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22日，正当深圳黑市第二次猖獗起来，而上海股价在南方军团的攻击下节节攀升时，突然传出一则令人惊奇的消息。世界证券业的权威性报纸，美国《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麦健陆采访了上海的一位股民"杨百万"。这次在上海金谷园餐厅的采访，使"杨百万"成为知名人物。不久麦健陆再次对杨百万进行采访，两个月内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两篇对他的专访，在英文标题《一个成了百万富翁的杨》下面，还刊登了他的照片。那副有点像中国内地老实巴交农民的憨憨神情，仿佛在说："天下英雄本无主，今天轮到我坐庄。" 过了几个月，即1990年的12月16日，在"杨百万"设于上海海宁路的私人证券投资办公室，美国广播公司的驻京记者赵爱素也对他进行了采访。随后，美国之音、NHK、BBC、NEWSWEEK、CNN、加拿大电视台等众多的外国著名媒体都对"杨百万"进行了采访报道。台湾一家电视台花了几天时间，拍了一部关于他的专题片。外国的一些社会名流，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副总裁、波兰总统经济顾问等，也纷纷造访这位在中国股市里一夜间变成百万富翁的传奇人物。国内的媒体也紧紧跟上，纷纷报道。"杨百万"的名声犹如当时的上海股价，一飞冲天。请他去讲课的各地证券公司络绎不绝，沈阳财经学院则聘请他为该院的教授。 这个家喻户晓象征着中国股市第一批大户的"杨百万"，到底是何许人呢？难道真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神话么？ "杨百万"的真名叫杨怀定，20世纪80年代初，是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保管员，工作勤恳，恪尽职守，曾因一年为仓库增收节支30多万元而获得过嘉奖，冶金部的《冶金报》还登载过他的先进事迹。如果不是一次意外，他可能永远是工人队伍中的优秀一员。 意外发生在1988年的春节前夕，杨怀定保管的仓库失窃铜锭一吨多，价值近万元，事也凑巧，此时他的妻子在浦东承包了一家电线厂，为此厂方怀疑他"监守自盗"，于是公安局打电话要杨怀定去谈谈情况，到了公安局，把他"请"进拘留所谈。这对一位优秀工作者来说当然打击很大。在对他进行了一番审查与责难之后，失窃的第6天，窃贼再次潜入仓库作案时被当场抓获。可还了清白的仓库保管员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在他"平反昭雪"的那天，他的第一篇经济方面的文章《用活资金，促进生产》在行业报刊上发表，这更让他百感交汇，心潮起伏。当晚他提笔写下了辞职报告，并和一张公安局破获这次盗窃事件的剪报一起，交给了厂方。辞职后的杨怀定一头钻进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报纸，靠报纸上得来的信息走南闯北，帮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推销电线，他推销掉的电线达几千公里。 有一天报缝里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中央批准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那里的银行储蓄利率上浮4.8个百分点，年利率可达12.4％。当时他和妻子在电线厂的经营中攒下了5万元钱，这5万元存在上海的银行里，年利率为7.6％，一年可得3 600元利息，他辞职前在厂里的工资每月是68元，一年加起来也只不过800多。杨怀定眼睛一亮，如果把5万元存到温州的银行，他就能多得2 400元利息。谨慎的他立即给温州人民银行写了一封信，问上海报纸登的是否确有其事，温州人民银行回了一封加盖公章的信，证实这是事实。他和妻子商量之后，于1988年4月16日从上海银行提出全部的财产5万元，买了去温州的船票。"人生本来多变幻，千岩万转路不定。"就在他登船的当口儿，当天出版的报纸上的一条消息使他立即退掉了去温州的船票。这条消息就是：从1988年4月21日起，上海国库券市场开放。在消息的下面清楚地写着1985年国库券得益率为15％。他的5万元为此又多出了1 000元的利息。 正是这条不起眼的消息改变了杨怀定的人生。1988年4月21日，对杨怀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这是国库券放开的第一天，他早早地提着5万元现金站在了银行国库券交易柜台前。当时1985年国库券成交价是108元，离到期还有两年零两个月，这个价买进，到期后100元有37元的利息，年利息超过了15％。当时他非常谨慎地只买了2万元。没料到下午没事去银行看看，85年国库券居然涨到了112元，他赶紧抛掉，竟然几个小时内就净赚了800元。800元相当于他辞职前一年的收入啊！正如以后的股民第一次买进和抛出股票一样，杨怀定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炒"。 正是这次切身的体会，杨怀定"否决"了把国库券当做存单的概念。"我回来想，如果我能找到地方买进便宜的国库券，就肯定赚钱。"事后他回忆道。于是他开始"炒"起了国库券。不久，除上海之外，又有六个城市相继开放国库券市场，已是"老炒手"杨怀定意识到国库券由于随行就市，在六个城市间价格肯定不同，其中必有差价可做。但是跑外地费用增加，本小利薄，所以他动员亲朋好友投资，最后本金增加到了14万。第一次跑的是安徽合肥，他在安徽工作的弟弟告诉他，当地的国库券与上海的差价为2块钱，于是杨怀定到合肥工商银行一家交易柜台前通吃那里的国库券，共106 500元，第二天到上海抛出，获利2 200元。 由于当时信息不发达，尚未建立统一的市场，各地国库券的价格不一样，像上海这种大城市，国库券的价格比农村贫困地区的价格要高，而有些地区国库券没人要，单位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搞摊派，老百姓买回国库券，又以八折价抛给银行，银行再以九折卖出来，这样从外地一些落后地区的银行可以买到九折的国库券。于是杨百万天天到外地收进国库券，到上海卖给银行，这样每100元国库券可以赚1~10元的差价。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为了几元的差价，他根本坐不起卧铺，挤在火车车厢里到达安徽或别的什么地方，买进后匆匆赶回，到上海直奔银行机构卖出。一次又一次，以最快的速度来回于上海与外地之间，白天在银行交易柜台前，晚上在火车上，没日没夜，火车的硬座就成了他的床铺，连他自己都搞不清到底跑过多少省份多少乡村和城镇。有些地方跑多了，银行工作人员对他也熟悉了。有一次他带着巨款到安徽某县银行，银行门口排着长队，农民们春耕时纷纷提取现金，出现了挤兑，银行现金已用完，正准备打发农民离开，见杨怀定来了，知道又有现金了，一边给杨怀定国库券，一边把他箱子里的现金发给农民。 几年下来，杨怀定积累了资金。他订阅了26种金融、经济方面的报刊杂志，在各地建立了关系网和信息网，通过电话知道各地国库券的价格与存量，有选择地跑价格低存量高的地方，效率与金钱同步增长，赢利最多的两个月，他竟赚了50多万。最多的一个月，由他经手流入上海的国库券突破1 000万元，这引起了上海财政界、金融界的震惊。