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考虑几个已经规避或忽略历史特性问题的途径。 规避1:对普遍存在的共同特征或疑问的认同。有时会有一些人宣称，所有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经济系统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如果这一看法正确，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它们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我会在本书的后面讨论并支持这一假设的一个受限制的版本。但是它们的错误在于完全集中于共性，而忘记了区别。所有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的共同特征，并不意味着特殊的、不同的特征的重要性就很小，或者根本没有重要性。集中于特殊性和一般性是必要的。错误在于它们认为对社会-经济系统来说，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是一般性的或共同的。 不考虑历史特性问题往往会排斥特殊性。他们认为，所有社会-经济系统（例如，市场、交易和选择）所宣称的共同属性是经济分析的关键现象，这样就排斥了其他的、历史偶然的特征。由于仅仅关注假定对所有系统共同的东西，经济学变成了非历史的。 单方面地强调共同性是与将经济学看做一般性的“选择的科学”这一观念相关联的。门格尔、罗宾斯和其他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必须致力于研究稀缺条件下的个体选择这一共同问题，并且探索出多重的、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用他们的术语就是有意的或无意的结果。不论这一选择理论的方法对经济学的价值有多大，它依然忽略了很多问题。对于总是发生个人决策的独特的历史环境重视不足。制度或文化可以塑造个体偏好的途径被忽略了。 与之相反，在这里我们认为，所有的社会-经济系统都必然是不同元素的结合体。这些结合体又依靠于历史的和地理的环境。一旦我们认识到非一般性的现象不可避免，而且具有重要性时，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在给定的情景中如何做出适当的假设。我们怎么才可以将这一假设建立在一个合适的方法论基础上呢?这是历史特性问题的一部分。 规避2:社会-经济系统的自然类型教条。避免历史特性问题的另一条途径是假定一个系统是“自然的”，而所有其他的系统是“非自然的”。这一思想深深扎根于这样一种更为一般性的观点之中，即经济生活的统一性和规则性是由自然决定的（C.Clark，1992）。 一旦任何既定的社会-经济系统被认为是“自然的”，那么所有的偏离都会被当做是需要纠正的背离，纠正的方法是完全求助于事实或者经济生活的自然法则。这一古老的思想经常被用到对现状给予科学解释的努力之中。而且，它鼓励社会科学家只关注一种系统类型。 这一教条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将“自然”视为想当然的。不论在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什么是而什么不是“自然的”这一问题绝不是那么直接明了的。演化中存在许多突发事件和路径依赖的结果出现的例子。灭绝的物种是不是就一定是“不自然的”呢?所有幸存和持久的东西就都是“自然”的吗?虽然苏联式的经济已经崩溃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它们是“不自然的”呢?如果由于苏联式经济是短命的就认为它是不自然的，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古代的奴隶社会比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更加“自然”:奴隶社会持续了几千年，而资本主义才存在了两个世纪多一点。虽然在社会科学中，人们长期坚持自然类型的这一教条，但是将术语“自然的”赋予一个系统而不是另一个系统的判断标准仍然是难以琢磨的。 规避3:将经济学视为人类本质或心理的表现。这一教条的一个普遍的变体是认为被选择的系统是“人类本质”的表现。许多启蒙思想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本质”是不变的和普遍的。我们来考察一下亚当R26;斯密的《国富论》中出现的著名段落: 劳动分工来源于人类本质之中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其他各种动物似乎都不知道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协约……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 （斯密，1976，p.17） 注意，斯密假设订立契约的偏好不是历史的、文化的产物，而是“人类的本质倾向”。为了坚持这样一种关于契约和交易的“自然的”观点，它们就必须被看做与特定的、历史创造的制度，例如财产、法律和法庭相区别的东西。斯密通过认为交换是普遍的和“自然的”，从而倾向于将交换简单地视为商品、劳务或货币在人们之间的流动。但是，当交易在市场经济中发生时，交易的就不仅仅是实物和劳务，还有产权。进一步说，契约是在法律规定和潜在约束力的环境下签订的。通过将交换和契约视为“人类本质”的表现，斯密低估了历史偶然性的制度，而这些活动所依靠的正是这些制度。我们将在后面表明，卡尔R26;门格尔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其他成员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认为经济学主要建立在“人类本质”或心理之上的思想是相当长命的。