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已经陷入滞胀，成为这种失业率上升和价格上涨共同构成的奇特现象的受害者。从理论上讲，滞胀现象根本不应该存在，但它却真的出现了。一方面不能增加失业，另一方面又不能加剧通货膨胀，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应对。滞胀的影响远不止摧毁了良好的、发达的经济可以平稳运行的构想，它还毁灭了所有大学正在传授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滞胀的出现使两个多世纪以来精心构建的理论都成了无稽之谈。 当工作机会成倍递增时，涨价并不是问题，只要收入上涨的速度超过价格，人们的生活就会逐渐改善。几个世纪以来，通货膨胀的这些特性备受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人们一直试图对此有所解释。1680 年出生于爱尔兰的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R26;坎特伦（Richard Cantillon）大约在1730年有过如下论述： 如果实际货币的增长都来自国内的金矿或银矿，那么，那些矿主、冒险家、冶炼工、精炼工和所有其他工人的收入都将按比例增加。他们将比以前消费更多的肉食、葡萄酒和啤酒，穿上更好的衣裳、更好的亚麻布，把房子装饰得更好，用上更精良的商品……对肉类、葡萄酒、啤酒、羊毛等产品的需求会比以前更加旺盛，从而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而这些产品的价格高涨无疑会使农民在来年投入更多的土地，他们也将从价格上涨中得到好处，并且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增加自己的家庭开支。 由此，坎特伦得出结论： 我认为，总的来说，实际货币的增加会导致相应的消费的增加，从而逐渐引起价格上涨。 听起来有些过时老套，推理却十分普通。坎特伦其实向自己提出了经济学家们过去和现在都在苦苦思考的四个问题：为什么经济活动会增加？为什么价格会上涨？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如果有，这些关联起了什么作用？ 坎特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扩张的需求理论，即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会引发经济的扩展和繁荣，而供应则会顺应和满足需求。他进一步提出，货币的流通会推动需求的增加。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坎特伦可谓是第一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几乎比凯恩斯超前了整整两个世纪。 与坎特伦提出的问题相反的疑问是：为什么经济活动会减少？为什么价格会下降？二者有关系吗？如果有，这种关联又起什么作用？大多数问过自己坎特伦的问题的经济学家也都会提出这些相反的问题。其中某些经济学家，像马克思，则是从第二组问题开始研究的。但是数个世纪以来，这两组问题并未彼此发生联系，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后面我们会了解“通常”的含义），价格水平和失业率就像跷跷板，价格在一端，而失业率在另一端。在坎特伦所说的经济扩张时期，价格上涨而失业下降。而在萧条时期，价格会下降而失业率增加。因此总的规律就是：价格上涨，失业下降；价格下降，失业上涨。 我们可以费尽脑汁从巴度自身来解释它的经济发展，可以堆积若干数据：每年栗子大概的平均产量、当地使用的工具、运走和保留的铁矿的数量和质量、修建一所房屋所需的工时、土壤的成分、每年的降雨量，等等——但这些却无助于了解巴度的经济实际上的运转、为什么以及怎样发生的数次变化。当地的线索对解答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意义。能够解释这一切的线索都来自于远方城市的市场、工作、产业迁徙、技术（新型的供水系统，老的道路）和资金。要想理解在巴度发生变化和没发生变化出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我们就必须去那些远方的线索中寻找——它们对巴度确实产生了影响，却和巴度自身的定义无关。 