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如果一个经济体由于饥荒、流行病、地震、潮汐、洪水或火灾而受到破坏，那么，未受影响的经济体可以帮助人们和企业重新恢复过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来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帮助欧洲国家及其企业在飞机和坦克攻击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了起来。破坏是极大的，而援助的范围和规模也同样可观。如果没有在战争中未受损失的美国所提供的机车、卡车、发电机、水泥厂、轧板机、肥料、拖拉机、机械工具、放射仪器、药品、课本、电话交换机、冷藏机械、推土机、管道、水泵、缆绳、切割刀具和更多的物品，这种经济复苏肯定需要更长的时间，战后的贫困将延续很多年。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马歇尔计划成了一个“奇迹”，它提供的设备起到了帮助治愈和恢复的作用，成功地将援助与欧洲本身的生产结合在了一起，使欧洲大陆迅速从战后的死灰中恢复过来，其速度和成就都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但这里我们必须暂时停下来，请注意一下，有机体的愈合——包括像经济体这样的有机体——与有机体的变形并不是一回事，其结果是不同的。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例如，1906年的旧金山经历了地震和火灾的毁灭，恢复之后获得了发展和巨大的繁荣。但人们不至于糊涂到犯这样的错误：去建议红十字会不加区别地给那些陷入经济衰退或停滞的城市提供援助，以便使它们像旧金山一样，迅速重获经济繁荣。 很自然，马歇尔计划也没有使陷入停滞或下降的欧洲经济转变为发展型的、自发增长的经济。有些受援助地区，譬如荷兰、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确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就如同旧金山在灾害之后所表现的那样。但其他一些地区并非如此。英国同西德一样接受了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设备，可英国经济在当时并未因此像西德那样得到快速发展。意大利最富饶、最有经济活力的北部地区进一步成长起来，变得更加富裕；而在过去非常落后、贫困、被动的南部地区，萧条的情形却依旧没有改变。来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以及后来出自意大利北部的更大规模的援助，都没能改变事情的本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经济因为本身的痼习而难以发展起来；人们不得不继续大量涌向意大利北部或更远的地方，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工作岗位和收入。 这就是我们所知的现实。然而，马歇尔计划仍然被标榜为能将停滞的经济转变为发展的、自发增长的经济的援助楷模。来自各个国家、国际援助和发展机构的发展计划令人惊讶地膨胀起来，它们都言之凿凿地允诺，自己是面向第三世界国家的马歇尔计划，或者小马歇尔计划、类马歇尔计划之类，以吸引人们的关注。 这种空口允诺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在那些仍然停滞、贫困的国家，幻想破灭之后的人们充满愤怒；在发达国家，人们对于援助别人的想法感到憎恨，更糟的是，对那些得到援助的人们也感到憎恨（因为援助的资源来自纳税人的收入。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后可以偿还成本”的幻觉之下欠下了难以偿还的巨额贷款，还贷的费用耗尽了穷国的出口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些极度贫穷的地区，除了能够在一二十年年之内从“落后”进步到“发展中”的期望以外，实际上再没有别的奢望。由于落后国家难以偿还的贷款以及因此而追加的贷款，还有其他将各种事情捆在一起的狂乱因素，国际上的银行体系濒于破产。 这个地区随即变得荒凉、人烟稀少，好像从未被外人发现过一般。直到16世纪，才有部分移民——大概是从下面的山谷和山坡上被驱逐出来的无地农民——来这里修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石头房子。