这里我们并不是认为这些因素与理解人类社会无关。当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相信社会和经济分析仅仅来源于对于人类本质或心理的理解时，问题就产生了。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将在第15章说明约翰R26;梅纳德R26;凯恩斯退回到了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经济分析是建立在普遍的“心理规则”之上的。 更为显著的是，认为个人具有给定目标或偏好函数的启蒙观念，依然支配着现代的主流经济学思想。随着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向其他学科的传播，现今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也出现了它们的身影。研究日程往往包括对于最优经济的、社会的或政治的安排的探索，而这些安排是以假设社会是固定不变的、非历史的个人集合为基础的。这样历史就仅仅在与一个单一的最优系统相比较的范围内才被接受。由于将个人视为非历史的，社会-经济系统的真实历史就丢失了。 与之相反，如果我们将个人视为部分地由社会和社会的各种制度形成，那么历史就可被重新纳入分析之中。个人和社会是相互形成的;在前进的过程中，每一方都在形成和重塑另一方。社会和个人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类本质具有真实的效应，但它不是静态不变的。也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自然规则。因而，对于历史特性问题的认识是与这样一种观点为联盟的，即人类本质是由社会制度塑造和不断重塑的。 规避4:认为自由市场是理想的。对历史特性问题的忽略经常包括一剂强烈的自由市场意识的猛药。自亚当R26;斯密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尝试用所谓的“经济规律”来证明自由市场政策的正确性。那些提倡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的经济学家，通常将它们视为评价现实的一个纯粹的和理想的标准。当然，他们也观察到，现实中存在许多不灵活的、受管制的、受约束的或者甚至是消失的市场。这些市场被指责为是对纯粹的、完美规则的偏离。 据称，经济理论已经证明了自由市场是最优的。但是任何一个称职的经济学理论者都知道这一论断是建立在严格的、可置疑的假定之上的。尽管如此，对于最优化的信仰还是持续存在。他们相信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要市场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那么它就会运作良好，这样不完美市场或消失的市场这些情况就被忽略了。如果理论不能适应现实，那么现实就必须去适应理论。现存市场中的不完美和局限必须被消除，新的市场必须在它们消失的地方得到重建。 将意识形态问题放在一边，这一看似平凡的举动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涵义。简单来说，经济学成为了研究理想的、纯粹的市场系统的学科。没有其他存在于过去或现在的系统需要研究，因为它们被视做是对理想规则的偏离。经济历史变成了所有经济向这一理想目标发展的历史。现存市场系统中任何的不纯粹或“不完美”，都被当成是来源于过去的不幸残余。理论探索都集中于建立一个所谓的纯粹市场体系模型。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持这一极端观点。许多经济学家发现了系统中存在市场不完美———例如，公共产品、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的原因，并且提倡一些政府干预和非市场组织形式。然而前面所论述的观点已足够有力，限制了对分配的非市场形式的分析。对于纯粹市场理想的偏离，经常以市场系统的中心概念（交易、价格、成本、供给和需求）进行阐述。它们并没有被当做独立的实体，因而不需要额外的理论和概念框架。 这一自由市场意识的一个特殊版本，是假设美国资本主义的制度总体是理想的。当其他地方，例如日本和东亚的经济经历衰退时，就有人叫喊道，这一次优绩效的原因，是美国资本主义自由和竞争的经济制度没有在这些经济中得到充分复制。这样就又一次给忽略特定制度和结构的做法提出了借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具有路径依赖性，或者它们可能在其他情况下有能力持续超越美国资本主义，但是这些可能性没有出现在经济学的研究日程上。 一个关于理想经济的理论，可能出现在由单一的、成功的系统类型主导的时期。对这一理想的反对，则最容易在它被认为是不完美或不适当的情形下出现。在19世纪，当英国资本主义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时，对于历史特性问题的认识就显著地发生在德国和爱尔兰。德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学家反对英国的经济政策，认为这些政策会阻碍它们自己国家经济的发展。他们也发展了独特的理论框架。这些不同意见传播到了美国，并且影响了美国的制度主义。但是，到了1945年，英国不再是世界的领军力量，而美国将自己看做世界的模范。美国作为孤立主义者出现，将自己的制度结构看做其他国家追随的楷模。美国的精神统治持续了20世纪余下的时光，只有8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是例外，当时日本被当做经济增长的一个竞争性典范。因而，单一的、理想系统的观念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