乍看起来，细致地研究各个城市对巴度的影响，与它们对诸如罗马帝国、法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或者国际经济的影响似乎没有什么相互联系，其实不然。首先，现实情况——我们必须经常密切关注现实，否则，我们就会迷失在自己创造的迷雾中——的确，使巴度发生剧变的影响来自那些特定的城市，而且通常是遥远的城市。我们所说的“法国的国家经济状况”与巴度的一切虽然有关，但它并不是巴度经济发生变化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做得更精确些，那为什么还要被这些所谓的国家经济数据所困惑？其实，罗马、尼姆或者里昂、巴黎，还有后来那些艺术家、作家和度假者（电影制片公司）原来所在的各种各样的城市——它们才是真正改变巴度的经济实体。 区分城市经济和我们所说的国家经济的混合体非常重要。这不仅是承认现实的问题，实际上还给我们揭示了改变经济的核心元素。不能区分这二者，直接导致了很多落后国家陷入广泛的经济灾难，而且代价惨重，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认识到，进口替代过程在实际生活中是由具体的城市完成的，而不是靠什么“国家经济”。我将在本书中介绍很多城市如何成长、如何通过本地的生产替换进口产品而变得富有经济活力的案例。忽视这种普遍的现实会使我们在思考经济问题的时候感到迷惑、没有意义、浪费时间，失去发展的机会。 人们长期以来发现，在许多贫困的地区或国家，那里的进口一直超过自身的支付能力，或者当地的资源被大量掠夺，原因是许多物品不能自己生产出来。1889年，一个美国南方人在波士顿的工业家和银行家集会上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的描述，之后他又在纽约一个同样的集会上重复了这次演讲。亨利R26;格拉迪（Henry Grady），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一份主要报纸的编辑和专栏作家，讲述了他几年前在亚特兰大以北80英里左右的皮肯斯郡（Pickens County）参加的一次葬礼： 坟是在坚硬的大理石上挖出来的，但大理石墓碑却出自佛蒙特。这儿有一片松林，但松木棺材出自辛辛那提。背后就是铁矿，但棺材的铁钉和螺丝，还有铲子都来自匹兹堡。当地拥有大量坚硬的木材和金属，运送尸体的四轮马车却来自印第安那州的南本德。附近生长着一片山胡桃小树林，镐和铲子的把手却来自纽约。死者身上的棉衬衣来自辛辛那提，外套和裤子来自芝加哥，鞋出自波士顿，紧闭的手上戴着的白手套来自纽约，而那受尽苦难的可怜的脖子上缠绕的廉价领巾来自费城。那个郡有那么多未开发的丰富的资源，葬礼上却除了尸体和大地上的坟坑以外，没有一样出自当地——如果可能的话，这些也许同样会进口。当这个可怜的家伙慢慢安息时（棺材上的饰带来自洛威尔）他没有带走任何可以使自己能够想起故乡的东西，除了血管里停止流淌的鲜血，骨头里冰冷的骨髓和石头掉在棺材盖上的单调的回声。 格拉迪列出了祈祷式上的14样物品，其中11件来自当时的大城市：棺材和衬衣来自辛辛那提，钉子、螺丝和铲子来自匹兹堡，工具的把柄和白手套来自纽约，外套和裤子来自芝加哥，鞋来自波士顿，领带产自费城，还有马车出自一个小城市南本德。只有大理石出自佛蒙特州的乡村，棺材的饰带出自洛威尔——一个纺织小镇，那里的工厂是从波士顿搬迁过去的——这些产品不是出自大城市。 在这些变化发生的同时，东京的各种各样的城市工作机会也开始吸引蓧原的农村居民。在1956年前，几乎没有人移民去东京，唯一的例外是当地校长的两个儿子，一个做了天文学家，一个做了医生。然而从1956年起，大量的年轻人被吸引去东京工作和生活。到1975年，有14户人家的所有孩子都离开了，其他人家的孩子也走了很多。同时，外面有一户人家搬入，成为村子里第五十户居民：来自东京的一位教授和他的妻子，他们把这当成自己周末度假的场所。多尔估计，别的人也会尾随而来。 随着人们离开田地和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原来一些东西就不得不改变，例如过去的办事方式。可以节约劳动力的工具变得非常必要。蓧原遇到了典型的城市腹地的困境，也采取了典型的解决办法——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用以节约乡村劳动力的工具几乎都一成不变地首先从城市腹地开始应用，之后才延伸到其他类型的地区。在蓧原，随着节约劳动力的工具在田间和室内大量使用，这块土地上的个人生产效率急剧提高，比如到1975年，谷物种植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已经降到1955年的一半，这20年的进步比以前半个世纪的变化还要巨大。 