他们在岩石中拓出小片的园地，收集栗子，在附近的林子里搜捕野味。他们努力在贫瘠的、遍是石头的土地上求生存，但并不比以前的时代更有创造性。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这个地方的经济没有再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生活不仅艰难，而且单调乏味，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在晚上偷走别人园里的东西，转移界限标志，然后又无休止地围绕偷窃行为进行争吵。在大约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些几乎是唯一令人兴奋的事情。 到了19世纪70年代，情况突然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一种谣言开始流行，说是在遥远的地方可以有更理想的生活。这也许是从那些曾经驻守巴黎或在普法战争之后路经过巴黎的新兵里面传来的，也许是源自那些原来居住在山区耕地斜坡上的移民。巴黎吸引了无数代的法国乡下移民，可巴度的人知道得很晚。但一旦冒险的人离开村庄，慢慢就有人跟随，最后所有的人几乎都离开了。到1900年，这个村的人已经走了一半；40年后，人几乎都走光了，只剩下3户人家。 1966年，两位远足者，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沿着罗马故道偶然经过这里。废旧的住所里只剩下一位老者。两位远足者从老人以及他们和律师能找到的以前的其他居民的后代手中买下了这个村庄。法律文书签署之后，新主人就搬了进来，还邀请了一些志趣相同者加入，帮助支付费用。这样的变化使巴度成了一个轮换居住的中心。那些养老的人、靠出售作品为生的人，以及来自其他城市的消费者到这里来轮流度假。假期租户、野营者和他们带来的金钱受到了热烈欢迎。住户和度假者同样主要依靠自带食物，他们还带来了差不多所有其他必需品，并将不使用电器、电话和热水当做是一种美德。某电影公司在租用这个村子拍摄场景时支付了不菲的费用，利用这笔经费，当地修建了一套供水管道。 巴度的历史是独特的，但也仅此而已。每个地方，如同每个人和每片雪花，其实都是独特的。否则，和巴度同样的改变和事件就会在更多的城市、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上演。巴度是一个例子，是我所说的被动经济（passive economies）的缩影。它的经济变化并不是靠自身力量推动的，相反，它只是对远方城市释放的力量做出反应而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巴度就像被拴在绳子上的玩具，被外部经济或别的力量猛然拽动和放松。在古代是因为铁矿而被开发，然后又遭废弃。到了近代是因为远方城市的工作机会的吸引导致人口流失，然后又因为城市居民的到来恢复了人口。这些变化都不是平稳缓和的。当城市和城市居民觉得巴度没有用处，而把它弃置一旁时，它要么是一片没有任何经济生活的荒野，要么是个一成不变的原始经济。 在没有什么记载的遥远的过去，蓧原的居民也许完全是农户和手工业者，没有同任何城市建立商业联系。但自有记忆的年代以来，来自江户（东京以前的名字）的商人不时到达这里，村里的人们会卖出一些经济作物，购买诸如茶叶、纸张这样的物品，并且获得一些现金，以便支付赋税。在传统的经济生活中，稻米和丝茧是两样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后者的地位在以后会迅速提高。村里人还给商人们出售少量的木材、从森林里应季采集的蘑菇和他们自己生产的木炭。为了获得这三样产品，还有自己需要用来生火的木头，他们仔细地在森林覆盖的大山中寻找。在收成不好的岁月中，他们更是不敢怠慢。森林中的树根、莓果和草根在蓧原被统称为“饥荒食物”（famine food）。 在1900～1955年之间，技术和工具的改良为当地增加了谷物的产量。谷物增产节约下来的时间用于了紧张的蚕茧生产，在20世纪初，丝绸还是日本主要的国际出口产品。但就蓧原而言，这个产业的回报却很小。虽然一些家庭能够购买像自行车这样的不常见的产品，整个村子却仍然贫穷，生活仍是无尽的单调、令人焦虑。至少对于那些曾经历过这种时光的人而言，回顾起来的时候会是这种感觉，他们应该知道。 在只有这一种或那一种城市力量冲击到这些村庄的时候，传统乡村面临的命运可能是乏味而使人沮丧的。如果对蓧原的传统经济作物的需求减少，例如丝茧的市场一旦萎缩，这样的变化可能会给蓧原带来更严重的贫穷。