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后，读梁任公之游记，总不免有唏嘘之感。其思想穿越百年时光，撇开政治风云，对于国民性的认识竞似在点评当下民风，而对于他以二三十年之功用青年的努力改造国民性、实现自治的期望却好像完全落空。
泱泱中华在百年之后，国家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与百年之前有大变，最近国际地位更是RISE之势令国际社会侧目，近日大统领访美利坚，其规格之高、仪式之隆重较之百年之前，自是远过当年，即便是冷战之中俄狄头目戈夫访美，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双方统领各怀心事，于合作之中的斗争总是令人勾起不合时宜的联想。
看国际风云，反观国内，在这天朝盛世，在所谓精英阶层，思想界之中竞又有了满清末年、辛亥之初的气象。为何为何，时局使然。圣卡尔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又一谣言云，改革和革命总是在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