿」的根本性質問；川久保玲是超現實、不完美，是對青少女「生活與倫理」之激進教育；山本耀司難以忍受時尚世界裡時間感的流逝與消耗；Vivienne Westwood希望她的叛亂衣衫讓人成為真正的人。顏氏大概認為，觸摸名牌這消費拜物教，就要同時引入革命和解放的原則。他對時裝拜物的忠誠之合法性，建立在藝術原則之上；對於不那麼熟悉和喜歡的名牌，他用語言攝歸個人風格之下。我一直認為，要融入滾滾紅塵的人最應清楚抓緊自己的原則，才能在翻滾中理直氣壯保持原樣。與《時》相比，《穿》寫的不是時尚，它還常常提到這些名牌如何撤出台灣、新貨照片也較少；《穿》關心時尚的經典部分，即時尚與歷史、自我與非我的天人之際。
香港的流行文化不好講原則，卻喜歡強調自己清醒，黎堅惠示範說自己並非時裝專業，而配襯時最重穿出個人特色（凡人最受落的說法），故意不搭調，也不追溯經典歷史。顏忠賢寫個人也一般裝酷裝帥，但寫自己穿D & G也暗自流露國家／軍訓／同性戀的複雜媚眼，底子不同。顏替經典品牌淘砂礫金隱惡揚善，著眼歷史意義，恐怕是真正徹底的臣服。說到底，我是同意時尚教主有著代一般買物男女徹底瘋狂的責任，瘋狂是他們背負的十架。香港平民都喜歡清醒，台灣則是學者最無愧於強調狂迷。可以依稀辨認出兩種主體性的模式：一種在隙縫中東拉西扯、無信仰的混雜游走主體，和一種嚴肅地向歷史和美學屈膝、暗地蒼白的執著掙扎主體。這裡也有兩種社會狀態：幾乎由黎堅惠獨步天下地包攬時裝專欄、以致要半小時寫一篇稿的香港社會，和張小虹、成英姝等學者作家會在流行雜誌裡撰時裝專欄的台灣社會。自由或者深度，犬儒或者假仙。我理應與黎堅惠比較近，但對於他者應持學習態度，因此我把較耐久的《穿》留下，《時》則轉贈想看卻沒錢買的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