来自远方城市的工作机会的吸引，也只会减少当地的人口，就像巴度的命运那样。大量引入城市开发的技术设备来节约农场需要的劳力，则会让大多数人变得无所事事。一个单独的工厂如果移植进来，也许会将蓧原变成一个“公司镇”（company town）。或者，这个村庄将主要依靠外面的资金来提供补贴，由离家的儿女、丈夫寄回的工钱，以及某种形式的政府补助金。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蓧原的命运在1955年之后发生了与上述情景完全不同的变化，也与它自己的过去迥然不同。这是因为东京的城市扩张影响到了蓧原，而且是全部五种扩张的力量一起对它产生了影响。每种力量都与别的力量交互作用，因此让我们按照以前提及的顺序再来做考察：市场、工作、技术、产业迁移和资金。 东京的市场扩张为自己的城市腹地的农作物多样化提供了实际的可能性。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蓧原的人们发现，他们可以用从那些以前从来没有需求的物品中挣到好价钱：蛇麻草、烟草、罐装桃子的尝试失败了，很快放弃；而桃子、葡萄、蕃茄、装饰灌木、城市庭院绿化树、橡木和蘑菇在城里的需求十分旺盛、价格不菲。作物多样化给当地通常吃的食物也带来了影响。蓧原现在种植了茄子、栗子、爱尔兰土豆、萝卜、红萝卜、草莓、南瓜、莴苣和圆白菜，这些并不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但可以自己食用，也可以作为送给别人的礼物，这是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的表达邻里关系和睦的礼貌的交换方式。因为不再需要马匹，一些居民还养起了牛犊，用牛粪替代马粪作为肥料。在原来的49户人家中，只有20户在1975年还在继续养蚕，他们对蚕茧的经济依赖程度也下降了很多。有48户人家仍然在认真地耕种土地，而且绝大多数都继续种植谷物。事实上，稻米产量的增长幅度和那些新的经济作物一样令人吃惊。 政府的经济学家和计划者并没有意识到：进口替换乃是城市发展的过程。相反，他们将工厂建在那些最需要工作岗位的地方，这就将注定了项目的失败。但实际上，在乌拉圭，工厂设在哪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即使工厂全部集中在蒙特维迪亚及其附近，这个项目也不会起作用。因为那座城市缺乏各种技术人才、生产商需要的投入品和服务网络，也没有必要的实践进口替代策略的操作经验。蒙特维迪亚在过去从来没有替代过大量的进口物品，也没有生产其他产品的经验，完全没有现在急需的多样化生产的基础。 以前用来分配国家财富的福利体系和转移支付如今无法持续下去了。但为了在表面上敷衍过去，政府开始加印钞票，于是通货膨胀爆发。当价格和失业率一起上涨，贫困蔓延加剧之后，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和政治内斗。民间的暴力行为猖獗，500万公民，大约六分之一的人口逃离了国家。最终，军队依靠专政带来了和平和秩序——但这种和平和秩序窒息了经济发展。到1980年，乌拉圭的消费者的平均购买力只有1968年工业崩溃时的一半，而那时的水平又比1950年水平要低得多。现在，乌拉圭正痛苦地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供应基地的经济模式，其基础是低工资、旅游业和皮革毛料出口——因为生产皮革毛料的工人的工资现在低得可怜。就生活水平而言，这些可怜的出口收入不会带来多少帮助，三分之一的外汇要用于支付长期债务的利息，剩下很大部分要用于进口燃料。 现在的乌拉圭属于所谓的第三世界经济，但即使在相对富裕的时期，乌拉圭其实也像其他第三世界经济一样落后、缺乏发展。乌拉圭曾经很富裕，但富裕的落后经济与贫穷的落后经济之间的区别并不大。无论贫富，供应基地的经济模式本身都过于专业化、过于失衡，因此，当他们失去了外界市场之后，就会曝露出缺乏韧性、易碎和无助的特点。曾经降临到乌拉圭的灾难，现在又成了富裕的石油输出国统治者们的噩梦。 人们也许可以将乌拉圭的经济困难归咎于缺乏竞争力、软弱、没有前瞻性、自我放纵等。但实际上，乌拉圭在管理供应基地的经济模式的时候表现得很有能力、很负责，也很人道。他们已经做了的工作都做得很好。但他们却没有为自己创造一个有生产力的城市——一个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不时地替代各种进口产品的城市，然后可以自然地产生一个多样化的城市腹地，为生产商及其他人提供丰富多样的物资。至于为什么蒙特维迪亚或乌拉圭别的地区都没有走上这样的发展道路，我们这里先不做判断。