在多尔所描述的农产品产量和生产效率剧增的例子中，最令我惊讶的是橡木和蘑菇种植。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蓧原的三位农民开始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来做实验。他们从承保商那里买来原木，在中间钻洞，然后塞入含有蘑菇孢子的锯末渣。他们把原木堆放在一起，放上一年半的时间。过后，原木被浸在水里，再过上几天，蘑菇就蓬蓬勃勃地长出来，得到了大丰收。原木再被弄干，而后又继续这个过程。到1975年时，这些农民每一个都拥有4万～5万根原木，每天都把蘑菇送到东京，终年忙碌不已，在冬天还使用温棚。“无数成堆的原木用电动起重机在钢筋大梁上搬运，移进金属架上，从卡车上搬到大水池，然后又取下。”多尔这样描述。到1975年，附近的村子也出现了少量的模仿者。东京现在能够进口更多种类的物品，包括如此多的蘑菇，是因为它以前需要进口的许多物品如今可以自己生产，从而腾出了更大的市场购买力。 有了节约劳力的设备之后，一些蓧原的农民能够更多地支配自己的况是家庭的一些成员从事耕种，而另一些去挣取工资收入，在农忙的季节用业余时间回来帮忙。在很多家庭，老人们负担起了耕种的主要责任，而年轻人出去工作。在1975年，村里有7位独自生活的老年女性，她们自己就可以成功地耕种田地。而在村子开始大力引进能替代劳力的设备之前，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这简直都不可想象。在许多情况下，农民在购买这些设备时得到了他们在东京工作的孩子们的资助。 远方市场对供应基地的影响的这两个特点由来已久，远远早于现代的运输、通信和工业产业，也远早于现代的大众市场。例如，在中世纪的时候，意大利的撒丁岛向欧洲各个城市供应奶酪，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口产品。显然，远方的城市对来自撒丁岛的进口都非常具有选择性，行动也非常一致。在文艺复兴时期，波兰的一些农村成为西欧和北欧城市的供应基地，提供小麦、黑麦和森林产品，产品种类也较为单一。同一时期，加纳利群岛成为欧洲城市的蔗糖供应地，它们是后来的生产单一糖类作物的西印度群岛的原型。在更早的年代里，伊特鲁里亚（今天的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城市和后来的罗马把厄尔巴岛变成了自己的供应基地，联合起来从那里输入铁矿。我们也不要忘了巴度镇，远方的市场也需要那里的铁矿，以至于专门修建了通向矿山的道路。我之所以谈到这些案例，并不是因为它们非常特殊或者罕见，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典型的城市市场与供应基地之间的贸易关系。 今天的情形没有改变。赞比亚为远方的市场提供铜矿，舍此无他。新西兰供应奶酪、黄油、肉类和羊毛，正在为市场的萎缩而发愁。加拿大也有两个例子。新布伦斯维克是鱼类、纸浆、纸张和木材等的供应地，而萨斯科彻温则提供小麦、钾肥和石油。威尔士和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区主要产煤，不过近来繁荣的香港市场也开始从阿巴拉契亚山区进口大量的花旗参，年贸易额达到3 000万美元，吸引了贫穷的山民带着锄头在森林里到处挖掘。可是，香港从那里进口的只有这一种商品。全球都从沙特和科威特进口石油，但也仅此而已。另外，世界各地的城市还都整齐划一地从苏格兰的中部和南部进口大麦制品——威士忌。 有时候，许多远方的城市市场会组成一个巨大的联合体，并隐藏在某个强大的城市背后。香港并没有把它所进口的全部人参都在当地消化掉。而在过去，波兰的黑麦、小麦和林产品虽然是供应给许多城市消费，但阿姆斯特丹却是唯一的集中销售地。产品的价格要在阿姆斯特丹确定，运输也在那里安排。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建立了成熟的商贸联系，在新的市场开拓后，他们的势力很快就能进一步延伸过去。里斯本的商人则包办了加纳利群岛的糖类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里斯本的居民把所有进口的糖都吃掉，也不表示全欧洲的蜜饯和糖果都是在里斯本的糖果店生产。当法国征服越南时，很多贸易被巴黎控制，但同样，越南出产的锌、锡和肉桂最后也要运到从巴尔的摩到汉堡的各个港口。