在本书的后面，我将讨论蒙特维迪亚和类似的城市遇到的困难。 在这里，我想继续探询：供应基地保持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能创造进口替代会造成哪些固有缺陷？这些地方的经济过于专业化和狭窄，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为别人生产的物资严重超过为自己生产的部分。这种不均衡因为供应基地所依靠的外地市场的两个特点而变得尤其严重，这些我们都能在乌拉圭的身上看到：第一，外地市场对于他们想从乌拉圭得到的物品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第二，尽管外地市场包含着不同的城市和城市腹地，但它们从乌拉圭进口的物品都非常一致，表现得像一个统一的买家。这种协调一致的选择性是种惊人的力量，它会单独对一个地区施加影响，而城市发展产生的其他力量则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过分狭隘的专业化经济体。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墨西哥中部贫穷地区的一个叫那皮扎诺的村子，它位于墨西哥城西北几百英里。四十多年以来，这个村子一直能收到很多移民汇回来的补贴。那皮扎诺的当地人以前几乎都是以农业为生，很多人今天依然如此——大多数是自给自足式的农业，也有部分人种植一点经济作物。那些只依靠自给自足的农耕的家庭在当地被称为“莫若锁死”（morosos），意为没有希望。他们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艰难。但就在几代人之前，一股新的力量的加入影响到了其中一些人的生活：来自美国的工作机会的吸引。在当时，这么做其实是非法的，逾越美国的移民壁垒也非常不容易。不过一些人还是成功到达美国，做起了季节性的农业工作，另一些人则在休斯敦、洛杉矶这些城市找到了较长期的工作。那皮扎诺的人们主要依靠在洛杉矶的就业机会。 现在，那皮扎诺成了整个地区最为富裕的定居点，全村的1 200户居民大多数都住在舒服的砖砌房子里，有可爱的院子和电视天线。社区里有路灯、一个现代化的医院、一个社区中心，和一个新的斗牛场，名为北好莱坞，以纪念1 500英里之外的洛杉矶的工业区——当地富足生活的来源。 在任何时间点上，当地都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男人不在家，他们在北好莱坞区工作。尽管有各种舒适的设施，那皮扎诺还是被一位观察家描述为伤心之地，因为离别是悲伤的，缺席是长久的，妇女们孤独而乏味地生活在那里。也因为男人们几乎没有时间离开北好莱坞的工厂，旅途费用也很昂贵，导致他们经常一次性地离开数年。他们寄回的钱在老家可以比在洛杉矶买到更多的东西。比如，在那皮扎诺修建一座新的砖房在1980年只需要花6 000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用于购买那些进口的材料，而修造过程很多是自己动手，或通过劳力交换。还有当地极低的工资，都使得其他的花销非常少。同样的房子要是在洛杉矶，即使不算离谱的地价，也要贵出很多倍。那皮扎诺的路灯、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的资金是多年里一次性筹集的，当地人自己组织起来，从工资里征税。在斗牛场修好之后，人们把税钱存放到一个基金里，以进口修建供水系统所需要的管道、泵浦和其他设备。 那皮扎诺的年轻人长到工作的年龄后，他们会接受培训课程，了解工厂里的环境是什么样子。老师是一位老人，在北好莱坞工作过多年后退休回来的。目前在美国打工的乡民会帮助新去的那皮扎诺人介绍工作。其中一家接受他们的工厂就是一位那皮扎诺人自己创办的服装企业，他已经在美国成功地经营了很多年。 自然，那皮扎诺的人们也曾考虑过在家乡创办工厂，这个想法看似有理，因为那里的人们已经有了建立、管理、运营服装企业的技术和经验，他们也会训练新的工人，能够找到批发零售的买主。但是他们还是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使这个工厂真的能建设起来，也没法给当地人发工资。人们在洛杉矶得到的技术和经验，只在有供应商、市场组成的共生网络的城市经济中才有用，而不是这样一个经济贫瘠的地区。因此，当地缺乏一个富有活力的城市，正是这个原因迫使人们远走他乡去寻找工作，也同样是这个原因，让他们无法在家乡兴建自己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