从前，蓧原的居民将蚕茧卖到东京——那时蓧原还是供应基地型经济，但我们不应忽视，其实是米兰、里昂、纽约和许多别的地方造成了蓧原和类似地区如此专业化地从事蚕茧的生产。加纳利群岛现在主要的农作物——香蕉——的贸易被西班牙政府控制。“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香蕉都卖给马德里”，那里的一个农民说。不过，香蕉最后会运往西欧所有的城市批发市场，这些市场同时还从加纳利群岛获得蔬菜和鲜花，全部的交易都需要一个中心来控制和定价。 墨西哥城对当地没有用。墨西哥是一个大国，那皮扎诺远离墨西哥城能影响的腹地，几乎不受墨西哥城经济的影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看，墨西哥城比洛杉矶更遥远，后者至少还给那皮扎诺人提供了稳定的工作。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汇款被当地人负责、节俭而合作地使用着，但如果汇款一旦停止，那皮扎诺仍将迅速回到移民开始之前、没有汇款时的可怕的贫穷状态。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人们将不得不彻底抛弃这个地区。原因在于，除了来自洛杉矶的汇款以及购买了电视机和其他进口物品之外，当地的经济——人们谋生的手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也不存在革新，就像以前的巴度一样。 来自很多贫穷地区的人们都梦想在自己的家乡发展新的产业，然而这些计划往往在非常初期的阶段就显示出了毫无希望的结局。一个埃及裔的社会工作者在鹿特丹帮助那里的移民，他还跟踪研究了那些移民后来的命运。他说，即便是像开出租车、或者开个杂货店那样简单的个体户式的创业计划，在他们的家乡也难以实现。人们在鹿特丹多年省吃俭用，用积攒下来的钱购买出租车，运到北非或者南欧的一个穷村子里，最终会由于缺乏保养而破损。同时在此期间，出租车也不能给车主挣到足够的钱，无法购置下一辆车作为替代品。开在村里的小店也会失败，因为在那些充满憧憬的移民不断离开和回去的乡村里，经济依旧停滞、缺乏活力，没有新事物发展的空间。 鹿特丹的社会工作者说，在落后地区仅有的可以实现的梦想是开拖拉机。那些用积蓄购买拖拉机的移民经常能在家乡迅速得到回报，他们可以为远方的市场运输经济作物。这项投资是明智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投资人的生活。但是，他悲哀地补充道，拖拉机使许多农业劳动力失业了，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压力，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外出，寻找新的工作，到鹿特丹这样遥远的城市去碰运气。 意大利电影《面包和巧克力》（Bread and Chocolate）描绘了意大利工人在瑞士的城市和城市腹地打工的时候承受的孤独、歧视、剥削、无止尽的工作和痛苦的文化隔离。但其中有一个角色并没有抱怨瑞士和瑞士人，他解释说，“还是抱怨迫使我们移民出走的意大利吧”。他的说法已经很接近事实的真相了，但这还不够。毕竟，意大利北部不是迫使大批意大利人遗弃家园的根源。相反，米兰、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及其周边的首尾相接的腹地，已经接收了相当数量的来自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的希望逃离贫穷的人们，并且帮助许多人实现了部分梦想。 这样的问题不能用“国家经济”的概念去理解，它不能归咎于意大利的“国家经济”的缺陷，也不能算作欧洲经济共同体导致的问题。用那样的定义来思考这个问题是愚蠢的，只能让人们混淆基本的现实。真实的情况是，在南意大利、西西里和威尔士这样的地区，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自己的有活力的进口替代型城市。理解了事实并不等于就能提供解决方案或药方，但这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至少它可以告诉我们，那些没有认识到缺陷所在的补救策略将是失败的，随着时间的过去，落后地区将萧条依旧。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策略上面，其中一些策略的问题我会在此后的三章中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